第7章 2037(6)
我说都忘了是怎么回来的。
他说：“我把你背回来的。”
我随口说了句：“不好意思。”
他说：“这算什么，记得小时候你腿坏了，我天天背你上下学，那时你可比现在轻多了。”
听到这句，我心里忽地一热。
多数人都忽略小拇指的存在，直到有一天小拇指扎了一根刺——朋友之间也是如此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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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实在的，尽管之前通过可视电话，但刘主编派来采访的女记者还是把我给镇住了——相貌、身材、气质俱佳。当时第一眼立刻就让我想起许多年以前初次跟“大个”约会的情景：绿萝藤下，长发飘飘，修长的双腿，妩媚的笑容。
“白老师您好，我是钱海燕，咱们之前通过电话。”女记者轻启朱唇自报家门并优雅地伸出右手。
“噢，你好，你好……”我赶紧收回走神的表情伸出手。
“咱书房谈吧，那儿比较安静。”我引领着她穿过客厅走向书房。
“您家真大……”她一边环顾四周一边随口称赞着。
书房内，宾主落座时我已经恢复为那个儒雅淡定的长者。
“真的很抱歉，本来约好上周见面的，但突生变故，只好拖到今天。”
她善解人意地点点头：“听说了，是阿坚老师过世的事儿吧。”
“唉，我们这帮老哥们儿几十年了，现在就像初冬树上挂的枯叶——一天比一天少。”这时小李端着茶走进书房，我赶紧止住话头，“不说这些了，请用茶。”
女记者端过茶杯说了声谢谢，然后目送小李出去，转头对我说：“小姑娘真清秀！”
我笑了：“小姑娘？你也不老啊？”
“我，您别逗我了，明年我就本命年了！”
“本命年？二十四？”我故意装傻，在女人岁数面前你绝不能显得太精明。
“您又逗我，二十四早没了，明年三十六。”
我故意认真打量了她一番，然后摇摇头：“不像，真不像，还是会保养。”
女记者脸一红，打开笔记本和录音笔：“白老师，那咱开始吧？”
采访过程很顺利，有问有答，她问得巧妙，我答得机智，反正旁征博引，风趣幽默一直是我的专利。
问完最后一个问题，她合上笔记本，关掉录音笔，用小心翼翼的口吻说：“白老师，最后还有个私人问题，您听了可别生气。”
“说吧，你不说我更生气。”
她扑哧一乐，突然变得很忸怩，嗫嚅地说：“有没有人说过，或是您自己有没有意识到，您这本小说的主线跟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卡拉马佐夫兄弟》有很相似的地方？我不是说您抄袭，因为两本书的内容大相径庭，但主线都是一个老人和他三个儿子与两个女人纠缠不清的故事。”
听她这么一说我乐了：“没错，就是《卡拉马佐夫兄弟》，我把它搬到中国来了。其实我还一直怕别人看不出来我的良苦用心呢！你能看出来，我很欣慰！真的，不然白费那么大力气！”她脸上顿时显得大惑不解，问：“那您就不担心有人提出非议？”
我坦荡地一笑：“怕什么，我又没像郭老师那样直接抄袭，我是借鉴。对于这一点，我一直认为：优秀的模仿胜于拙劣的创造。想当年，有记者采访古龙先生，问：‘您的《流星蝴蝶剑》是不是模仿美国的《教父》？’你知道古龙怎么回答？他说这算什么！金庸还模仿法国的梅里美呢！”
“真的？”美女记者脸上流露出惊讶的神情。
“嘿嘿，这都不算事儿。文坛上那些重量级大师的花边新闻多着呢！”
“那您给说说呗？”她饶有兴趣地打破砂锅问到底。
“嗯，先从谁说起呢？就从英国开始吧。毛姆，为人刻薄，经常得罪身边的亲人和朋友，加上他又活到九十一岁，所以死时只有助手一人给他送终。写《大卫·科波菲尔》的狄更斯，先是当着老婆面爱上了十六岁的妻妹玛丽。玛丽去世后，又爱上了另一个十六岁的妻妹乔治娜。因为当时即使是和亡妻姐妹结婚都算乱伦，所以他干脆轰走妻子，把家交给乔治娜，在外面又包养了一个美艳的少女爱伦，并跟她生了一个儿子。
“然后是法国。卢梭是十八世纪法国伟大的启蒙思想家，被世人称为‘不同凡俗的英雄’。在1756年，他接受朋友的馈赠，到蒙莫朗西森林中一座环境优美的小屋隐居。从此开始，六年中天天去山下好友爱默森家‘蹭饭’。要知道他隐居的地方离爱默森家起码有两公里，可是他总能在人家开饭铃响起的那一刻及时赶到。这让我不得不以小人之心想象一下：卢老师肯定是每到饭点儿就站在山头朝爱默森家眺望，一看见烟囱里开始冒烟，便迈着欢快的脚步向爱默森家跑去，嘴里还唱着：‘又见炊烟升起……’”
钱海燕听到这儿扑哧一笑。
“巨匠巴尔扎克，整天过着花天酒地骄奢淫逸的生活，可自己的母亲却连面包都要别人施舍。即便他把百分之八十的精力都放在了等着阔情妇卡斯特利夫人的老公翘辫子上，但还是跟别的情妇们留下了四个私生孩子和大量的文学作品。
“而偷偷创作《红与黑》的司汤达说：‘我热爱人民，憎恨压迫他们的人，但真要我和人民生活在一起，简直是一种不堪忍受的折磨！’于是，他利用表兄的关系，伪造自己的战功，谋得了一份好职位。之后，竟然又不知羞耻地勾引表兄的老婆。
“至于俄国最伟大的作家《战争与和平》的作者托尔斯泰，在服完兵役的日子里一面扪心自问：‘我为什么活着？应该怎样活着？’一面疯狂地酗酒赌钱。而且，他还把自己嫖妓酗酒的过程记在日记上，拿给心爱的未婚妻索尼娅看。后来，还雇自己的私生子提摩西给另外十三个亲生骨肉赶马车！而世界上最伟大的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为人自私急躁轻率多疑，心胸狭窄且喜欢自我吹嘘，并嗜赌如命……”
“天哪！”钱海燕张着小嘴露出不可思议的表情，“难道就没有一个人品好一点的？”
“也有，奥地利的卡夫卡。我虽然不太欣赏他的作品，但很欣赏他的人品。卡夫卡四十岁那年爱上了十九岁的多拉·戴芒特。是她给了他离开布拉格移居柏林的勇气。因为她是他同居的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女人。
“在柏林的那段时间，多拉每天下午都会陪着卡夫卡去公园散步。有一天，他们遇到一个为丢失玩具娃娃而伤心啜泣的小女孩。为了安慰她，卡夫卡谎称自己收到了玩具娃娃的来信。
“回到家，卡夫卡真的模仿玩具娃娃的口气给那个小女孩写了一封致歉的长信。故事从这里才开始让我感动。因为卡夫卡不嫌麻烦写一封信就已经足够了，但他接下来竟然又允诺小女孩每天都会带来一封玩具娃娃的信——慰她。
不为别的，只为了安“就这样，他连续写了三个星期。要知道，他是当时最卓越的作家，生活中从不浪费时间——而且对于病重的他时间已经越来越显得少而珍贵，他却还代为一个丢失的娃娃虚构书信。
“多拉说，‘他每写一句都为细节苦思冥想，以确保内容有趣又引人入胜。’我想，这已经不仅仅关乎爱心，而是体现了人性的大善大恶。这，才应该是文学的附加价值！”
说到这儿，我发现钱海燕眼睛里有种不一样的东西。但我没敢多想。
“真感人。”钱海燕唏嘘着。
也许是为了想掩饰什么，她起身走到书柜前，指着满墙的书问：“这么多书，是不是就是您故事的来源？”
“嗯，差不多。”我颔首微笑着。
她站在书柜前端详起来。这倒是给了我一个仔细打量她的机会。
她身高有一米七四左右，皮肤白皙，秀发披肩，五官从侧面看起来颇为精致。她上身穿了一件深蓝色的半袖小西服；下面是一条绷得很紧的高腰瘦腿西裤，白色衬衣扎在裤子里面——显得相当帅气、干练。尤其是脚上那双银灰色的高跟鞋，跟儿至少有六七厘米，使她的双腿显得长而性感。
突然，她转过身来笑眯眯地看着我。也许是我观察的太专注了，这个举动吓了我一跳，但是还好，哥们儿可是久经沙场的人，马上以最快的速度调整了表情，就好像一个慈祥的老人看着自己心爱的女儿。
她笑眯眯地：“白老师，我想借两本书回家看看。您放心，一定好好爱护。”
“没问题，随便挑。”其实我还想说不用还，可话到嘴边又咽回去了。这人哪，即便是得不到，也总是有所期盼。
听我答应了，她兴奋得像个孩子，在我的一排书柜里翻找着。
我说：“你慢慢挑，我去趟卫生间。”
等我回到房间，她面前已经有了一大摞书，她试探地问：
“是不是太多了？”
我说：“只要你能拿得动，我无所谓。”
她抱起来掂了一掂，皱了皱眉，然后从里面又选出五六本，冲我讨好地笑着：“我还是先拿这几本吧，别的下次再说。”
“都随你，下次你带两个工人来我也没意见。”钱海燕嫣然一笑：“白老师，您真好！”
我心里话，女人刚认识我都这么说！
不知怎的，钱海燕走后我心情特别愉快。但是我明白，当你觉得一个异性对你有好感其实往往是你自己感觉的折射——也就是说是你对人家有好感，可你还傻傻的沾沾自喜。
这时小李过来问晚上吃什么？
我说等涵涵下学回来一起出去吃吧。
正说着，门锁响动，涵涵放学回来了。
我说：“涵涵，想吃什么告诉爷爷，今天咱出去吃。”涵涵一听，喜上眉梢：“酷，出去吃大餐喽……”
孩子就是孩子，一听出去吃就高兴，可能小时候都这样吧。
涵涵进屋放下书包又跑出来：“兴奋的爷爷，我要吃烤鸭！”我故意逗他，假装犯愁：“哎呀，烤鸭？到哪儿去吃烤鸭呢？”
涵涵急忙提醒：“全聚德呀！上次我爸带我去吃过，那儿的烤鸭最正宗！”
看着涵涵急赤白脸的样儿我笑了：“得嘞，咱就去全聚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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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年，只要是有朋自远方来，必让我做东请他们吃回烤鸭，好像吃不到就虚了此行似的。
其实北京烤鸭虽然久负盛名，但并非发源之地。早在公元四百多年南北朝时，《食珍录》中即有“炙鸭”记载，等到了南宋，“炙鸭”已经成为临安“市食”中之名品。那时的烤鸭不光是民间美味，同时也成为士大夫家中珍馐。元破临安后，元将伯颜曾将临安城里二百个技艺徒带到当时的大都，也就是现在的首都，自此烤鸭技术才传到北京。
提到烤鸭，就绝对绕不过京城名店“全聚德”。1864年，一个叫杨全仁的老板盘下了肉市街一家濒临倒闭的干果店，立新字号为“全聚德”。
“全聚德”在京城一百多年，早已经稳稳当当地坐上了“鸭老大”的位子。打开他们店的简史，顺手一翻，就是某年某月某日，某外国总理前来就餐。如果你细心，不难发现我们敬爱的周总理生前竟然二十九次光顾“全聚德”，招待外宾，宴请国际友人。对于这，坊间有一个传闻。说是因为周总理一招待外宾就去“全聚德”，一宴请国际友人就去“全聚德”，后来毛主席实在看不下去了，跟总理说：“恩来，差不多就得了，别老一天到晚往全聚德跑，你想吃就直说嘛。”据我判断，绝对没这事，但您就说“全聚德”的烤鸭多招人吧。
请客没问题，但我请着请着却发现了问题。烤鸭都是在挂炉里用果木烤出来的，可这价儿竟然相差甚远。比方说“全聚德”的鸭子卖到了368元一只，但大街上还有58元的、48元的，那天我还看见有卖38元的。
带着疑问我找了个懂行的朋友，他说这鸭子跟鸭子本来也有高低之分，而且包括喂的食料、喝的水、烧的果木都大有讲究。
我说那全聚德的鸭子是喝什么水？他说是玉泉山的矿泉水。
我一听比我喝的都好。
我问他吃了这种鸭子能长寿吗？他说不能！我说能防止老年痴呆吗？他说也不能！
我说那得了吧，38元的我看就挺好。
刚才是句玩笑。孙子想吃，我又高兴，当然首选“全聚德”。
不就钱嘛！
两个钟头之后，我和小李带着涵涵打着饱嗝从全聚德里出来。我从小李手中接过鸭架子，对她说：“你坐车直接回家吧，趁着天没黑，我们爷俩再遛遛，消消食儿。”
我跟涵涵过了马路，顺着道南边一头扎进了绒线胡同。捋着墙根儿走，我环顾四望，不禁心生感慨：“唉，这北京城跟我小时候可大不一样喽！”
涵涵腆着小肚子问：“那您小时候是什么样？”
我小时候？一句话，把我的记忆拽回到许多年前。
过去北京什么样：庄严的古城无时无刻不散发着浑厚凝重的文化气息。随便走到一个地方，都有可能引出一段典故，牵扯到几个“大家”。脚起脚落间，都会扬起一段历史的尘埃。可是现在呢，我们再也感觉不到了，取而代之的是一股浓重的铜臭味儿。
“面向着积水潭，背后是城墙，坐在石头上面看水中的小蝌蚪或苇叶上的嫩蜻蜓，我可以快乐地坐一天，心中完全安适，无所求也无可怕，像小儿安睡在摇篮里。是的，北京也有热闹的地方，但是它和太极拳相似，动中有静。巴黎有许多地方使人疲乏，所以咖啡与酒是必要的，以便刺激，在北京有温和的香片茶就够了。”
您听听，这就是当年老舍先生对北京的评价。可是现在呢，你面向积水潭，背后是二环路。积水潭已经变成了一潭臭水，二环路则像一个吐着汽车尾气的大停车场，让你一分钟都不想多待。
小的时候，就愿意在绿树浓荫的四合院里，沏一杯茶，扇着扇子往那一坐，看一看碧蓝的天空，听一听驯鸽的鸽哨，享受着北京的晨钟暮鼓。可是现在呢，到处是建筑工地乒乒乓乓的噪音，和一片一片钢筋混凝土的丛林。
真的，北京这座历史名城正在透支着历史，透支着文化，它所有的优点，也在悄悄地遗失殆尽。在经济大潮的使者——金钱面前，北京低下它那高傲的头，彻底屈服了。
或许在多年以后，北京城会像一个年老色衰的站街女一样，坐在公园的长椅上，嘴角挂着淡淡的忧伤。不用问，那一准儿是它回想起了当年的自尊与庄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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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的一段时间，北京进入了我最喜欢的季节——秋天。北京的四季中，冬天太冷、春天风大、夏日酷热，只有秋天，像一个清纯秀美的邻家小妹，处起来既舒服又养眼。
记得郁达夫先生1934年从青岛避暑归来路过北京，住了整整一个秋天。故地重游的老郁被北京迷人舒适的秋季所吸引，不再郁闷，写下了著名的散文《故都的秋》，并在结尾处感叹道：“秋天，这北国的秋天，若留得住的话，我愿把寿命的三分之二折去，换得一个三分之一的零头。”当然，他说这话的时候已经三十八岁了。
虽说是身处秋天，但我同时又感觉到春风拂面。怎么这么说呢？是因为最近这段时间我跟钱海燕同志联系得十分频繁。开始是她还书借书，其阅读速度之快令我怀疑她到底看没看。不过事后证明我错了，因为她经常拿书中的话题跟我讨论。
付钱！
后来就是她为了表示谢意请我吃饭——当然，最后还是我通过了解，我知道了她有过一段不美满的婚姻，现在独自拉扯着一个九岁的女儿。这让我很是心疼。No、No、No，请你不要把我想歪喽，因为我童年时有着同样的经历，所以深知她和孩子的艰难。
有天下午，我俩约在朝阳门外喝咖啡，我们谈到了婚姻、家庭和孩子。当她提起自己的婚姻时很洒脱地一笑，说：“其实，一场失败的婚姻也不完全都是坏处，起码它让你明白了自己想要什么，而且还知道了自己不要什么！”
闻言我脱口而出：“那你想要什么？不要什么？”说完我就后悔了，因为这句话容易让人误会，让人误会我在挑逗她。
果然，她深深地看了我一眼，接下来几秒钟不再说话，只是低头机械地搅动着杯中的咖啡。
为了打破尴尬的局面，我给她讲了个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