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1章 飞机炸剩下的大英雄
留在矿上的二姨夫一家平安无事，国共双方拦锯战，矿上无法生产。矿工们就公推我二姨夫当头，成立了护矿队。矿工们的想法很简单，不管什么党，他坐了天下也得要出煤烧炭，现在护好了矿就等于护住了自己的饭碗。
跟着新四军北撤的我母亲，经一番“南征北战”（电影里《南征北战》反映的基本属实）。也安全返回矿上。并因此被定为“46年12月参加革命……”。1982年后则享受“离休”待遇，比我那不识时务，又自行成了“放牛爹”的父亲强了一百帽头子（矿工好称下井用的安全帽为帽头子）。
我姥姥则在矿上与吴村镇之间来回走动。这时节她的主要任务是看孩子，她要看我大姨撇下的孩子大发，以及二姨家的盼盼。尤其是大发，最让我姥姥揪心，刚生下来就没了爹娘，爹娘吧也是，一个是烈士，一个是叛徒，这日后的档案该怎么填？那时，已经开始建立起较严格的档案制度。大姨生前遗留下的大瓷缸就有了用场。用来给大发熬花生、小米粥。有了照看小东进的经验，大发让喂得又白又胖。
那么，姥爷又是如何出名的呢，请看伟大的淮海战役。
还记得陈毅说过的那句话吗：淮海战役的胜利是山东老乡用小车推出来的。我姥爷就有幸成了这小推车中的一员。
当时，吴村镇奉命出车10辆，出夫10人。夫好说，男劳力多得是，可就是小推车不好办，凑了四辆后，还差六辆，那时的小推车（也叫独轮车）实在落后，全是用铁钉铆起来的木轮子，车把下挂着个油葫芦，走起来吱吱扭扭，走不多远就要上点油，否则就推不动。但就是这样的车，一般庄稼人也没有，因为它的价值差不多能抵半匹牲口。
这时，吴四爷发话了。那六辆我包了。不够还有。
吴四爷大事不糊涂，他看准了国民党保江山在走下坡路。共产党打江山正朝气蓬勃。“又是一个李自成吃掉大明的朝代……”吴四爷逢人便说。
此举使吴四爷受到了县里的表扬。李仲文书记到处说，吴先生是开明乡绅。
但吴四爷是哑巴吃饺子心里有数。他儿子吴玉臣最近的来信，他就谁也没告诉。儿子在信里告诫他说，不要对共产党抱有幻想，他们一旦坐稳了江山，会首先共产有钱人。并劝他尽快将家产变卖，随国军撤至青岛。
儿子还说，自己实在没时间，不然会亲自回去将家里人接出。这时是吴玉臣正为中华民国的30年海防计划作预案。他的雄心壮志终于得以实现，抗战一胜利，沈鸿烈践诺立即将其推荐给海军光杆司令陈绍宽，陈大喜亲自拉上铨叙厅（主管人事）厅长钱卓伦，迅速为其办理了正式调入海军部的手续。很快，吴玉臣等就为中华民国的海军发展制定了一份雄伟的蓝图：
在30年内，建造12艘世界一流的航空母舰，前10年先造2艘，各1万吨和8000吨。每艘造价约18亿元（当时的币值）。这个规划令包括蒋介石在内许多高层瞠目结舌。陈绍宽苦口婆心，四处游说：“这笔钱是省不得的……”据闻，蒋介石终于咬牙批准了这一方案（遗憾的是，由于三年内战，钱财耗尽，元气大伤。此计划终于搁浅。如今，海峡两岸的中国人，都没有航空母舰）。
这样，吴玉臣本该再次可以衣锦还乡的，也没有实现。
……
……
我姥爷亲自去吴四爷家推的车。他到得最早，理应挑辆最好使、最轻快的，可是，他却挑了那辆最笨重、最不好使的破车。
“哎呀，这车外号叫老牛车，得多费劲呀。”吴四爷有点不解。
我姥爷狡黠挤了挤眼睛说：“四爷放心，我不糊涂，这可不是上山运粪，这是往枪口上闯，还是悠着点好啊。”
吴四爷顿悟：“本纳而有心计也，哈哈……”
由于车子破旧，我姥爷一路上尽是落在后边。他总是说，放心，我慢慢撵就是。队伍到了江苏峒山县境内，遇到敌机轰炸了，三个大炸弹下来。前边的九辆车，连同满车的煎饼被炸了个满天飞，跟在后边撵得我姥爷当时就吓得屙了一裤裆。
就这样，最后将一车煎饼送上前线的只有我姥爷。立马，我姥爷成了“支前英雄”，奖小麦80斤！挂大红花，满镇子游街。还被请去到处做报告。骑的驴有专人牵着（大伙没忘了他有恐驴症吧）。
以后又有了这样的版本：当敌机袭来时，我姥爷临危不惧，拾起敌人丢下了一挺机枪就开火，把敌机打跑了，而后，勇敢的继续前进，终于将老蒋打败……
作报告还不够，解放区的报纸还登了一大版……
……
……
上了报纸还不够，还有事呢？要你进农协，搞土改，搞得好了，分你好地。
说到中国的土改，那可是一场波澜壮阔的大革命，历时之久，波及人数之多，都是前所未有（刷新它各项纪录的则是20多年后的文革大劫难）。它最早始于东北，时间是46年底，近而是关内的晋察冀根据地及山东老解放区。
依次后延，解放军打到哪里那里就搞土改。到土改搞得最晚的两湖、两广及四川完全搞完，已是1951年底了。
说到山东，又分了三批，第一批胶东；第二批沂蒙山根据地；第三批，鲁南、鲁西南的新解放区。
枣庄就是第三批。
这时淮海战役已结束。我百万大军指日南下，国民党的统治已接近尾声。
现实中的土改至少不像小说和电影《暴风骤雨》里所描写的那样。起码各地的地主并不像“韩老六”那么坏，没那么大民愤。就像镇上的吴四爷，你让老百姓上台砸他的闷棍，斗他骂他，这可能吗？
就是为了防止“抹不开面子”，上级从外地调来了工作队，而当地的干部除了随军南下的外，如李仲文就南下了，其余的都不在当地搞土改。搞的，也是东西互调。
工作队长是胶南人，也就是30多岁，小学教员出身，抗战时入的党，他原来姓牛。据说，因为崇拜马克思就改成了姓马，大伙都称他“马队长”。他拖着浓浓的胶南腔动员我姥爷：
“你是支前英雄，这次运动要积极带头。”
“这不管。”我姥爷态度很坚决，“这忒丧良心，平么分人家四爷的地？别说分地，就是减租俺都不愿意，租地纳粮，天经地义……”
这是剥削，这是压迫，这是不合理的，马克思说，列宁说，斯大林说，等等，总之，今天我们要造反，要把地主的地分了：“因为他们的土地是靠欺负、剥削穷人得来的。”
“这又是胡扯，”我姥爷说：“人家四爷的地是祖上一点一点积攒的，一没偷，二没抢。你知道我祖上是干什么的吗？”我姥爷突然指了指自己的鼻子尖：“告你吧，我祖上也是大户，只不过是让我曾爷爷抽大烟抽光了，那年又正好闹捻匪，所以就败了。嘿嘿，这就叫风水轮流转……”
最后，马队长也有点急了，就吼道：刘同志，你怎么这么糊涂呢？明白给你说吧，谁积极带头，谁分好地，好牲口，落后分子，一点油水没有。
“能分好地？真的……”我姥爷好一阵没缓过神来，“那我现在种的这块贡米地……”
“当然是你的，共产党说话算数。”
我姥爷没再说什么，情绪由激动转为冷静，脸色由通红转为青灰。想了想，走出了工作队。那时，工作队就设在街中心的吴家祠堂，吴四爷还供工作队吃喝。
“哎哎，刘同志，你回来……”马队长高声地喊了一句，“不光你自己干，还有其它人配合呢……”
这几个被招来作配合的，就是那几个小痞子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