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百九十八章 欺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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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人都安静下来之后，夏德良终于沉下笑脸仔细数了遍人数。但让我们不解的是，随后他又端起笑带着我们走出房间去开发区的一家酒吧闹了下半夜。
第二天清早散伙时，夏德良从手拎包里抽出两叠票子，每个哥们都塞了几张。看着手里莫名多出的几张红票，我觉得一切似乎都是夏德良设计好的游戏，也许即使长胜哥没有提那句话，他也会想尽办法把这些钱送到我们兜里。当然，随后我们也不得不听他的安排，替“我们自己”捞钱。
拿人家的钱办人家的事，道理上说似乎无可厚非，不过事情往往相反，先拿到手的钱永远抵不上随后而来的代价。我有时会觉得这些所谓的道上的道义和做人的准则就是自己给自己扎好的绳套，吊死了是副全尸，死的漂亮，终究还是死了；没吊死半路逃跑的，活的长久，终究却还是没脸面的男人。
二郎觉得这些钱来的太痛快，心里犯嘀咕不愿收，长胜怪他不上道，硬是把钱捅进了二郎的兜子。其他人也一样，拿钱的时候多少有些疑惑，但没人拒绝。
“事办没办成不要紧，这些钱就当哥请你们喝顿酒。”夏德良朝二郎摊手，走到包房门口轻轻关上门，才开始说起他的主意。
非典时流动人口和有发病症状的人口都需要隔离观察，时间长短不一，不过这些人的家属担心的程度却都相同。
“去套这些被隔离的朋友的话，把家里的情况问清楚，电话、联系地址都问出来。”夏德良直接进入主题说：“穷的咱不浪费时间，有点来头的咱也不得罪，挑些像样的把电话记下来就行。问出一个人，二百。”
“问问电话就拿二百？”鸡头不可置信的问。
夏德良扭头笑了起来，“哥还能蒙你？被隔离的那几个大区我给你们安排，都穿的像样点，就说政府统计情况，要出电话地址后再确认一遍。嗯……就说政府给这些被隔离群众的家属补偿，每人几千块，让他们心里有个底。以后的事我办就行。”
我想了半天也没想明白夏德良为什么搞起这些“慈善事业”，点点头和其他哥们把电话都留给了夏德良。
夏德良的动作倒是很快，没两天就叫我们去一家商场拿衣服。清一色的白衬衫、灰西裤，站在一起虽然自己觉得别扭，但外人看起来还真像出外公干的办事员。
夏德良随后告诉我们几个隔离区的情况，大多是外来人口聚集的地方，本地人很少见。监督隔离的人他并没有替我们打通，我们也没提，心里都知道这不是什么好事，他也自然不愿意留下尾巴。
“问个电话二百块，市里市外怎么还不得有几万被隔离的？就李桐那学校，几千个学生随便挑点，我下半年天天拿鲍鱼就馒头都够了。”鸡头美孜孜的说，“这老小子脑子没抽筋吧？这便宜事都能让给咱。”
“我瞅你脑子才抽筋了。”我不屑的骂：“别去李桐那，万一出点啥事，汪洋不把咱剁了？”
二郎插嘴劝修鬼去连巡和汪洋那套套话，我倒是很赞同他的提议。
只不过汪洋太忙，连巡听完后根本不当意，“弄点钱花花，没什么大不了的。”
连巡随口还向修鬼讲了一些夏德良以前的事。夏德良与我们不同，正经大专毕业，当然，八十年代的大专比现在的大学要实在的多，并不是花花钱就可以迈进学校门槛。毕业后夏德良在市里建筑公司干过一段时间，身上还挂着高工证。不过夏德良心不塌实，倒腾公家煤赚了上百万，然后赶上装修浪潮自己开了家小公司。运气不大好，当年老百姓虽然都争着抢着换塑钢或铝合金窗、打月亮门墙线，但突然蹦出来吃这碗饭的人太多，夏德良初期赚了不少，后期却很难拉到活。
地产商接手企业单位的专利开始开发地皮后，进驻小区抢生意的装修老板们八成都跟黑社会有瓜葛，甚至他们本身就是黑社会性质的团伙。夏德良在与另一家装修公司抢生意时，手底下十几个小学徒与对方动了手。毕竟只是凑在一伙的打工仔，虽然热血上涌时敢拼命，但过了兴奋头，那点勇气也就消失不见了。要知道我们这种人并不是练过武功打过枪，只不过这些事就是我们的饭碗，天天吃、顿顿吃，而别人，则没有这么大的胃口和这么久的耐性。打了几回，对头雇了黑社会天天来闹，一直把夏德良的生意搅和散局。
夏德良心里不服，高价从保安公司聘了几个真正的打手，结果给自己添了麻烦。一名保安勇过头，把一个道上小有名气的哥们打残了。
因为这事，夏德良跑到外地躲了几年。据说那哥们花了十几万买下两名保外的犯人，高低要弄死夏德良。
不过夏德良再回到这里时，一切都变了样。连巡也不知道他在外面那几年做了什么，在一次国营商场破产而对外招标时夏哥突然露了面。当时汪洋带人帮着一位老板拿标，另一位老板没服软，一直边找关系边加价。到最后，标却落在了汪洋朋友那里。事后知道夏德良送了钱，很重的一笔钱，帮着汪洋买下了标。汪洋不愿领情，夏德良却坦白自己花钱是想让汪洋出面了了自己以前的事。
一来二回，夏德良靠上了汪洋，又帮着李桐的老爸跑动跑西。脑子够用，市里上上下下他都摸透了，现在成天夏德良没啥事干，就是跟在李桐老爸身后忙活。这几年混的风生水起，虽然道上知道他名字的人很少，但汪洋这些哥们却都知道夏德良不是好惹的主。最重要的是，李桐的父亲很得意夏德良，大大小小的事总是交给他处理。熟悉他的朋友喊一声瞎眼狼，不熟的朋友则恭维他是二老板。
老板这个词从我们嘴里说出，并不是夸奖的意思。所有人都一样，一旦身边的人成了老板，那也就代表永远不会和自己处成哥们。
不怕流氓学文化，就怕文化人耍流氓。知道这些后我也有些头疼，但除了二郎外，其他哥们都不当意。赚到钱就是好事，谁又能管得着其他。况且夏德良不是到处乱蹿的钩子，至少看在汪洋的份上他不会把我们轻易陷进去。
就这样，我们稀里糊涂的成了夏德良的帮手，每天我都会对着镜子扎好领带后，夹着只放着烟和打火机的皮包钻进隔离区。先是跟那些发牢骚的监督员客套，随后按照夏德良给的名单编造自己是某人的亲戚，最后就是要出里面人的电话，昏天暗地的把自己装成政府救济人员。有时候，我觉得自己的嘴一点不笨，只要有了票子，几回之后我就背的头头是道。
钱拿的也痛快，我们把记下的地址电话和简单家庭情况交给夏德良后，第二天他就会给钱。当然不是全部按人头，有些他觉得不适合放钩子的人会被踢掉。即使这样，每天一两千块轻松拿到手。
说我们发了疯，这不夸张。
“您好。我是市委非典特别小组的工作人员。政府对你们的情况非常重视，也对你们被隔离这段时间耽误的经济和其他一些问题很关注。市里下了文件，每位被隔离的群众都可以领到五千块的补助金。所以我想问问您家里的电话，方便的话把家里成员的简单情况也说一遍。”
词大概是这样，夏德良教给我们背的。至于为什么非得问出家里的电话，夏德良并没有告诉我们。一般下钩子骗人，大多不愿牵扯太多。不过这也可以理解，毕竟我们的借口是送钱，只要不是自己掏钱，很少有人还会去琢磨自己意外拿到的钱是否合理。如果真有这种人，我倒情愿认为自己生活在公社年代。
白天抄电话，晚上睡姑娘，在时代玩的时候，兴起了，我们通常直接砸一叠票子在吧台，“剩下的当小费。”
不过可以相信，基本剩不了多少。装逼的方式而已，我们不在乎别人的讥笑，自己觉得爽。包括一开始不屑一顾的二郎也开始眼红，加到我们这里一起去下钩子后，他比谁的成绩都要好。
鸡头分析了很久，最后确定二郎的大肚子可能就是他办事顺利的原因。能在行政人员里挑出像我和鸡头这么苗条的很难，所以我和他总得多费很多口舌才能让别人相信。
半个多月，大概每个人都赚了一两万，夏德良让我们不要再干时，没有谁还抱怨。很奇怪，这些钱赚的容易花的也快，结束时我发现兜里居然没剩多少。不过让我继续磨着夏德良再要几个电话，我也不愿。没有谁是傻子，尽管知道自己办的是错事，尽管自己还继续办着，心里越来越发慌的感觉却是实实在在。
不差多要一个电话，我每次都是这么安慰自己。这个借口很可笑，如果出了事，或许我会说，不差多蹲一年。多他妈可笑。
凡是可笑的事都不值得可怜，也许嘲笑才是人的本能。
我们收手没几天，汪洋忽然打电话把我们全都叫去了和平区。
大门关上，汪洋把我们十几个人都叫到一起，一点没给面子，抬腿挨个狠狠踹了一脚，包括平常跟他关系不错的长胜。
“我他妈让你们死，你们死不死？”汪洋恼怒的喊，“以后再干什么事，自己掂量好，有这回没下回。”
老六脾气很大，站出来伸手就推汪洋。站在汪洋身后的连巡没客气，冲过来扯着老六的衣领子，按住头一脚踢在了下巴上。
老六倒下去时候我很怕，他的样子太难看，双手捧着下巴的样子让我怀疑他是不是脱臼疼的喊不出声。
老八刚迈步，连巡立即瞪眼看着他，特好使，老八停下了脚。
“我脾气大了点。”汪洋忽然叹口气，矮身拉起了老六。见老六捂着脖子瞪着自己，汪洋竟转身走到茶几边，握着玻璃杯狠狠砸在了桌子上。
玻璃杯碎了，汪洋的手也见血了。
那是我第一次见人这样补偿别人的愤怒，我很惊讶，甚至佩服。无论如何，我不会用自己手掌心那些嫩肉作为碎玻璃的窝。
汪洋手心的血出的很凶，没一会整只手开始垂血，而汪洋连看都没看，只是平静的看着老六，似乎在等着老六消气。
“够了。”老八吼，“以后你说句话，啥事我都给你办。”
汪洋摇头说：“我不是那意思。”
连巡喊长胜去找点东西给汪洋擦手，汪洋就托着自己满是血的手掌说：“咱出来是为了钱，但也得看看钱到手，自己能不能拿得住。”
说完，汪洋走过来搂着老六走出了和平区，留下我们面面相觑都看向了连巡。
连巡好一会才明白过来，忽然笑了起来，“操，汪洋就这德行，别当事。”
随后连巡又沉下了脸，说出了一些让我后怕的事。
夏德良这些勾当终于见了光，汪洋早早就听到，找朋友问了很久才知道夏德良和几个南方人勾搭在一起。我们要到电话后，夏德良再找人给隔离者家里通话，同样的理由，但却要求家属给出存折或信用卡号以及身份证复印件。
这些人的手段我至今没搞明白，只知道那几个南方人有一套，或骗或耍手段，从这些存折里弄出不少钱。我们这些人就拿了那么多，他们到手的当然更惊人。
事情出现的快，结束的更快。毕竟非典是大事，政府没多久就查出这种行经。而且这并不是独一份，在外省也出现过相同的事，过程或许有些区别，结局却都一样。天下骗子都是一家，没有高明和独特，只是一部分运气比较好而已。
可惜，我们的运气太差了一些。
警局开始调查，而且很重视，一场非典已经把社会闹的沸沸扬扬，有人趁火打劫做这些，自然要给予严厉的打击。局子的朋友要立典型，小组已经建起来，破案也就是早晚的事。汪洋知道后立即把我们找到这里，发火也是因为我们贪心。
知道事情原由后，所有人虽然惊讶，但大多松了口气。汪洋肯这么做，就代表他肯帮忙。不过我和我的哥们都藏了心眼。道上出事，最直接的解决方法就是找人扛。不是论资格论义气，而是论出道的早晚。在和平区，我们这些人是最嫩的，与汪洋的关系也是最远的。
半晌，修鬼咳嗽了一声，“哥，有啥事我们能帮上？”
连巡明白我们的意思，点头说：“下午你几个跟我出去办点事。”
我难堪的笑了几声，看向二郎。二郎原本严肃的表情立即挂上笑，歪着嘴冲我连连摇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