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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时间顺序来讲，第二种反抗形式要深入得多：它包括对公共资源的集中及强化。这种反抗很难指望平民阶层能够自觉参与。对于岛上的农夫、织工、面包师、木匠、玉米商贩和渔夫等而言，任何一位王储变为国王就像天气变化一样自然，大家接受就是了：农夫望着积云里的微光，摇摇头——仅此而已。在他地衣般的大脑深处，总为传统的灾害，自然的或人为的，留有一席传统之地。经济贫乏，发展缓慢，价格一成不变，长久以来没有活力（通过这样的经济，空洞的头脑和空空的胃之间立刻形成了联系）；农业常年形势严峻，收成微不足道，只不过够吃而已；蔬菜和谷物之间有秘密协定，好像是同意相互补充，从而保持农艺学的平衡——所有这一切，根据古姆所说（见《经济基础与经济进军》），让人们习惯了逆来顺受。如果某种魔法在这里盛行的话，那么咒语附身，受害者情况只会更糟。更有一层——有见识的人发现这种情况可导致特殊的悲哀——这位“无花果”王储在下层社会和小资产阶级之中受到低俗的欢迎（这两个阶层之间的区别很难界定，如同我们会经常看到的一种令人困惑不解的现象：一个店铺老板的儿子生意兴隆，不料要去接手他祖父低贱的手工活）。谈到“无花果”的胡作非为时，人们总是毫无例外地面露诚恳的微笑，这样就不至于受到谴责：人人嘴上挂着欢笑的面具，一副赞许的样子，已经和实际的想法难以区分了。“无花果”闹得越淫乱，人们笑得越响亮，酒吧里通红的拳头敲打木板桌就越有力，越欢快。举个非常具体的例子：某天，王储叼着雪茄，骑着马走过一个偏僻的小村庄，碰到了一个长相好看的小女孩，于是就让她一同骑马，毫不顾忌她父母的反感（即使他们尊敬王储，也抑制不住心中的反感），她的老祖父一路奔跑追赶，直到跌进一条沟里。全村的人，根据情报人员的报告，笑声雷动，表示羡慕，猜测有好事上门，向这一家人贺喜。那孩子过了一小时回来后，他们还居心叵测地问长问短。只见她一只手里捏着一张一百克朗的纸币，另外一只手里拿着一只刚刚钻出鸟巢的幼鸟，那是她在回村庄路上经过荒凉的树丛时捡到的。
军界对王储也不满，这倒不主要出自对道德准则和国家威望的考虑，而是王储对火力打击、枪炮齐鸣的态度引起了军界的愤恨。加丰王自己和他那位好战的前任相反，是一个“彻底的文职”老古董，尽管如此，军队还是容忍了他；在军事上他对军方唯命是从，这样就弥补了他对军事的无知。与此相反，他儿子却对军事问题公开讥笑，近卫军觉得不能原谅。军事演习、列队行进、鼓足腮帮子吹奏音乐、按照各种习俗操办部队团体宴会，以及这小小岛国军队所进行的其他各种认真的娱乐活动，在阿道夫极富艺术气质的心里激发出来的只有瞧不上眼的讨厌。不过军队的不满也没有走得太远，仅仅是一些零散的埋怨，外加半夜发点誓言（对着微弱的烛光、酒杯和剑）——第二天早晨也就忘记了。所以说，能够主动反抗的还是公共知识分子，可是说来悲哀，他们人数不多。不过，反阿道夫阵营中包括某些政治家、报纸编辑和法理学家，都是些受人尊敬、筋骨强健的老家伙，掌握着大量的机密或具有明显的影响力。换句话说，公众舆论也应时而起，随着王储的恶行进一步加剧，抑制王储的倾向被认为是代表了体面和明智。现在只剩一件事，就是找到管用的武器。唉，缺的偏偏就是武器。媒体有的是，国会也存在，但是根据宪法规定，对王室成员如有一点不敬，必定会导致报纸遭禁或议会解散。试图引起举国震动的行动发生过一次，但失败了。这就是著名的翁泽博士的审判案。
那个案子突显了一些前所未有的事情，甚至在极北之国的司法记录中也是前所未有的。有一个人美德誉满天下，是一名大学老师，也是写民事和哲学问题的作家，极受推崇，观点严谨，原则性很强；总而言之，他的人品完美无瑕，光昭日月，任何人与他相比，声望都似有瑕疵。可是他却受到指控，说犯有违反道德的多项罪行。他绝望之下笨拙地做了自我辩护，最终认罪伏法。事情到了这个境地，也就没什么不寻常的了：天知道精美的乳头在细看之下会变成怎样的疥疮！这件事的不寻常之处和精妙之处就在于这样一个事实：该案的控告和证据形成了一个切实可行的副本，所有的罪名都可以指向王储。简直就是一幅原尺寸的画，无需任何增减就可以装进事先准备好的画框里，每一点细节的精准程度让人不得不惊叹。画上大部分内容都是新的，让谣传已久的陈词滥调准确地落在一个人身上，以至于大众一开始都没有认出来这画是以谁为模特的。然而，报纸上天天报道，很快就激得那些能够看出门道的读者大感兴趣，过去大家旁听审判顶多掏二十克朗，现在花五百克朗也在所不惜。
最初的主意是由prokuratura（地方行政官）孕育而生的。首都最老的法官非常喜欢这个主意。现在要做的只有一件事，就是要找到一个人，这个人要足够正直，不至于同这类事件的原有当事人混淆起来；这个人要足够聪明，不至于在特别法庭上表现得像个小丑或白痴；这个人尤其要有足够的忠诚，愿意为这个案件献出自己的全部，愿意忍受这场骇人听闻的泥浆澡，愿意牺牲他自己的事业以节省别人大量的劳动。这个角色的候选人不好找：此计的谋划者大多来自富裕的家庭，他们喜欢扮演任何角色，就是不愿意扮演这个没了他戏就不能上演的角色。形势看来已经无望了——直到有一天，翁泽博士身穿一身黑衣出现在密谋者的会议上。他没有坐下，就宣称自己完全同意任他们支配。有了机会就要抓紧，刻不容缓自在情理之中，这样他们没有时间为此感到惊讶。乍看之下，此事肯定不好理解：一位思想家，生活单纯，怎么会甘愿自带枷锁，效命于政治阴谋呢。其实他的案例并不是那么非同寻常。翁泽博士经常思考一些精神问题，也常常把最刻板的法律原则应用到最经不起推敲的抽象案例中去，所以一旦有机会去做一件无关私利或者很可能是毫无意义的事情时（因为毫无意义，所以依然抽象，这是抽象事物极纯的本质所决定的），他便不可能弃用他个人惯用的老一套方法。更有甚者，我们应该记得翁泽博士就要放弃教职，就要放弃他钟情的四面皆书的书房，就要放弃他新书的写作——简言之，他就要放弃一个哲学家有权珍惜的一切。我们还应该提到，他的身体也不太好；还要强调的是，在案子提交细审之前，他不得不花了整整三个晚上深入研究一些相当专业的文献，文献讨论的是一个禁欲者知之甚少的问题。我们还要补充一点，在作出决定前不久，他刚刚与一个自己暗恋了多年的老姑娘订了婚，那女子的未婚夫一直在遥远的瑞士与肺结核斗争，直到未婚夫去世，她才摆脱了同情对她的束缚。
案子起始于这位真正的女中豪杰对翁泽博士的起诉，称被他引诱到他的秘密garconnière(12)，“一个奢华而又放荡的狗窝”。一个并不很聪明的少女也对“无花果”王储进行了同样的起诉（唯一的不同之处是那套被阴谋家秘密租赁并装修的公寓并不是王储过去常租来用以特殊玩乐的那一套，而是在街对面与之相对的那一套——这就立刻形成了整个案件的镜像构思特征）。但这个少女碰巧不知道引诱她的居然是王位继承人，即是说，一个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被告发的人。接下来便是许多目击证人的证词（证人中有的是毫无私心拥护王储的人，另一些是雇来的特工：比第一类人要少）。这些人的陈述是由一个专家委员会精心起草的，我们可以注意到其中有一个著名的历史学家，两个重要的文学界人士，还有几个经验丰富的法理学家。在这些陈述中，王储的行为都是按照恰当的时间顺序逐渐发展的，不过与王储令公众震怒的行为实际所花费的时间相比较，还是有所节略。轮奸、同性恋、诱拐年轻人，以及许多其他荒淫行为都以详细提问的方式讲给被告听，但被告的回答却比提问简短得多。翁泽博士独特的思考方式是有条不紊地下功夫，所以他事先对整个案件以他这种独有的方法进行了研究。他根本没有考虑过戏剧艺术（事实上，他也从未去过剧院），便以一种学者的方法，无意间成功地扮演了此类罪犯角色。这样的罪犯抵赖罪行时（抵赖是一种态度，在当前案件中意在促使诉讼加快进行），会在矛盾的陈述中找到养料，在糊涂的顽固中获得支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