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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维埃政权的主体已经巩固，幽灵般的白军向他们重新开战的可能性微乎其微，所以他们并不为此特别担心。但飘忽不定的“白盟”黑手到处搜集军事重镇和工厂的情报，然后德国人坐享其成，这让他们非常恼火。流亡人士的政治色彩千差万别，深奥微妙，德国人懒得过问，但一位“白盟”主席爱国心切，每每因坚持道义而阻碍了友好合作的流畅进行，他们也会感到恼火。
于是，戈卢布科夫将军遇上了天赐良机。苏维埃一心盼望由他统治“白盟”，那样他们就会对“白盟”的所有间谍了如指掌——同时随机应变，让德国人虚耗精力，得到假情报。德国人也同样相信，通过他，他们可以把一大批自己绝对可靠的情报员安插在“白盟”的日常情报员中间。两方都不幻想戈卢布科夫将军对自己忠诚，但两方都以为有他在两边摆来摆去，自己便从中有利可图。单纯的俄国老百姓，那些流散在边远地区辛勤劳作的俄罗斯难民家庭，仍和在萨拉托夫或特维尔一样，操持着他们卑微而诚实的生意，养育着脆弱的儿女，天真地相信“白盟”是什么“亚瑟王的圆桌骑士”之类，代表着俄罗斯童话过去和未来的一切美好、体面、强大的事物——这就是俄国老百姓的梦，这些梦想很可能被影片剪辑者视为长在主题上面的赘疣。
“白盟”成立之初，戈卢布科夫将军的掌门候选地位（当然是纯理论上的地位，因为谁也不曾预料到当时的领导会死）还远在一长串名单的下端——其中原因并非他传奇式的英勇事迹没有得到同辈军官的充分赞赏，而是他碰巧是全军最年轻的将军。快到第二任掌门选举之时，戈卢布科夫将军已经展现了组织者的巨大才能，觉得他能够安全地从掌门候选名单上划去好几位，也就顺便救下了这几位的性命。第二位将军除去之后，许多“白盟”成员都相信，下一位候选掌门费琴科将军会将他凭年纪、声誉和专业素养理当享受的权利让给这位后起之秀。然而老先生虽对“理当享受”心存怀疑，却觉得躲开已经要了两条人命的工作有懦夫之嫌。于是戈卢布科夫将军一咬牙，又从头做起。
他在外表上缺乏吸引力。全身上下没有一点你们熟悉的俄国将军的样子，没有一点和善、魁梧、凸眼、粗颈的样子。他身材瘦弱，五官鲜明，嘴上一道短髭，头发剪成俄国人所谓的“刺猬”型：又短又硬，笔直，密实，耸立而整洁。多毛的手腕上戴着一圈细细的银镯，他递给你的香烟要么是纯粹的俄国自造烟，要么是带李子干气味的英国“卡普斯腾”牌——这个牌子他念出来就是这样的音(5)——烟卷整整齐齐地排列在一个宽大的黑皮旧烟盒里，这个烟盒曾伴他经历过无数战役，受过的硝烟洗礼应是可想而知的。他为人极其客气，从不招摇。
每当“斯拉夫斯卡”在她众多的“艺术资助人”家里“搞接待”时（有一位波罗的海的什么男爵，一位首任妻子曾是歌剧《卡门》名角的巴克拉克医生，还有一位是个老派俄国商人，正在通货急剧膨胀的柏林生意兴隆，以十英镑一栋的价格买下一幢连一幢的房子），她毫不起眼的丈夫会一声不响地穿梭在客人中间，要么给你端上一份腊肠黄瓜三明治，要么送来一小杯淡霜颜色的伏特加。“斯拉夫斯卡”歌唱的时候（她在这样的非正式场合下，总是坐着唱，一拳支腮，另一只手摊掌托肘），他会远远站在一边，要么靠在什么东西上，要么踮着脚尖踱向远处的一个烟灰缸，将它拿来轻轻摆在你座椅的宽大扶手上。
我认为，从艺术角度看，他如此不露声色，做得过了头，无意间有奴颜婢膝之嫌——如今看来倒是恰到好处。不过他当然是希望把自己的存在建立在对比原则上，也常以此取得激动人心的效果。他会从一些美好的迹象中——有人头一偏，眼睛一转——准确地得知屋里远处的某人正在请一位新来宾注意一个令人神往的事实：眼前这位低调谦恭的人竟然是一场传奇式的战争中功勋卓著的英雄（曾单枪匹马攻城掠地，以及类似的事迹）。
三
德国的电影公司，当年就像毒蘑菇一样纷纷冒出（那时候光的孩子还没有学会说话），通过雇用俄国流亡人士找到了廉价的劳动力。那些俄国流亡人士，希望和工作全都在过去——也就是说，这是一帮完全虚幻的人——让他们来代表影片中“真实”的观众。一个幻觉紧接着另一个幻觉，让敏感的人产生住在镜子宫里——或者不如说住在镜子囚室里的印象，一时分不清孰为镜子，孰为己身。
说来也是，我只要想起“斯拉夫斯卡”在柏林和巴黎唱歌的地方以及在那里见到的形形色色的人，就会觉得我仿佛在对某部旧电影进行色彩和声音的技术处理。影片中的生活是一阵灰色的振动，葬礼上的惊慌奔走，只有大海带上了颜色（一种病态的蓝色），后台某种手动的机器模仿着与画面不同步的海浪拍岸声。一个故事中的人物，形迹可疑，受到救援组织的憎恨。这人是个秃顶男子，眼露凶光，双腿盘坐，像个上了年纪的胎儿一般，缓缓地飘过我的视野，然后神奇地落在后排一个座位上。我们的那位伯爵朋友也在，全身从高领到脏鞋罩都可看见。还有一位可敬却又俗气的神甫，宽厚的胸上一枚十字架在微微起伏，坐在第一排，两眼直视前方。
一提“斯拉夫斯卡”这个名字，我头脑里就浮现出那些右翼庆典节目，其性质和她的听众一样虚幻。一个多面手的艺人，取了个斯拉夫假名，是个吉他高手。这种人在音乐厅演出中常是最先出场的廉价艺人，在这里反而极受欢迎。他的乐器装有玻璃面板，上面缀着闪亮的小饰品，腿上穿着天蓝色的丝裤，他后面的演出者也大体都是如此打扮。有个大胡子的老无赖，穿着一件下摆裁成圆形的破旧外衣，从前是“神圣俄国至上会”的会员，常做主持人，把“以色列之子”和“互济会”（两个秘密的闪族人组织）对俄国人民的所作所为作一番生动的描述。
现在，女士们，先生们，我们高兴而又荣幸地请到——这时她就会站在那边，背后是棕榈树和国旗组成的难看背景。她用苍白的舌头舔湿浓妆艳抹的嘴唇，戴着小山羊皮手套的手悠闲地握起来，放在紧身衣收束的腹部。她那位固定的伴奏，脸上像大理石一般冷静的约瑟夫·莱温斯基，追随着她的歌声，从沙皇御用的音乐厅到卢那察尔斯基同志的沙龙，再到君士坦丁堡一些无名的地方，弹出一串跳板般的音符，组成简短的引子。
有时候，唱歌的地方要是个正经地方，她就会先唱国歌，再唱她那些有限却广受欢迎的曲目。免不了会有那首哀怨的《去卡露加的老路》（第四十九里处有株雷劈过的松树），还有开头是“我的俄罗斯深埋雪中”的那一首，俄文的歌词印在德文翻译前面。再就是那首古老的民谣（一位平民写于八十年代(6)），唱的是一个土匪头子和他可爱的波斯公主，后来他的手下抱怨他儿女情长，他就把公主扔进了伏尔加河。
她不讲究艺术品味，歌唱技巧也是时好时坏，整体风格堪称粗暴。可对有些人来说，音乐和感情浑然一体，也有些人喜欢用歌声作灵媒，把昔日里最早让他们害怕过的场景再次招魂于眼前。这样的人听她的歌，总是心怀感激。他们在她无比响亮的歌喉里找到了对往昔的怀念，对故国的热爱。如果她的歌声里响起一股狂野鲁莽的气概，大家便认为这时的她尤其富有感染力。假如这种狂放气概不是那么公然地做作的话，她或许还能凭此摆脱彻底的粗俗。那又小又硬的东西，原是她的灵魂，从她的歌声中突显出来，她性情所能达到的最高境界只是一个漩涡，而不是自由奔腾的洪流。如今在哪个俄国家庭里打开留声机，一听见她保存在唱片上的女低音，我就不由自主地要打冷战。我就会记起她假装唱到高潮时忸怩作态的样子，发出最后一声激情的呼喊时，嘴的全部构造展现无遗，蓝黑色的头发像美丽的波浪一般飘动，双手交叉按在胸前的缎带奖章上，接受大家发狂的喝彩。她肥胖的黝黑身躯即使在鞠躬时仍然僵硬，这是因为裹在结实的银色绸缎里，使她看上去像个雪堆成的妇人或一条高贵的美人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