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3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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皎然所认为的"真正的自然之美，必须经过人工的锻炼，必须经过苦思的创造，'貌若等闲'，实际出于艺术的功力，所谓取境之时，必身入其境，要经过'至难至险'的体会、观察和构思，才能得到奇句，这都是精辟之见。"二是对陈子昂的看法和复变问题。"皎然是一个佛徒，又是一个隐士，他的诗大都抒写隐情，'发明玄理'，而缺少反映社会生活的内容。""他在诗论中只重视诗的体制格调（他所着重谈的自然和工丽，都是从形式和风格来谈的），不注意诗的社会内容，因此对陈子昂诗歌的价值认识不足。"三是论述诗歌的风格。皎然对"诗歌风格的分类，虽然还不能说周密有系统，但皎然吸收了前人关于这方面的意见，作了更为详细的分类，在诗歌风格学的历史发展上是有贡献的。尤其是论意中之静、意中之远二语，更具有他自己的看法。"但是，因受当时现实主义文论观的影响，该书对皎然诗论中重形式轻内容的理论倾向作了批判，说"《诗式》在诗歌上的主要要求，是和汉魏乐府、以及杜甫一派新乐府的精神不相合的"，"他对六朝以来的绮靡文风虽也表示不满，但他和陈子昂、李白、杜甫、元结诸人的理论实质，表现出两条不同的道路"。这种观念甚至延续到八十年代初出版的敏泽的《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中。敏泽也认为，皎然诗学理论中"渗透着封建主义的思想观念和消极的出世思想"，因而他在肯定了皎然某些论述艺术规律、特点的见解之后，又批判了皎然"唯心主义的文学观及其对于超逸的提倡"。
直到八十年代中后期，学界才又从隋唐五代诗学理论发展的角度出发，历史、客观地分析和评价皎然诗学理论的理论价值和历史贡献。
如成复旺等著《中国文学理论史》第二册就指出，皎然虽然是一个禅僧，但是，"他对待文学和人生，既跨越了禅门清规，也突破了儒家教条，而能够借助禅宗哲学，兼取儒、道，以解诗理，继承并改造了前人强调政教作用和重视形式之美的两种诗学，对诗歌创作和鉴赏中的审美规律，作出了新的概括。他上承殷璠，下开司空图，对中国古代诗歌美学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不过，殷璠的诗学是以艺术经验为依据，其'兴象'说是从'比兴'说演化而来，司空图的诗歌哲学是以《易》《老》《庄》为理论武器，其论'道'、 '素'、'意象'、'韵味'，与玄学关系甚深。皎然则是立足禅学，融会儒、道，既讲'诗教'也讲'诗道'，既讲'体德'也讲'作用'，合意兴与境象，达复古与通变，而归结为自然天真。"
再如，王运熙、杨明著《隋唐五代文学批评史》在分别详细分析了皎然"论体势、作用、声对、义类"、"论适度、创新变化、避俗"、"五格品诗"等见解后，对皎然诗学理论的优缺点进行了较为客观、公允的评价。他们认为，"皎然在诗歌艺术上主张工丽、自然、格力三者俱备的观点，对于大历诗风具有补偏救弊的作用"，"从文学思想的渊源关系来讲，可以说是继承了刘勰、钟嵘的观点。"他们还对皎然诗学与佛教之关系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从总体上看，佛学对皎然诗学虽有渗透，但毕竟是次要的、少数的"，"皎然的诗歌理论，主要还是接受儒、道两家（特别是儒家）思想和中国古代诗歌创作传统的影响。他论诗崇尚高雅、风雅和中和之美，来自儒家的美学观点；崇尚自然，则更多地接受了道家的美学观点。他重视诗歌的工丽、气格等艺术主张，则主要是从历代优秀诗歌的传统中总结出来的。""全书也没有举玄言诗一类赤裸裸地宣扬老庄思想的诗。这说明皎然是真正懂得诗的艺术的，他知道要写出一部真正能启迪后学、示人楷式的诗学著作，必须面对历代大量的优秀的诗歌遗产，进行认真的总结和分析，而不能凭藉抽象的思想学说。"但他们又指出，皎然诗学理论中也存在着明显的缺点：一是评价不甚公允。对唐诗尤其是盛唐诗歌评价偏低，对南朝的谢灵运、江淹、唐代的沈、宋评价偏高，对南朝乐府民歌及其仿作、陈子昂评价偏低，对大诗人李白和杜甫，则缺乏认识。二是持论和组织不甚精密。另外，他对前此文论家的批评也很苛刻。
张少康著《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发展史》则紧紧围绕皎然诗学理论的核心问题进行评述。作者认为，皎然"最理想的诗歌审美境界，是创造一个清新秀丽、真思杳冥的诗歌艺术境界，来展现禅家寂静空灵的内心世界"，"皎然诗论中最重要的是他对这种诗禅合一的诗歌意境的创造及其特征的论述"。对于诗歌意境的美学特征，皎然在《诗式》、《诗议》中有一系列重要论述：第一，具有象外之奇、言外之意；第二，气腾势飞，具有动态之美；第三，真率自然，天生化成，无人为造作痕迹。作者还指出，"皎然诗论给人以比较零散的感觉，涉及到很多方面，似乎找不到一个中心，而实际上则是围绕诗境而展开的"。对皎然诗论的哲学内核，作者也有非常独到的看法。他认为，皎然论诗虽也有某些儒家思想的影响，但是，从《诗式》的主要内容，特别是皎然有关诗歌创作思想的论述来看，主要还是受佛学和庄学的影响。皎然的诗歌评论在方法上持"中道"论，但不是儒家的"中道"，而是佛家的"中道"。佛家的"中道"是意中方法论，它要求人们重视事物两个相反的极端，而采用意中补充偏不倚的观点来说明之。这种要求运用到文学评论中，即是要求对诗的批评不能走极端，要做到适度，恰到好处。《诗式》中的"诗有四不"、"诗有四离"、"诗有六至"等条，都非常鲜明地体现了诗家的中道观。最后，作者对皎然诗论给予了很高的评价："皎然诗论上承殷璠、王昌龄，而下开司空图，是唐代诗论中比较重视艺术审美特征一派的重要代表人物，也是中唐时期很有代表性的重要诗论家之一。他的《诗式》、《诗议》是唐代探讨诗歌创作法式、艺术技巧和诗歌格律这一类著作中最有成就的代表作。"
另外，八十年代以后还产生了不少对皎然诗论进行专门探讨的文章，如蓝增华的《皎然〈诗式〉论取"境"》、敏泽的《皎然的〈诗式〉和司空图的〈诗品〉》、吴文治的《皎然的〈诗式〉蠡谈》、张寅彭的《古代诗论意境说的肇始作――皎然〈诗式〉》、韩欣泉的《皎然诗论与佛教哲学》、姜光斗等《论皎然的诗歌美学》、孙昌武的《论皎然〈诗式〉》、肖占鹏的《皎然诗论与韩孟诗派诗歌思想》、王运熙的《皎然诗学评述（正、续）》、陈金泽、毕万忱的《荟萃前人 滥觞后世――论皎然的诗歌艺术思想》、王志强的《评皎然的风格观》、孟二冬、耿琴的《皎然的"复古通变"论》等。
其中，蓝增华文从四个方面分析了皎然论取"境"的观点：（1）情与景的辩证关系；（2）诗境是真、善、美的统一；（3）诗境中形象的两大特征：想象性、动态性；（4）创造诗境的形象思维方法――赋、比、兴。张寅彭文认为，皎然《诗式》所论诗"境"，主要是指诗人构思阶段捕获的艺术形象或画面，"成篇之后"，最后定型的艺术形象或画面，《诗式》称之为"体"。皎然强调取境中"思"的作用，比"妙悟"说来得实在，强调了"苦思"，实际上接触到了诗境的理性问题。
姜光斗文认为，皎然在中国美学史上的最大贡献在于他首先提出独具中国特色的诗歌美学范畴――意境。皎然的诗歌美学摆脱了传统的儒家诗歌美学，突破了以善为真。以善为美的局限，超脱于政治伦理之上，以其"超世俗、超功利的态度来研究诗歌美学，所以他只追求真与美，而不提善"，避免了儒家诗歌美学过分强调政治伦理教化作用，以及用封建政治伦理掩盖人的真实感情，忽略形式美之弊。本文还认为，《诗式》中辨体十九字应属于意境论，而不是风格论，十九体中只有"思"、"悲"、"怨"、"力"四体可视为风格，亦可视为意境，其它十五体都只有以意境论方能解释得通。
孙昌武文主要论述《诗式》以佛家的宇宙观和认识论来论诗，及对后代诗歌理论与实践产生的影响。该文认为，皎然意境论中关于"取境"的观点，取于佛教法相唯识一派的认识论，"境"不是客观实在的反映，而是主观缘虑的产物，是心造的，是法相唯识之学中的"相分色"或"所所缘"，其"境"是冥心静虑，轻安逸悦的"禅境"，本质上是唯心主义的。他以"尚于作用"的观点，从创作的主观方面强调了对诗的内容的要求，其忽视创作的社会内容，而重视创作的心理内容，这种看法是独特的，有价值的。皎然发挥了大乘佛教提倡"现观"、"亲证"，排斥名言概念为认识中介，要求"心"与"境"直接契合的观念，进一步发展了六朝文论中"言不尽意"、"言外之旨"的理论，对诗歌创作的表现特点提出了一些有价值的看法。
第三节 司空图与《二十四诗品》研究
在本世纪隋唐五代文学批评史的研究中，学界对司空图的诗学理论研究得最为深透。近百年来，人们不但对司空图的诗学著作《二十四诗品》作了新的整理和校注，而且从各种角度对其诗学理论进行了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