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3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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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芮挺章《国秀集》选录标准专门探析的文学批评史只有王运熙、杨明合著的《隋唐五代文学批评史》，他们将芮挺章《国秀集》与殷璠的《河岳英灵集》进行了比较，指出《国秀集》的选诗标准与《河岳英灵集》表现出明显的不同："《英灵集》兼顾古体诗和近体诗，更重视古体诗；兼顾风骨与声律，更强调风骨，故多选古体诗，多慷慨号脉之作。《国秀集》偏爱近体诗，注意色彩和声律，所选大部分为近体诗和婉丽之作。《国秀集》序文没有提到风骨。盛唐诗的特色是风骨、声律兼备，风骨、兴象俱佳。《国秀集》之注重声律、兴象，不重风骨，书中采录的风骨清峻的壮美之作（特别是七古）很少，因此不能较为全面地反映盛唐诗丰富多彩的辉煌成就，也不能一扫南朝以迄唐初靡丽诗风的特色。"
另外，傅璇琮、李珍华合写的《唐人选唐诗与〈河岳英灵集〉》一文还论及其它一些唐人诗歌选本的选录标准。如他们指出，唐代第一个唐诗选本即释慧净的《续古今诗苑英华集》，"所看重的是一些写景抒情之作，对建安文学的意义，对齐梁文风的柔弱，缺乏认识，又加以贞观前期诗歌还仍沿六朝余波，因此他们认为唐初诗歌只不过是北朝温（子升）、邢（邵），南朝徐（陵）、庾（信）的继续，他们看不出新朝在文学上有什么变化，因此将唐初诗歌与周、梁诗合编，在他们看来自是顺理成章的事。"孙翌编的《正声集》"是力图反映初唐诗的全貌的"，"第一个把唐代诗歌作为独立的发展阶段，而不是以前的一些选本那样把初唐诗附丽于六朝之后，这是一个大功绩。"令狐楚的《御览诗》是备皇帝观览的，"都选的是五七言律绝，尤以绝句较多，可以看出大历至贞元年间近体诗发展的情况，这方面可以补《中兴间气集》的不足。作品的艺术风格是趋向于清新明快，讲究词藻雕饰。"
三、皎然《诗式》和唐五代其它诗格著作研究
从初唐至北宋，诗坛上曾广泛流行过诗格一类的著作，但是由于这类著作多是讲诗的体格和作法，内容比较琐屑呆板；再加上此类著作的时代、真伪、书名、人名方面，存在着很多疑问，所以在本世纪很长时期内并未得到古代文论研究界的应有的重视。人们关注得较多的是其中理论色彩较浓、在文论史上建树较大的皎然《诗式》。
皎然生平和思想研究 由于史料对皎然生平的记载不详，所以很长时期学界对其生卒年和其它生平行事都采取阙疑的态度，但是八十年代以后，开始有一些学者试图对其生平问题进行考索。如刘曾遂的《唐诗僧皎然卒年考辨》、张靖龙的《皎然生卒年考》、陈向春的《释皎然早年事迹略考》、漆绪邦的《皎然生平及交游考》、贾晋华的《皎然年谱》等。
其中陈向春文仅就皎然出家时间、出家以前在庐山生活的情况略作一番考察，以弥补皎然生平研究之不足，为深入研究其诗学思想及创作提供了方便。文章认为皎然的出家时间当为刘展之乱发生的上元元年（公元760年）前后，时皎然约为32岁。
漆绪邦文对皎然生平问题考定较为详细，文中提出了不少新的看法，如皎然乃南朝高门谢氏后人，但他的"十世祖"是不是谢灵运，则很难说；皎然约生于开元八年（公元720年）前后，约卒于德宗贞元八年（公元792年）至贞元二十年（公元804年）间，具体年份，皆不能确指；皎然早年曾有过功名的追求，皎然入京求仕，也许是天宝初年，其时年过二十，经过十余年的奔走，心力交瘁，一事无成，只好作归山之计，于天宝末回到湖州；皎然受戒出家，是在代宗大历二年（公元767年）至三年春，其决意出家，当与袁晁起义有关；在皎然出家以后的交游中，最值得注意的是他与江南诗人的关系；皎然撰《诗式》或始于大历间，最后写定，是在德宗贞元五年（公元789年），时约七十岁，《诗式》可以说是其晚年定论。
贾晋华著是目前最为详备的皎然年谱，作者在精心考证的基础上提出了很多新的看法，如作者指出，皎然非谢灵运十世孙，而是谢安的十二世孙；皎然约于天宝三载（公元744年）前后出家润州江宁县长干寺；皎然《赠包中丞书》并非如当今一些学者所说作于兴元元年，而应系于建中二年正月；皎然未曾居庐山，辛文房说当属臆测；《因话录》所载皎然费心"猥希"韦应物之事不可信；皎然当卒于贞元九年（公元793年）至十四年（公元798年）秋间。该书对皎然与时人之交游情况考证尤为详细（共考述皎然之交游者200余人），且将皎然大部分诗文作了编年。书后还附有《皎然著作考》和《交游索引》等资料，也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论及皎然思想的文章主要有韩欣泉的《皎然诗论与佛教哲学》、高万湖的《隐心不隐迹――试论皎然的世界观》等。
《诗式》的整理和版本研究 由于现存《诗式》的版本比较混乱，历代著录有一卷本和五卷本之别，现存各五卷本又有不同，所以存在着一个对该书进行重新整理、校注的问题。
李壮鹰的《诗式校注》是本世纪较早对皎然《诗式》进行全面整理的著作。该书的校勘，是以十万卷楼丛书中所收的五卷《诗式》为底本，校之以《格致丛书》、《唐宋丛书》、《续百川学海》、《吟窗杂录》明抄本、明崇祯抄本、《说郛》、《历代诗话》、《诗学指南》等本，宋以来一些诗话著作中对《诗式》有所称引或撏撦者，亦作参校依据。《诗式》中所列举的近五百条例句，也分别查阅有关文献进行校勘。为了使本书更便于阅读，校注者在尽量尊重原本的原则下，也适当地在编次上作了一些更动，且一一作了说明。该书校注的重点是书中的理论和评论部分，但为了帮助读者理解皎然所谓"十九字"的含义，故也对皎然以十九字分注的前两卷例句简加注释。书后还附录有皎然传略轶事和他在别的著作中的有关诗与艺术的见解，对读者更好地领会《诗式》的内容以及全面了解皎然的诗学思想颇有助益。类似的著作还有周维德的《诗式校注》。
此后，张伯伟也有皎然《诗式》的校辑本，他在校勘中吸收了日本学者船津富彦的《诗式校勘记》、许清云《皎然诗式辑校新编》等海外研究成果。
张少康的《皎然〈诗式〉版本新议》，是笔者目前仅见的一篇专门研究皎然《诗式》版本的文章，文中提出了不少前人很少注意的问题。如该文指出，从历代著录情况看，除《诗式》外，尚有《诗议》、《诗评》，且三者互有交叉，卷数亦有各种不同记载。如何看待这三部著作的交叉，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作者通过对《诗式》三个不同类型的版本系统，即《吟窗杂录》本、一卷本、五卷本的细致分析和考察，发现《说郛》系统的一卷本为五卷本的简本，所以现存《诗式》实际上只有两种不同的本子，即吟窗本和五卷本。通过对吟窗本和五卷本的差别的再考察，作者又发现，吟窗本《诗式》部分所依据的可能是贞元前《诗式》的"草本"，而五卷本所依据的则可能是贞元五年后重新编录的五卷本。这两个本子之间的差异不是属于传抄讹误，也不是吟窗本作了删节，而是体现了《诗式》成书过程中"草本"与"定本"的不同。作者的这些论点，对于考察皎然一生诗学观念的发展、准确地理解皎然《诗式》的内容，均有较大的帮助，加上系前人所未发，因而在皎然《诗式》研究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皎然诗学理论研究 在本世纪八十年代以前，人们多是在文学批评史、文学理论史中论及皎然的诗学理论的。
三十年代，郭绍虞在其《中国文学批评史》中就指出，"大抵皎然论诗宗旨，意取折衷"，"他一方面对于齐、梁以来靡丽之风颇加攻击"，"在另一方面却也不废俪语与声律"，"所以他虽有反对齐梁声律的论调，而不同于陈（指陈子昂）、李（指李白）之复古，转近于杜甫之集大成。其与杜甫不同者，不过比较更重在'神诣'。"他还指出，皎然之诗论实为司空图之先声：其一，司空图《二十四诗品》专论诗之风格，而皎然《诗式》所谓以十九字括诗之体者，亦是就风格而言；其二，司空图论诗重在味外之旨，颇近后来以禅喻诗的严羽的论调，而皎然论诗即阐以禅论诗之旨。
四十年代，罗根泽的《隋唐五代文学批评史》也通过对《诗式》中诗论的详细分析，看出皎然的诗学审美观，如罗氏指出，皎然的诗法是："取境要险难，成篇后要自然。这样，诗的风格才能'高'、'逸'。"罗氏还分析了皎然这种审美趣味的思想根源："他的志趣在'禅者之意'"，" '禅者之意'的应用于诗，当然是'高'、'逸'。" "更鲜明的谓诗的格高由于'通内典'，得助于'空王之道'；则'通内典'，得助于'空王之道'的皎然，当然提倡'高'、'逸'的诗了。"
从五十年代直到八十年代初，各种中国文学批评史、文学理论史和文学思想史也无不用较多的笔墨阐述皎然的诗学理论，但它们大多认为皎然诗学理论中存在着与唯物主义思想、现实主义诗论不相合的东西，而加以批判。
如六十年代出版、刘大杰主编的《中国文学批评史》（上册）就认为，皎然诗论中可注意者有三点：一是主张自然与人工相结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