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7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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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判断他们的文学活动是否构成一个"运动"，只能根据这一诗人群体的的文学实践（包括理论和创作）所产生的社会影响，以及在文学发展史上的影响来衡量。文章认为，运用关于文学流派运动的现代文艺学观点来衡量，无疑可称之为"新乐府运动"。
葛晓音的《新乐府的缘起和界定》中则通过对新乐府的缘起和演变过程的分析，对新乐府作了新的界定：所谓新乐府，包含广义和狭义两种概念。广义的新乐府指在唐代歌行发展过程中，从旧题乐府中派生的新题，或在内容上和形式上取法汉魏古乐府，以"行"、"怨"、"词"、"曲"（ 包含少数"引"、"歌"、"吟"、"谣"）为主的新题歌诗。狭义的新乐府指广义的新乐府中符合"兴谕规刺"内容标准的部分歌诗。作者认为，从杜甫到白居易确有一批新乐府存在，至于用什么名词去说明，是可以重新考虑的。她的看法是，如果找不到更合适的名称，也不妨仍借用"运动"一词。可以说："从盛唐天宝年间至中唐贞元、元和年间，在提倡复古、要求改革的社会思潮中，一批诗人如杜甫、元结、韦应物、顾况、戴叔伦、王建、张籍、韩愈、孟郊、鲍溶、刘禹锡等，取法汉魏古乐府，创作了许多带有汉乐府式的三字题或具有'行'、'词'、'怨'、'曲'这类歌辞性题目的新题歌行，其中包含着一些关注现实、兴讽时事的作品；元和四年，李绅、元稹、白居易看到诗歌创作的这一趋势，出于进谏的需要和教化的目的，直承《诗经》的传统，提倡恢复周代采诗制，用兴讽规刺的标准对杜甫以来歌行仿效汉魏古乐府制作新题的现象加以总结和规范，并以一批'新题乐府'和'新乐府'组诗作为示范，融合了《诗经》、汉乐府和中唐前期兴讽歌行的创作精神和表现形式，确立了'新乐府'的名称，其影响一直延续到唐末的皮日休和北宋的诗文革新，这就是'新乐府运动'的实际内涵。"
经过这次讨论，大多数学者对使用"新乐府运动"这一名称开始持慎重的态度，九十年代以后新出版的文学史、诗歌史以及白居易研究论著多摒弃了这一概念，只有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编著的《唐代文学史》下册等少数的文学史著作仍然坚持中唐存在着"新乐府运动"。
分类和题材研究 白居易诗歌题材多样，他当时就曾按内容把自己的诗歌分为讽谕诗和闲适诗。本世纪的白居易诗歌题材研究则涉及到白居易的讽谕诗、闲适诗、抒情诗、田园诗、寓言诗、叙事诗、咏史诗、乐舞诗、感伤诗等。
闲适诗在白居易的诗歌创作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白居易是将它与讽谕诗相提并论的。但在本世纪大部分时间里，学界并未给予足够的重视。
本世纪上半叶，学界对白居易的闲适诗尤其是其中所表现的洒脱性情和艺术造诣还是比较肯定的。 但是到五六十年代，有很多学者在高度评价白居易讽谕诗的同时，冷落或贬抑了其闲适诗。他们或是认为白居易的这些作品，是悲观厌世的、消极退隐的，是脱离人民，消磨斗志的，是描写官僚地主的享乐生活的。或者说，后期的作品虽然有同情人民的呼声，然而是低沉微弱的，没有其中年时期所写的讽谕诗那样具有现实性。
然而，当时也有一些学者提出了不同的看法。如郭沫若在为日本学者片山哲研究白居易的著作所写的序言《关于白乐天》中就指出："白乐天的闲适诗，应该说是诗人在封建势力压迫下的后退一步。""但这种后退，我们从历史的观点来看，对于诗人是应该予以同情，而不能予以责备的。""这种后退，与其解释为明哲保身，倒表示着诗人的高洁，不愿意和恶浊的社会同流合污。"白居易的闲适"是对于恶浊的顽强的封建社会的无言的抗议"！萧文苑在《论白居易的诗歌理论和创作》中也对当时学界普遍贬低白居易闲适诗的做法提出异议。他认为，"诗人后期的这些作品，是残酷的现实所逼成的。诗人在这些作品里，表现出自己不愿与混浊的人生同流合污，保持自己的高洁和磊落，多少也带有和统治阶级决裂的反抗意识"，而且，"也没有这样一条规律：作品没有人民性，就是反动的，毫无意义的。"因此，他建议研究白诗的学者们"要科学的客观的去看问题，抛弃那种庸俗社会学的观点"，以求对白居易晚年的作品"获得一个准确的评价"。萧氏这个观点在当时是十分难能可贵的。
但郭、萧二人的观点和呼声在当时并未产生多大的影响，直到八十年代初，霍松林《论白居易的田园诗》的发表之后，情况才有所改变。霍松林在该文中认为，白居易前期闲适诗中，有不少田园诗和山水诗。他着重分析了白氏前期任周至尉及丁母忧退居渭村时期，接触和体验农村生活而写的田园诗，其主要论点是：第一，白氏着重写"田家苦"的田园诗，"植根于农村生活土壤，来自对农民疾苦的深刻了解和深厚同情。正因为有了这种人道主义的闪光，才把白居易的田园诗同传统的田园诗区别开来"；第二，以陶渊明和盛唐王、孟为代表的传统田园诗，着重表现"田园生活的淳朴、宁静和闲适，用以对照上层社会的虚伪、污浊和倾轧"，类似于西洋文学中看不见"豺狼"的"牧歌情调"的田园诗；而白居易的田园诗，则着重写"田家苦"，愤怒地鞭挞"虐人害物"的"豺狼"，因而是不同于传统田园诗的"新的流派"；第三，白居易的田园诗，特别是"讽谕"诗中的田园诗，是"以自己的生活体验和思想认识为前提，继承了《七月》和杜甫等前辈诗人表现'田家苦'的传统创作出来的"；第四，当前学界论唐代田园诗只讲王、孟和储光羲等，而不提杜甫、白居易是不全面的。
此后，分析和肯定白居易闲适诗、写景诗、田园诗的文章越来越多了。如朱金城、朱易安的《白居易写景诗初探》、朱宏恢的《浅论白居易闲适诗的积极意义》、杜纯粹的《白居易闲适诗新探》、张金亮的《白居易闲适诗创作心态刍议》、刘维治的《白居易宦海沉浮及其山水之吟》等。张金亮文主要将白居易216首闲适诗的创作分为四个阶段，探讨了白居易不同时期的创作心态。刘维治文分析了白居易的山水之吟与他仕途沉浮的密切关系，还强调了山水自然景观的地域特征的影响，认为这是造成白居易不同时期山水之吟具有不同风采的重要因素。
八十年代以后，关于白居易诗歌题材的文章还有马德懋的《白居易寓言诗初探》、雄飞的《白居易的音乐诗》、侯文正的《论白居易叙事诗的艺术特色》、周乃昌的《白居易的寓言体诗》、傅正谷的《论白居易的乐舞诗和他的乐舞美学观》、张金亮的《白居易感伤诗论略》等。
体裁和诗律研究 和白居易诗歌的题材研究相比，人们对其诗歌的体裁和声律的探讨则薄弱得多。
八十年代以前，未曾出现国对白居易诗歌进行专门的分体或诗律研究的文章和专著，人们多是在白诗通论、文学史、诗歌史等著作中论及的。八十年代以后，才陆续出现了一些研究白诗用韵、各种诗体的艺术成就的文章。如赵锐的《白居易的诗歌用韵》、赖江基的《从白居易诗用韵看浊上变去》、马重奇的《白居易诗用韵研究》、吴进仁的《论白居易诗文用韵》、房开江的《白居易七绝诗遭遇冷落探因》、〖日〗入矢义高的《白居易的口语表现》。
诗歌艺术渊源和影响 八十年代以前，学界对白居易诗歌艺术渊源和影响的探讨往往都是在白居易研究论著以及一些文学史、诗歌史中进行的，且比较简略。但人们显然已经初步认识到白居易对杜甫、元结甚至对汉魏诗歌、诗经、楚辞的继承和发展关系，能够看到白居易诗在日本、朝鲜等国的流传和影响情况。
八十年代以后，论及白居易诗歌艺术渊源的文章才开始出现，如王家星的《宋玉与白居易文学上的传承关系》、〖日〗入谷仙介的《关于〈琵琶行〉的创作――重点研究与杜甫的关系》、尚永亮的《论白居易对屈原、陶潜的取舍态度及其意识倾向》、章尚正的《白苏论》等。其中王家星文认为：感伤主义是两人创作的基本特征，"宋将它'遗传'给了白，渗透于白氏整个人生及众多诗篇中。"在白氏许多诗中，从语言、题材、内容、到表现手法、创作方法，直接渊源于宋玉《九辨》的地方不少。
论述白居易诗歌对后世以及在国外影响的文章则更多了，如巍然的《白诗在日本》、严绍璗的《白居易文学在日本中古韵文史上的地位和意义》、曹汾的《两地闻名追慕多 遗文何日不讴歌――白居易的诗歌在日本》、许一虎的《〈源氏物语〉与白居易诗歌》、王延梯、林端娥的《放达有唐唯白傅，纵横吾宋是黄州――王禹偁与白居易的继承关系》、向叙典的《开元法曲无人记，一曲〈琵琶〉传到今――评杜牧等人对白居易诗歌的批评》、〖日〗下定雅弘的《战后日本白居易研究概况》、〖日〗竹村则行《吴伟业的〈琵琶行〉与白居易的〈琵琶行〉》、郭洁梅的《白居易与日本平安朝文学》、詹志和的《白居易与日本文学中的唯美伤感风格》、高志忠的《白居易与〈源氏物语〉》、〖韩〗金卿东《高丽、朝鲜时代士人对白居易的"受容"及其意义》、贺中复的《论五代十国的宗白诗风》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