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6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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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居易独以入耳为主宰；显为一种反动。洵具有慧眼卓见也。今观《长恨歌》《琵琶行》，皆无注脚即可明白。宜乎彼诗在当时大行于世，上自王公，下至野老村妪，莫不玩诵之。故白居易者，纯粹平民诗人也。"赵景深的《中国文学小史》亦云："因为他反对艺术的艺术，所以他用白话做诗，因为他主张人生的艺术，所以有许多诗为社会鸣不平。"张汝钊的《白居易诗中的佛学思想》也认为："白居易之在东亚，犹歌德但丁之在欧洲，最受人们欢迎。一个诗人，在他诗里的思想，能深深打入人们的心坎上，终古以来，就没有几人――温厚柔和的情致，感警练达的论调，亲切熨贴的词句，幽邃奥深的思想，却用他明达清切的笔调传达出来，引起我们淡邈悠远的想象和易简驯良的感应。"佘贤勋的《白香山诗研究》更明确指出："香山诗，可谓今日白话诗之鼻祖，盖其诗在各家中最称浅易"，"且其取材与社会现实，故益觉动人。"陶愚川则在《诗人白居易析论》中深有感触地说："白居易不是一个普通的诗人，他有伟大的抱负和热烈的心肠。他做诗的目的是很纯正的，他要在诗中充分的暴露出当时政治的黑暗和人民的苦痛"，文章还指出，"惟有人们所不爱的讽谕诗，却正是他的'诗的灵魂'。"作者还希望有人出来像白居易一样对二三十年代诗坛上的那些"吟风月"之诗进行总攻击。
总之，由于当时"白话文"运动、"五四运动"的影响，所以人们对白居易诗歌的通俗性、现实性和平民性就格外欣赏。
五六十年代，由于学界对白居易诗歌现实性有共同的认识，所以人们大多对白居易诗歌（尤其是讽谕诗）的人民性、现实主义精神及其艺术成就进行肯定。
如游国恩在其《白居易及其讽谕诗》中就指出，"白居易之所以值得我们重视，也就是因为他继承了杜甫那样的同情人民的传统"，他"一生作品中最有价值、最有意义的也就是讽谕诗"，这些讽谕诗"大胆揭露了当时政治社会的黑暗及阶级矛盾"，表现了作者"有正义感"、"肯替人民说话"的斗争精神。郭沫若在《关于白乐天》则指出，白居易我国文学史上一位"现实主义的伟大诗人"，而且他十分同意日本学者片山哲先生称白居易为"大众的诗人"，是"为劳动人民祈福的和平诗人"，是"清廉洁白、毅然有所自立的诗人"；他甚至认为白居易的"闲适诗"也不应该责备，因为这"表示着诗人的高洁，不愿意和恶浊的社会同流合污"。谭丕模的《白居易诗歌的现实主义精神》也认为，白居易的诗歌忠实地反映了现实。从他的诗歌所表现的人民性来看，他是一个伟大的现实主义者，他是一位多产的诗人，而且是多产讽刺诗的诗人。他讽刺不合理的社会制度，讽刺统治者的荒淫无耻，希望减轻对人民的剥削与压迫。同时也歌颂了那些减轻对人民的剥削与压迫的政治措施，憧憬着人民的理想与要求。另外，他还就明确的主题、通俗的语言、广泛地使用比兴手法、诗歌的故事化等方面高度评价了白居易诗歌的艺术成就。
另外一些学者则在对白居易诗歌成就的肯定中又指出了其缺点和局限性。如陈友琴在《白居易诗歌艺术的主要特征》中在肯定白居易的诗平易、浅切、通俗易懂的优点的同时，又指出白居易的讽谕诗具有概念化、公式化甚至一些不是讽谕诗的结尾也是比较公式化的，而且白居易诗歌的"俗"，有时显得过分浅露，不含蓄，不隽永，少数作品在思想性和艺术性的结合上，或多或少是不免有些缺点的，在今天，我们就应该批判地接受了。霍松林在《读〈谈白居易的写作方法〉》一文中也认为，白居易的讽谕诗中所常用的"卒章显其志"的写法"是公式化、概念化的，也是可有可无的"，"这自然是他的缺点"， 因为"诗的思想性必须通过诗的形象表现出来"。同样，袁行霈的《白居易诗歌的艺术成就和缺陷》在肯定白居易诗歌语言浅显平易、有意到笔随之妙的同时，也指出其不含蓄、不简练、公式化、概念化的缺陷。
当时出版的一些文学史著作也在对白居易诗歌成就的充分肯定中，指出了其局限性。如中科院文学研究所编著的《中国文学史》第二册就认为，讽谕诗是白居易旨在"反映民生疾苦的现实主义诗歌"，是"替被压迫人民说话"的"不朽之作"，但是他的写作目的是为了"愿得天子知"，"为统治阶级服务的思想是很明白的"；他强调"核实"，也有忽视艺术性的倾向。游国恩等主编的《中国文学史》也认为白居易讽谕诗艺术上的缺陷"主要是太尽太露，语言激切而缺少血肉，有时流于苍白的说教"。
七十年代末，陈贻焮在《从元白和韩孟两大诗派略论中晚唐诗歌的发展》中能够跳出当时学界对白居易诗歌成就或褒或贬的论争，深入、客观地分析了元白诗派通脱、浅俗的倾向及其所受变文、"市人小说"、"传奇"等市民文学的影响等问题，是白居易诗歌研究中的一个重要进展和实质性突破。
作者指出，无论是白居易的"讽谕"、"闲适"还是"杂律"诗，其中都存在着一种共同的"通侻之习"（ 也可以说是"通俗化倾向"）。这是因为当时的诗人唯开、宝诸公马首是瞻，从而将诗歌创作活动推到了多少带有神秘感的、高不可攀的境地，使诗歌的发展停滞下来。元白在当时为了打破这种停滞状态，"独树一帜"，就变盛唐"旧法"为"通侻之习"，也就是说，大破诗国的不二法门，大开方便之门，教人们不要把作诗看得那么难、那么高不可攀，就象他们那样，爱怎么写就怎么写，如果对社会现实有所感触，对政治有所不满，可写讽谏诗；若想克制功名利禄之心，可写"闲适诗"；要是自恃才大，意欲与人较量短长，可写"千字律诗"；有诗意更好，没有诗意也可以借诗的形式说理谈禅，大发议论。此外，白居易又在古诗、律诗中多创体制，自成一格：或连用叠调，或连用一字，又创各式六句七律诗格等等，从体制上突破了一些"旧法"的约束。总之，他把诗歌引向了更为宽阔的道路，对当时和后世的诗歌创作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另外，作者还指出，元白的诗歌，无论在内容上（采世俗艳谈的爱情题材入诗），还是在表现上（情节的铺陈和细节的描绘），都明显地受到变文、"市人小说"和传奇的影响，这在当时有反封建礼教的意义。而元白诗也因此而深为世俗人等所爱重。
八十年代中期，学界曾经出现过贬抑、否定白居易讽谕诗、新乐府诗歌艺术成就的现象。如裴斐在《再论关于元白的评价》中指出："从作品实际和在当时发生的社会影响看，元白的主要成就均不在《新乐府》，而在题材广泛的抒情诗。"王启兴的《简论白居易的新乐府》则更认为，白居易的新乐府"仅从稽政着眼"，"题材十分狭窄"，而且"立意不新不深"，"把自己的倾向赤裸裸地渲泄净尽"，"读之了无余味"，"这不能不说是艺术上的失败"。
在裴斐文和王启兴文发表之后，全国各地不少学者提出了不同的看法。如苏者聪的《白居易的新乐府不能一概否定》、王春庭的《白居易评价之我见》、谢孟的《政治功利与白居易新乐府》，都从不同的角度说明，对白居易的讽谕诗、新乐府不能简单否定、过分贬抑，而应看到其在文学史上的独特贡献和积极意义。
八十年代中期白居易诗歌研究的另一热点是学界对文学史上有无"新乐府运动"问题的讨论。最早提出中唐时期存在着"新乐府运动"这一概念的学者是胡适。二十年代，他在《白话文学史》中指出，这个"新乐府"运动滥觞于天宝中后期的杜甫和元结，《箧中集》里的作家是这个运动里的几个"无名英雄"，"这个文学革新运动的领袖是白居易与元稹，他们的同志有张籍、刘禹锡、李绅，李余、刘猛等"。此后，诸多文学史和白居易研究著作、论文多沿用了胡适这一说法。
但是，到本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有学者对中唐是否出现过"新乐府运动"提出了怀疑。如裴斐在《白居易诗歌理论与实践之再认识》中说："当时是否有过这么一个运动，以及白居易是否领导了这个运动，都是很可疑的。"罗宗强在《"新乐府运动"种种》中也指出："从当时写新题乐府，且又按元、白的那种主张写新题乐府的人数来看，很难说构成一个运动。"周明在《论唐代无新乐府运动》中则从"新乐府"这一概念的不科学性、不确切性的角度提出："人们很难用这个概念对唐代某一诗歌运动下一个界说分明的定义"，"唐代根本未曾有过一个'新乐府运动'"，他认为只能勉强说唐代"有过一个李绅先写了二十首，元稹和了十二首，白居易和了五十首，共八十二首讽谕诗的唱和活动"。王运熙在《讽谕诗和新乐府的关系和区别》中也认为："新乐府作为一种样式，既可以表现讽谕性内容，也可以表现非讽谕性内容。所以说讽谕诗与新乐府二者，既有联系又有区别，不能混为一谈"，他主张，"在论述唐代诗歌时，不宜使用'新乐府运动'这一名称；如果勉强运用'运动'的话，那采用'讽谕诗运动'这一名称更为贴切一些。"
针对上述学者的质疑，也有人提出了商榷。如蹇长春在《新乐府诗派与新乐府运动――关于白居易评价的一个问题》中就认为，中唐时期诗坛上确实存在着一个由"思想倾向，文学观点和艺术风格相近的诗人群体"组成的"新乐府诗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