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6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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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思想研究
白居易一生思想复杂且前后变化较大，所以本世纪学界对其思想的研究也比较关注，且取得了一定的进展。
人生观和思想总论 本世纪产生的许多白居易传记、评传首先对白居易的思想和性格作了不同程度的阐述。
如陶愚川在《诗人白居易析论》中就比较详细地分析了白居易的性格和思想。他认为诗人的性格有五点值得注意：（1）诙谐，（2）情感丰富，（3）淡泊，（4）仁慈，（5）嗜酒和坐禅；思想方面则有六点：（1）妇女方面，（2）农工方面，（3）吏治方面，（4）迷信观念之打破，（5）对于当时社会组织之不满，（6）诗歌方面的"诗界革命"的主张。
五六十年代出版的白居易传论、评传等著作论及白居易性格和思想的更多。如万曼在《白居易传·前言》中就肯定了白居易的正直的性格，分析了白居易政治思想的进步性和局限性，说 "我们应该注意的就是白居易能够始终坚持真理，始终和恶势力不妥协的伟大的精神。"即使是"白居易晚年的作品，虽然表面上是优游暇豫的，但是仔细咀嚼，总会感觉到在他那些闲适的诗篇中隐藏着一种苦味，感觉到一个伟大性格不幸生于那个时代的一种寂寞。"苏仲翔的《白居易传论》也着重分析了白居易思想上二重性的斗争，他指出，"白居易早年的积极从政，原想和杜甫一样"，"走儒家'仁政'的老路。后来碰了几个钉子，只好祭起老子'知足不辱'的法宝，置身闲散"，"以求适应当时朋党斗争的复杂政治环境"。"他中年以后的炼服丹药，晚年的归心梵乘，都是这二重性思想斗争暂时妥协的结果，可以说他到死都在矛盾徘徊中过生活的。"他还总结道："白居易的思想和性格：从政方面，出于儒家的'政为不忍之寄'的观点；生活方面，近于道家的放任自然；修养方面，早岁炼丹，晚年参禅，幻灭后只好醉吟自遣了。"他最后也认为，"我们对于白居易身为封建社会的官僚，而能够在他的行动和诗歌中到处流露着对人民的高度关心、同情和热爱，已是难能可贵，自然不能对他作过高的超历史的要求了。"这实际上也是当时大多数学者对白居易思想的共同态度。
八十年代以后出版的一些白居易评传也大多对其思想作了评价。如王拾遗在《白居易评传·代序》中认为，白氏首先接触的是儒家思想，而后才依次接受了佛道二家思想的影响。但白氏"对佛家、道家的论述，往往是以儒家的论述，去衡量，去裁汰，而不是无所辨析地去囫囵接受"，因此，他认为："白居易的思想，儒家思想占主导地位，佛家思想和道家思想占从属地位，故而它们之间没有什么不可调和的矛盾。"
其次，还有一些专题论文从整体上分析和评价了白居易的思想和人生观，阐述了白居易一生思想发展、转变的过程。如蹇长春的《白居易思想散论》、《百道判及其学术价值――兼论白居易的早期思想》、丁立群的《论白居易人生态度转变之原因》、许可的《论白居易的思想》、荆立民的《论白居易的人性观》、王谦泰的《论白居易思想转变在卸任拾遗之际》、褚斌杰的《白居易的人生观》、吴相周的《韩愈白居易思想比较论纲》、张安祖的《论白居易的思想分期》、严杰的《入仕求禄与退隐――浅议白居易的出处进退》等。
其中，蹇长春前文对白居易的思想作了全面的评述。该文认为，纵观白氏一生，他"基本上是以儒家思想为其思想的主干的。只不过他的前期思想更多地反映了'兼济天下'积极用世的儒家思想的积极面；而在后期，他虽然说过'栖心释梵，浪迹老庄'的门面话，但实?上他既不佞佛，也不信道，而是以'执西用中'的儒家中庸之道，作为其思想和行为的杠杆的"。作者还指出，作为白氏后期处世哲学的中庸主义，是他"应付一切现实矛盾的万应灵丹"，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即："在思想领域里，对待儒释道三教持调和平衡、兼包并容的官方立场；在出处进退的问题上，持'似出复似处'的'中隐'观念；在朋党之争中，持中立、调和的骑墙态度。"蹇长春后文则通过对白居易早期思想资料百道判的分析，指出白氏早期思想具有三个特点：一是鲜明的儒家正统观念；二是自觉的庶族地主的立场；三是热衷于仕进的积极用世的态度。荆立民文认为白居易旗帜鲜明地提出了一套共同的人性理论，且自觉运用这套理论构成了自己的文学见解基础，支配自己创作实践，在古代作家中，实属罕见。王谦泰文则指出，以前学界大多以白居易左迁江州为其思想变化的分界线的做法是错误的。他认为白居易思想的大转变应是在"元和五年卸拾遗任之时"，为此他从白居易的行事、诗文、自述以及人生追求等四个方面进行了论证。褚斌杰文也对白居易的儒、道、佛思想进行了综合考察。文章首先认为，白居易一生的思想，是十分复杂而充满矛盾的。然后从"积极用世、博施济众的思想"、"独善其身、乐天知命的思想"、"栖心道佛'中隐'于世"三个方面，对白居易"儒、道、释三家兼具"的思想，以及"三家思想对他的人生观和处世态度"的影响，进行了多层次、多角度的剖析。吴相周文则将韩愈与白居易的政治观、人生观、美学观进行了比较，并就其同异进行了揭示。文章指出，韩是较纯粹的儒家，从内到外，一生未变；而白居易则是以儒家思想为补用，以老子思想来谋身，以庄禅思想来娱乐。因此，二人的思想既有"极相似处"， 也有"极相异处"。在政治观方面，韩基本上属于儒家，而白居易在信从儒家思想理论的同时，加入了一些老子思想。在人生观方面，韩愈"想做圣人，是个斗士；白居易只想做个凡人，是个闲士"。在美学观方面，"韩愈为了开宗立派，以文明道，有意追求险怪的文风，为的是惊世骇俗，令人耳目一新"，所以他的诗"是一个孤独者的诗"。白居易的闲适性格，"与他通俗的诗风正相适应"，所以他的诗"简易"而"通俗"，适应了"由士林到市井，由圣贤到凡人的转变"。白居易的《久不上韩侍郎戏题四韵以寄之》一诗，充分反映了韩、白二人表现在审美趣味上的上述差别。张安祖文则对白居易思想分期研究中"元和十年贬江州司马时"说和"元和五年卸任拾遗之际"说，分别进行了辩驳，他认为，"白居易思想创作发生根本变化的转折点是在长庆二年他立功请求外放之际"，并认为，白居易此前的思想"虽然有起伏，但从总体来说是积极的，以'兼济'为主，此后则对时君与'兼济'之志的实现不再寄希望，消沉下来，以'独善'为主"。严杰文在参考清人赵翼《瓯北诗话》有关论述的基础上，从白居易生长于寒族的小官僚家庭这一角度分析了他的出处进退观。文章说，由于出身贫寒，白居易很早就形成了"知足长乐"的人生哲学，他经常在诗中坦言自己入仕的目的在于求禄，其林泉退隐之志也非始于元和十年贬江州以后，而是在元和初年已有流露。
政治倾向、政治思想 本世纪较早论及白居易政治思想和政治倾向的是五六十年代出版的白居易传记、评传之类的著作。如褚斌杰的《白居易评传》中有"开明的政治思想"一章，他认为，白居易政治思想的核心，"便是要统治阶级关心人民的疾苦，照顾人民的要求"，他的一切具体的政治策略，都是由这个思想延续出来的。首先他提出开明的政治主张：举贤授能，广通言路，补察时政，革慎默之俗；另外，白居易还对当时的赋税制度和对外战争提出了自己的看法。白居易的伟大即在于他能在一定程度上突破自己出身阶级的局限，体现着人民的愿望参加了社会现实的斗争。
从七十年代中后期开始，出现了一些专论白居易政治思想和政治倾向的论文，如李鹏的《试论白居易的政治倾向》、蹇长春的《试论白居易对永贞革新的态度及新乐府运动的历史背景》、王秉均的《试论白居易的政治思想》、顾学颉的《白居易与永贞革新》、周楞伽的《白居易的出身、性格、思想与其政治倾向的关系》、傅璇琮的《白居易评价中的一个问题》、朱继琢的《白居易早期的社会思想――〈策林〉述评》、周建国的《白居易与中晚唐的党争》等。
其中顾学颉文认为，白居易在永贞革新时，由于某种原因，虽然没有实际参与其事，但在重要时刻，即韦执谊拜相不到十天的时候，他抓紧时机，向韦上万言书，全面地陈说了国家大计、当务之急；并提醒韦应不失时机、赶紧推行新政，以救天下人的疾苦。从而清楚地表明了他对革新的积极拥护态度。其次，事后，对一些因革新而长期倒霉的人物，却非常同情，起共鸣，结下深厚的友情。这和那些怕引火烧身、躲得远远的、甚至落井下石的人，迥然不同。第三，对于扑灭永贞革新的一些反对派、即对掌握大权的强藩、权宦，他不计个人利害，以不畏权势的气魄，一而再，再而三地弹奏那些人的不法行为，与之坚决斗争。这，和同时人韩愈、元稹等人的态度大不相同。周楞伽文在吸收罗振玉、陈寅恪对白居易出身、家世考证的基础上，认为"正是由于白居易出身庶族地主，所以他在政治上同情和倾向同是出身庶族地主的王叔文、王伾、牛僧孺，也就无怪其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