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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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建庆的《李颀和他的诗》与姚奠中的《李颀里居生平考辨和诗歌成就》是较早探讨李颀诗歌成就的论文，但持论较平。稍后不久发表的郑宏华的《论李颀及其诗歌――〈李颀集〉校注序》则论述较为深入，该文首先研究了李颀的思想，认为"在李颀的思想中，积极入世包含着患得患失，归隐好道则表现出消极颓废"，"这是李颀思想的局限"。文章进而分析了李颀诗"玄理最长"、"杂歌咸善"的艺术特点，对其歌行体的艺术风格分析尤细：其一，他巧妙地运用一些写律诗的手法于古诗之中，其二，押韵处往往平仄互换，其三，"杂歌"融合乐府民歌的特点，用一些参差长短的字句，显得自然，时时又变换其音韵，浮声切响，甚为调和。因此，李颀的七言歌行，流丽疏宕，凝而不滞；有一气到底的气概，又具有循环往复的旋律。文章最后认为李颀诗歌的整体风格是"工丽中透出英爽之气"。刘宝和《简论李颀及其诗》也先分析了李颀的性格和思想，他认为李颀在性格和思想方面均有近于李白处，所不同的是李颀表现得比较温和含蓄，没有李白的激烈劲直；另外，他的道家思想也比李白浓厚，且偏重治术，这就把个人修炼和治国明显地分开了。文章还认为道家思想是李颀的主导思想，除道家思想外，他还有任侠好义的一面。但是文章在分析李颀诗歌艺术成就时倒无太多新见。
另外，还有一些文章从一个侧面探讨了李颀诗歌的成就，如孙琴安的《简论李颀在七律诗中的地位》、王进驹《谈李颀的人物诗》、王锡九《试论李颀的人物素描诗》、王锡九的《论李颀的七言古诗》、林健的《论李颀边塞诗的审美超越》等，也都值得参考。
对李颀具体诗歌作品进行较深入的探讨的文章则有陈贻焮的《说李颀的〈古从军行〉》、程千帆的《李颀〈杂兴〉诗说――唐诗考索之一》、程千帆的《李颀〈听董大弹胡笳兼语弄寄房给事〉诗题校释――唐诗考索之一》、金性尧的《李颀诗中的乌珠与逻娑》等。这些文章虽然论题小，开口窄；但挖掘深，见解新，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如陈文给以往人们不太注意的"闻道玉门犹被遮"的"遮"加以新的解释，有助于加深理解诗的主旨和意境。程前文在对前人有关李颀《杂兴》诗的评论进行述评的基础上，重新探讨了李颀该诗所反映出来的思想上的复杂性和艺术上的优点和缺点；程后文旁征博引了许多音乐史上的材料，重新解释李颀《听董大弹琴兼语弄寄房给事》诗题中的"语"、"弄"二字，认为李诗原题当作《听董大弹胡笳声兼寄语房给事》，今传各本异文，乃是传写中误衍、误倒、误脱以及另拟所致。金文则对《听董大弹胡笳声兼寄语房给事》中的两个词语进行解释，他认为"乌珠"非"乌孙"，是指南匈奴、乌珠部落；"逻娑"也作"逻些"，即今西藏的拉萨，当时是吐蕃的首府，但诗中此处实指西羌的吐蕃。
李颀作品整理 本世纪新整理的《李颀集》主要有刘宝和的《李颀诗评注》，山西教育出版社，1990年5月版。该书共分解题、句解、注释、总评及有关李颀籍贯、仕历、评议等五部分。诗题次序一仍《全唐诗》编次，然亦于有些题解下考证其作年。诗后所附前人评论，亦有助于读者进一步理解诗意和艺术旨趣。
三、常建研究
常建生平研究 学界对常建生平进行研究的成果不多，主要有马茂元的《常建生平考略》、马茂元《常建生平考略补正》、傅璇琮的《唐代诗人丛考·常建考》、程亦军《常建的籍贯和时代》、张学忠《常建晚年隐于秦中辨》、张学忠《常建生卒年考》等。
其中，马茂元《考略》辨《唐才子传》、《四库提要辨证》之误，谓常建为盱眙尉当在天宝三载之后，天宝十二载之前；又对常建隐居事作了一些考察。其《考略补正》则认为其《考略》中原推断常建"至肃、代间犹存，其卒当在大历中"是错误的，常建当在天宝十二载前已谢世。傅璇琮《考》也对《唐才子传》所记常建事迹作了辨正，他认为《唐才子传》说常建是长安人不确，但他究系何地人，限于目前的史料，只能阙疑；他也认为《唐才子传》所说常建大历中任盱眙尉的说法是错误的，常建晚年可能居住在武昌。程亦军文首先认为常建的籍贯是湖南醴陵，又认为常建当活到肃代二帝年间，估计常建的出塞在开元二十年前后，天宝十二载，诗人已隐居武昌，而隐居前诗人在长安；但武昌并不是诗人终老之地，他后又离鄂返湘，后来大约卒于乡间。张学忠《辨》是对常建隐居行迹的考辨，作者不同意"先隐太白，后寓鄂渚"的成说，认为常建在罢盱眙尉后的行止应该是为了再度入仕而先隐于鄂渚，在希望破灭后才又隐居于秦中太白山，并终老于此。
常建诗歌研究 王锡九的《常建诗歌浅论》认为奇奥诡谲、幽秀清丽的艺术特色，刻削入微、雕琢精细的表现手法，正是常建山水田园诗不同凡响、灵光独运之处；他还指出常建诗歌有两个方面的创获：首先，在写法上多从实处见工，意象繁复，笔触细密，在一定程度上有写尽写透的特点；其次，是风格的奇奥幽邃、清寂峭拔，不同王、孟的幽静旷远、韶秀流丽；在意境上比较浑厚凝重，朴直质实；在韵调上急促。至于常建的边塞诗，作者则认为是"句奇语重"，往往以色彩浓重之笔，写悲苦之词。文章最后总结道，常建的艺术成就主要有两个：其一，艺术构思的奇巧和险僻；其二，非常注意选择词语，追求色彩上的浓烈，给人以极强的刺激，从而获得深刻的印象，达到强化造意的效果。牟臣益《常建边塞诗的悲苦意识》则专论常建边塞诗，认为常建是在盛唐豪迈奔放的边塞诗风和英雄功名思想占主导地位的情况下，以悲苦意识独标一帜的诗人，是在盛唐边塞诗中表现悲苦意识的先觉者和代表。
陶文鹏《以无声画境，传琴筝清韵――谈常建音乐诗的艺术》和《论常建诗歌的音乐境界》两文均论及常建诗歌与音乐之关系。前文指出常建现存诗歌57首中，写到乐器弹奏的就有18首之多，更有几首直接以音乐为题材，这一数量超过了历来被公认善写音乐的李颀。作者认为常建音乐诗的艺术成就表现在：能以清澈、流畅的语言，栩栩传神地表现弹奏者的感情、动作，乐曲的美妙变化，演奏的环境氛围，以及听者的心灵感应，善于运用博喻和通感的手法，避实就虚，遗貌取神，力求创造一个完整的无声的画境，表现对音乐的幻觉和乐声的神韵。其后文则认为常建在山水诗和边塞诗中同样善于以文字创造音乐，将诗境提升到最高的心灵境界即音乐境界。常建山水诗中的音乐境界，是诗人那多情善感的心灵与自然的精神气韵感触交通，发生和谐共振而形成的。常建擅长于以灵动的笔墨，在时间的流驶过程中表现空间景物，创造出多层次、有节奏的时空境界。即使是写某一特定时间景色，常建也多以流丽圆转之笔，表现自然景物的空间节奏，并在空间中引进时间感和声音意象。常建山水诗中的梦幻情调、神秘色彩和幽渺意境，可能是诗人对其灵魂中的音乐的神秘感觉的自然流露，抑或是他自觉的艺术追求，都易于在读者心中萦回着一种微茫深秘的音乐旋律。对于常建的边塞诗，作者认为，一是基本上用乐府旧题，多数篇章是易于入乐的七绝，读来琅琅上口，颇具悠扬悦耳的音韵之美。二是有较高的艺术概括力，所写的多非实指某时某地某一具体战争，力求反映出当时人们对战争的共同感受。从这些篇章所表现的思想感情具有较高的艺术抽象性和概括力来看，颇接近于音乐。三是他的边塞诗有叙事成份，但主要是抒情。诗人的描绘重点不是具体再现边塞生活的各种事件和场景，而是致力于抒发他对战争的态度和感受。这种抒情的直接、强烈、细腻、丰富，正是音乐的主要特征。
四、储光羲研究
储光羲生平研究 本世纪关于储光羲生平研究的成果比较多，主要讨论了以下几个问题：
1、生卒年。 闻一多《唐诗大系》定储光羲生于公元707年，陆侃如、冯沅君《中国诗史》亦持此说。后来李金坤《储光羲里贯、生卒年考辨》对此说作了补考。但是陈铁民在其《储光羲生平事迹考辨》中认为，储光羲当生于中宗神龙二年（公元706年）。葛晓音《储光羲评传》，则认为储光羲生于公元702年，似更合理。对于储光羲的卒年，异说较多。闻一多《唐诗大系》认为储氏约卒于公元759年，陆侃如、冯沅君《中国诗史》则认为储氏约卒于公元760年，陈铁民《考辨》认为储之卒，当在宝应元年（公元762年）遇赦后不久，姑定为广德元年（公元763年）。李永祥、于友发《储光羲事迹考略》认为储光羲大约是在大历元年（公元766年）前后谢世的。李金坤《考辨》也认为储光羲并未贬死岭南，当卒于遇赦后的大历元年左右。
2、籍贯。 储光羲的籍贯，向有鲁国兖州的说法。施章在其《唐代田园诗人储光羲之研究》首先对此旧说进行了辩析，他认为储光羲并不是山东的兖州，而是江苏的江都人，又从他的诗中得知，储光羲的生地不是山东的兖州，而是江苏的南兖州。马茂元《储光羲里贯及生平事迹考辨》也对兖州说进行了辩驳，但他认为光羲世居鲁郡，后占籍润州之延陵，实应为延陵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