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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华之抗日铁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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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48章

书籍名:《新中华之抗日铁军》    作者:一刀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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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邓演达被杀,陈诚还曾致电蒋介石辞职,称“上无以对总司令,下无以对恩友”。

        现在叶挺请邓演达出山,凭着邓演达在黄埔系中的广泛的人脉,统一抗日大业更添胜算。

        这时邓演达说:“一路上任潮和真如已经对我说了希夷的谋划,老实说,我认为每一项都难如登天。但希夷奇谋叠出,就说这次‘四两拨千斤’巧取广东,赶走‘南天王’陈济棠,就令人匪夷所思,拍案惊奇!所以希夷的这几项推断,说不定真有实现的可能。我最担心的,就是共产党会不会认同国民党?我在莫斯科时,发现共产国际左得厉害,其观点我并不认同,所以才创建第三党,走第三条道路。后又听说红色根据地大搞‘肃反’,打AB团和第三党分子,杀了许多人,在这样的背景下,我对共产党拥护国民党搞统一战线深表怀疑,不知希夷你这个同乡有何教我?如果实在不行,就只有两广牵起头来干了。”

        叶挺笑着说:“择公有所不知,现在共产党内部的‘肃反’已经完全停止,江西根据地的毛泽东、周恩来,鄂豫皖的刘伯承、徐向前,都已实行温和的土地路线,改变了以往疾风骤雨式横扫一切的左倾做法。最大的阻力来自莫斯科,就是共产国际。但我推断,今年底国民政府就可和苏联复交;明年1月,欧洲局势将发生大的变化,苏联也会改弦更张,重新修订革命策略,新的指示将通过共产国际传达到中国共产党。要知道中国共产党只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无条件执行总部的命令,届时只要抓住机会,我们联合共产党逼蒋抗日甚至联蒋抗日,都有很大可能。”

        李济深说:“既然希夷这么说,我们就拭目以待,毕竟只有半年时间,很快就可验证。关键是我们两广的钢铁联盟牢不可破,就可应对各种复杂局势。”

        邓演达问叶挺:“不知希夷准备在广东实行怎样的土地政策?”

        叶挺知道这是问题的关键,爽快答道:“与辞修(陈诚字辞修)的主张差不多,我准备请梁漱溟先生来粤搞乡村建设,不知择公以为如何?”

        邓演达十分欣喜,连说:“这样好!这样好!”

        李济深更是大喜:“梁公再次入粤,必将使广东农村发生根本变化!”

        1927年5月,应李济深之邀梁漱溟就来到广州,开始了他的“乡村建设”实验。后李济深被蒋介石软禁在南京城外的汤山。李济深倒了,梁的乡村建设在广东就搞不成了,1929年1月,梁漱溟这位国学大师离开了广州,结束了他在广东的短暂乡村实验之旅。叶挺这次将梁漱溟迎回广东,不但邓演达、李济深、陈铭枢非常支持,广西的李白黄也打消了疑虑:看来叶挺是要走第三党的道路了。

        蔡廷锴此时说:“还有一件锦上添花的好事:希夷已安排择公之兄从武汉南下,即将抵穗,不久就可兄弟团聚了。”

        邓演达更为激动:“贤初、希夷费心了!”

        邓演达之兄邓演存,曾为北伐军第4军参谋长,与军长李济深关系极好,后任汉阳兵工厂厂长,军衔中将。这次叶挺通过李济深将邓演存聘来担任广东兵工厂的厂长,一举数得:邓氏兄弟得以相聚;北伐铁军将领重会;广东兵工事业有了一位卓越的领导者。

        1932年8月初夏的广州二沙岛颐养园的“藕香水榭”,两广领袖、北伐群雄齐聚于此,达成空前一致团结,在当时中国,形成了与蒋介石南京政府、中国共产党鼎足三分中的一极,对中国政坛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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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文  第二十三章:经济基础

        叶挺作为一名老共产党员,自然非常清楚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观点: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他在德国生活期间,也阅读了大量西方名著,拿破仑的一句话给了他极大震撼:“决定战争成败的三大要素,第一是钱、第二是钱、第三还是钱!”叶挺明白,没有现代化稳健的经济基础,要想进行现代化的战争以抵御外侮,是非常困难的。这就是叶挺殚精竭虑谋划夺回广东的原因:广东是当时全国最富庶的大省。如果历史发展不出意料,中日全面大战在1937年7月爆发的话,广东足足有5年的和平建设时间,完全可建设为强大的抗日基地,远超陈济棠的“黄金时代”。

        当时广东已经陈济棠数年建设,经济已开始走上正轨。尤其是广州,经济、文化和市政建设都有很大发展,一跃而成为华南的“首善之区”和繁华大都市(人口达112万)。那时,广州市郊农民常将农产品“拿到香港市场去卖,卖了钱,一头洋面粉,一头洋饼干,挑回家吃”;“茶楼二分之一以下的厅堂生意最热闹,可见平民和劳动界的享受普遍”;而“外人初到广州游览,常叹广州近年物质之进步。盖高楼大厦,车水马龙,颇足眩人耳目。”

        对于陈济棠“呕心沥血”(确实如此)制定的、洋洋洒洒40万字的《广东三年施政计划》,叶挺并不准备大改(陈济棠之所以同意去福建,保留并继续实施他这个三年规划是条件之一。且其中许多项目已经启动)。根据这个计划,广东将建立规模庞大的省营工业体系,并推进政治、经济、文化和教育的全面发展。叶挺根据蒋先云的建议(现在两人已可通过电台直接联系),砍掉了其中不切实际的部分,对其进行进一步优化。作为广东省主席的陈铭枢对搞建设兴致非常高,又炮制了一份《南粤建设五年规划》,叶挺在蒋光鼐、蔡廷锴支持下,对其进行抵制,坚持由自己落实广东的建设规划,但具体实施可由陈铭枢的省政府负责(因叶挺要将主要精力放在军队和军工建设上),才算解决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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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知道陈济棠如此热衷经济建设,中饱私囊、扩大自己的财源也是重要原因。1936年他下野时,携带去香港的银元达2600万元(1931年,整个中国政府每年财政收入才3亿多元,可见陈济棠一人之财力几乎相当30年代初全国财政收入的十分之一!),他手下的各级官员、军官也有一笔不菲的非法收入。不过现在是1932年7月,广东经济刚刚起步,陈济棠等人的收刮还不算多,为了避免大打出手,叶挺同意陈济棠等离开广东去福建时,可带去私人收入。结果陈济棠带走500万银元,其他的官员、将领带走几万、几十万不等,叶挺又为安置粤军去福建的部队(包括家属)另支付1000万元,这样广东银行剩下的资金只有2000多万元,加上十九路军淞沪抗战得到的海内外巨额捐款的剩余,也不足3000万元,但已非常可观。

        十九路军领导人蒋光鼐、蔡廷锴等都以廉洁著称,在他们的带动下,十九路军上下不存在贪污问题。陈济棠的粤军官兵新金当时是全国最高的,为了不致引起不满,归顺的粤军部队(达10万人)待遇不变(还规定至1932年的年底前每月发双薪)。至于十九路军从福建入粤的部队,待遇与原粤军相同。除去这笔开支,以及每月给广西的50万元,叶挺的启动资金只有1000多万元,但已足够。

        第一件事就是整顿吏治,肃清贪污,以集中有限的财力。为了不致引起动乱,十九路军对选择留下的各级政府官员全部留用(象广州市长刘纪文就留用),但毫无疑问其中不少人在陈济棠时代风气的影响下成为蛀虫。叶挺不动声色,以改造社为基础,仿造后世香港廉政公署的做法(均由蒋先云告知,不一一注明),大力肃贪。叶挺发布文告:“财政为凡百事业所取资,更为政治建设的命脉。过去政治之病态以财政无根本解决之方案为百病之泉源。本省财政,窘枯已达极点,无论如何困难,如何痛苦,务求达到收支适合之目的。整理财政一要开源节流,二要廊清积弊,并拟具惩治贪官污吏条例。”经改造社调查,留用的财政厅长冯祝万以筹款应急为名,将好些税捐项目压低定额批给奸商承办,叶挺即将其免职,改任以公正著称的区芳浦为广东省财政厅长。区上任后,随即进行整顿税务机关,逐渐撤销承商,收回自办,严追欠征税款。同时整理各项税捐,开征洋米、洋糖入口等新税,保护农业的发展,很快改变了冯任时期的状况,财政收入从每月500万元,逐次增至每月800万元。原财政厅长冯祝万被惩处,对广东各级官员以极大震动,贪污盛行之风得到刹止。叶挺又建立一整套防贪反贪制度,从源头上杜绝贪污(拧紧水龙头),又以肃贪为名将一批留用的贪官清除撤换,大大澄清了吏治,同时又以高薪养廉保证积极性,稳定了各级政府官员队伍。

        陈济棠给广州留下最深印象的代表作,是中山纪念堂、爱群大厦、市府大楼、海珠桥。叶挺接手时,各项目都未完工,于是对其进行有选择建设。市府大楼称市府合署,当时工程分为三期,第一期工程只完成了大楼的南半部分,作为市政府办公大楼,至于二、三期工程则停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