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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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以上政治机关，还成立了“白色士兵工作委员会”，以加强对国民党军的宣传和瓦解工作。内容广泛多样，形式丰富的思想政治教育，使红四方面军指战员，知晓了党的任务，明确了革命的目的，了解革命的形势，增强了革命的信心，激发了革命的斗志；内容广泛多样，形式丰富的思想政治教育，使红四方面军指战员认清了帝国主义、国民党反动派的反动本质，增进了红军战士阶级觉悟的提高，确立了推翻阶级压迫，为工农大众求解放、闹翻身，为无产阶级当家作主而战的革命目标，收到了“上下同欲”的思想政治教育的效果。
对军事训练和思想政治工作，蒋先云都是“纸上谈兵”，他将毛泽东思想的有关内容阐述一番，倒也赢得众人称赞并付诸实施。不过，在一件“大事”上，蒋先云还是与红四方面军领导人起了“冲突”。
蒋先云提出整军期间，可安排结婚的干部战士回家团聚一段时间，安排不了的，则动员妻子们到红军驻地与丈夫“过夜”。
这一提议，在红四方面军总部炸了锅，众人纷纷反对，蒋先云则一反常态，固执地坚持。
蒋先云当然知道，在当时人们的观念中，自己这个建议是如何惊世骇俗。
女人，犹如青春的火焰，是妩媚而神圣的。而女人，对武装部队来讲，对这些年轻力壮铁塔似的战士来讲，却是十分忌讳的，仿佛水火难容。
女人，在将军看来，容易使战士走火入魔，影响士气，削弱、腐蚀战斗力，所以除了剧团与医务所以外，尽量不用女兵。在战士看来，眼不见为净，万一不慎看一眼，就神魂出窍，彻夜难熬。
蒋先云解释说：“马克思说过，男女之间的关系是人与人之间的直接的必然的关系，根据这个关系可以判断出整个文明程度。这是一百年前马克思在《经济学——哲学笔记手稿》中说的。文明这个概念，西方和东方是不尽相同的。男女关系，说到底就是性关系。中国古代并不回避这事。食色性也。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许多诸侯国王接见贵宾学者，当面自我坦白：寡人好色。其言论与行动是统一的。齐桓公早为西门庆开了先河。孔子见南子，证明孔圣人对于美女也难兔动心，尽管子路不悦，也挡不住老夫子那种勇冠三军的精神。虽然老夫子家里还有妻子儿女。”
“男女问题，性意识，性行为，是人类生活中的重大内容，中国古书上并不回避，私生子也不例外。孔圣人就是个私生子。秦始皇也是私生子。私生子格外聪明。春秋战国时代，男女平等，女人同样参军。《墨子》这部书上记载女兵跟男兵一样担任作战和后勤工作。所以那时男女之间不存在神秘气氛。”
“战争与性欲这问题，是否有阶级性的区别？资产阶级好象采取的是纵欲主义，例如日本帝国主义搞‘随营妓’、‘慰劳队’、‘慰安妇’，国民党军中提倡士兵唱《二十五更调》。而我们无产阶级领导的部队好像采取禁欲主义，干部、战士一律谈性色变。但无产阶级不应该搞禁欲主义，资产阶级也不一定搞纵欲主义。两个阶级的区别在于战争的性质。日寇侵华战争、蒋介石进攻苏区都是非正义的，他们对其部队官兵不敢承认这种本质，只能用不健康的腐蚀剂来麻醉士兵。我们部队则是用强大的政治思想工作巩固和提高士气。我们进行的战争是正义的，有理想的。民歌里有句歌词‘革命成功恋爱你’，革命成功，是我军的理想。我们的原则是革命第一，恋爱第二，恋爱是以革命为前提的。”
蒋先云一番宏论，使红四方面军总部的众人目瞪口呆。蒋先云心中暗笑：这次他搬出了马克思的《经济学——哲学笔记手稿》，尽管在座的有不少留学苏联的高材生，熟读马列原著，但马克思的这本《经济学——哲学笔记手稿》是其晚年的重要著作，对比之前马克思的早期理论有许多创新之处，苏联讳疾忌医，没有组织翻译，蒋先云据此高谈阔论一番，倒把在座的人“唬住”了。一番争执后，蒋先云第一次行使了“特派员”的权威，促使总部终于同意了蒋先云的这个“荒诞”建议。
根据实际情况，随军家属的“团聚”地点，红十军团在皖西金家寨，红八军团在豫东南的潢川，红三军团和方面军总部在鄂东北的红安。
原来的红军集结之地，清一色的男性森林中，突然出现了众多的花枝招展的年轻女人。
运输队向各驻军村落运送大批粮草，后勤人员四出采购，买猪、赶羊，上街选办黄花、木耳、海带、粉丝、蘑菇、鱼类，向殷实人家借用粗细瓷器。干部家属一批批一群群从后方送来。紧接着，苏区的红军指战员们的媳妇也成群结队地陆续送来。这些日子，仿佛迎接喜庆佳节，整个部队洋溢着欢乐气氛。
首长们一声令下，各单位的司务长带领人马通宵忙碌，为幸福的鸳鸯们安置一个个温馨的蜜室。战士们称这些香甜的蜜室为“第二战场”。于是，鸳鸯们等不及黑夜就各归各巢，关门闭户，急如星火地进入销魂荡魄的“第二战场”。入夜，全村全寨一片漆黑，世界进入深不可测的洞穴之中。整个天空整个大地开始摇晃起来，疯狂地投入你死我活“肉搏战”的境界，几小时几小时地连续酣战，不管它水漫金山，不管它日上三竿，真正是欲罢不能，缠绵难舍……豆浆油条都凉了，司务长派人满村叫门开饭，却迟迟不见动静。司务长不禁摇摇头：“唉，第二战场真邪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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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第十五章：土制武器
这时的蒋先云，却赶到新集的方面军军械所去。他这期间重点做的事情，就是利用自己记忆中有限的武器知识，为鄂豫皖根据地建立自己的军工体系。
蒋先云想到：脍炙人口的《游击队之歌》中有—段歌词：“没有吃，没有穿，敌人给我们送上前；没有枪，没有炮，敌人给我们造。”这在抗战初期的游击战还可以，但随着战争发展到相持阶段和反攻阶段、日军大搞“三光”时就不行了。当时的情况是：“没有吃，没有穿，人民给我们送上前；没有枪，没有炮，我们自己造”。这才是当时历史的真实写照。所以鄂豫皖根据地，还得立足于建立自行研制武器的军工体系。
新集的军械所原来就初具规模，但只能简单修理枪械，翻造子弹（就是用战场上打过的子弹的弹壳重新装药，威力比原装子弹逊色不少，但聊胜于无）。由于几次大捷，红军从潢川、六安、霍山、安庆等地的军械所搬来大批机械、工具甚至机床，安装了发电机，使新集的军械所规模大增。据蒋先云估计，已经超过了抗日战争时期八路军最大的兵工厂——水腰兵工厂。
此时蒋先云正在把弄一支新式马步枪，拉拉枪机，瞄瞄准，高兴地说：“81式终于造出来了！刘贵福同志，你是生产战线上的英雄！以后要创造条件多生产，支援前线。”
刘贵福嘿嘿直笑。这位有着传奇色彩的中国轻武器设计专家，就是蒋先云“请上山”的第二位“神秘人物”。
刘贵福，1908年7月19日生于山东省宁津县，曾先后到国民党北平修械所和阎锡山的山西太原兵工厂机枪分厂当工人，主要从事机械修理和制造。抗战爆发后，他与10多名工人投奔延安，为新中国兵器工业特别是枪械制造技术的提高做出了巨大贡献。特别是他利用延安的简陋设备，生产出了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轻型步枪——81式马步枪，名扬天下。
1931年底蒋先云到达鄂豫皖后，集中精力处理完白雀园事件，就要胡底安排人员去山东南部的济宁，重金聘请刘贵福。蒋先云知道，刘贵福早就倾向共产党，曾说过：“在信阳时，就听说共产党提倡‘劳工神圣’。共产党一定是对工人好。再说，那些被杀的共产党，有不少是大学教授、大学生，他们都是有学问的人，都知书达理，肯定不是坏人！”
蒋先云回忆了一番：1931年初，刘贵福到济宁的鲁南民团修械所当了所长。仅仅三四个月，山东省政府以“修械所未经批准”为由予以解散了。刘贵福随之失业，一直在鲁南潦倒（次年就去了山西晋城，在孙殿英部第41军修械所当工匠）。胡底派出的人员于1932年初就在济宁找到了刘贵福，刘贵福非常高兴，愿意去鄂豫皖苏区，但要求鲁南民团修械所的失业工人一同前往。红军自然求之不得，秘密安排他们全部来到新集，包括其妻儿一起接来。刘贵福月薪24银元，其余工人月薪10银元，从而有了一支技术娴熟的军工队伍。
刘贵福初到苏区，蒋先云并未要求其立即研制大名鼎鼎的81式马步枪，而是先修理枪械。红军几次大捷，缴获枪械无数，但许多枪战斗中被打坏，完好的也时常有卡壳故障，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战斗。修理枪械是刘贵福的拿手好戏，他带动新来的工人，不到两个月就修好轻、重机枪达120余挺。刘贵福又创造了哈奇开斯式重机枪“装弹修正器”，保证了机枪的连发性能，为支援前线做出了突出贡献。
还有就是将重机枪改成高射机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