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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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高风亮节，举世无双！当想到这些英雄们的光荣牺牲，我心情十分悲痛，眼眶里盈满了泪水。
蔡廷锴抬眼环视会场，觉得到会的人来得差不多了，便宣布追悼大会开始了。
蔡廷锴将军作了简短的讲话后，就由居正院长致词。何香凝女士在大会上作悲愤激昂的讲话。她讲到我军英勇抗日，拯救国难，为了中华民族生存，进行惊天地泣鬼神的英雄壮举。当讲到激动悲痛的地方，她情不自禁地大哭起来。
大家听了何香凝女士的讲话，全场受感动了。有的低头抽泣，有的放声大哭，也有的悄悄地流泪。
蔡廷锴将军是位铮铮的铁汉，在战场指挥千军万马，很少有掉眼泪的。但听了何香凝女士的讲话后，也禁不住地流下了热泪。
何香凝最后说：“全国同胞们，我们要奋起抗战，只有抗日才能救国！如果我们不愿当亡国奴，就必须全国奋起，像光荣牺牲的先烈们一样，拿起枪杆，向着敌人冲去……”
何香凝的讲话，在大会上掀起一阵阵的热潮，各界代表纷纷上台讲话。会场上自始至终，充满了悲愤、壮烈的气氛。由于英雄烈士的光荣牺牲，更加激励全国人民的斗志，以及长期抗日的决心。追悼大会，从上午9时开始，直到下午3时才结束。
在追悼大会结束后，宋庆龄女士接受了记者的采访。她对淞沪抗战，发表了谈话，一方面是高度称赞十九路军将士以血肉为中国争一线之生机，激励中国人民奋斗牺牲的精神；另一方面是对蒋介石之流采取不抵抗主义，造成眼前如此局面，表示愤慨，指他们不顾民意，每以强弱论成败，为自己不抵抗的罪过开脱。
5月初，十九路军整补后，全军开拔福建，开始了新的征程。
正文 第十章 岁寒冬青（1）
“我及时赶到了在上海的临时中央所在地，截住了张国焘发给中央的肃反扩大化的电报，并展示了张国焘‘右倾’叛变的证据。临时中央和共产国际大为震怒，派我去鄂豫皖根据地对张国焘一伙进行整肃……我与刘伯承、左权、朱瑞、胡底等同志火速赶往鄂豫皖，及时制止了红军历史上最惨烈的白雀园大屠杀，挽救了中共军事家许继慎等2500名红军干部的生命，并巧妙地对张国焘进行了处理。现在，鄂豫皖一切都走上正轨，云集了中共十大军事家，我有信心，到时红军第四方面军定将有10万以上的红色健儿奔赴抗日战场，必将予日寇以空前沉重的打击。”
——摘自蒋先云：《跨越时空的历史》
（注：共和国成立后，蒋先云【即另一时空的蒋云翔副教授】隐退并撰写了回忆录《跨越时空的历史》说明一切前因后果。本文有关蒋先云参与事件的记述，均原文引自蒋先云：《跨越时空的历史》。特此说明）
1931年11月1日船抵吴淞口后，我与叶挺随即分别，他去南京找陈铭枢，我则按照共产国际提供的接头地址和暗号，直接前往愚园路一处幽静的花园洋房，接上了头。
这里就是在上海的中共临时中央所在地。次日，隐蔽在上海各处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和中央军委的委员们聚集在此开会，与我见面。
随着1931年4月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中央特科重要负责人顾顺章、1931年6月中央政治局兼常委会主席（即总书记）向忠发相继叛变，在上海的党中央机关遭到很大破坏，在上海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只剩周恩来、卢福坦、王明和刘少奇。后决定周恩来等赴江西的中央苏区工作，王明则离开危险的上海，去莫斯科担任驻共产国际代表，与在上海的共产国际东方部负责人米夫一起回苏联。是年9月中旬，由王明提议经共产国际东方部批准，指定博古（秦邦宪）、张闻天（洛甫）、赵容（康生）、陈云、卢福坦、李竹声6人组成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博古、张闻天为常委，博古（原团中央书记）负总责。
这是一个典型的“王明内阁”，一半政治局委员（博古、张闻天、李竹声）都是以王明为核心的“28个半布尔什维克”的成员，无非是为了彻底贯彻王明的左倾路线。所谓“28个半布尔什维克”，是指1925年—1929年王明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时聚集的与他观点相同的一批人。1929年秋，该校开学不久，党总支委员会召开全体党团员大会，拟改选总支委员。参加这次大会的同志约有四五百人。王明发现没有再继续当选总支领导的希望，于是玩弄阴谋诡计，在大会的第九天，利用发现一个托派分子床上搜出一张参加托派的名单，谎报军情，说校内有很多托派分子。米夫于是主持了清党委员会，对非王明一派的进行迫害，开除党籍的有一百多人，受其他处分的有二三百人，被定为托派分子和反党分子的有些人被送进监狱；有些人被流放到西伯利亚。王明他们在互相庆贺“胜利”时，曾高傲地说：“这场斗争开始，全校大多数人都反对我们，但结果屈指计算，只有我们29个人就取得了胜利。”当时他们中间有人说：“徐以新是团员，不是党员，不能算一个，只能算半个”。因此，他们常常自傲地说：“我们28个半是布尔什维克，是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这29人中有陈绍禹（王明）、博古(秦邦宪)、张琴秋（沈泽民的妻子）、王云程、陈昌浩、12孟庆树(王明的妻子)、李竹声、徐以新(团员)、夏曦、24谭国辅(夏曦的妻子)、洛甫(张闻天)、沈泽民等。
其实这个临时中央政治局，还将另一个“28个半布尔什维克”之一的王云程（时任江苏省委书记）弄进去，以取得4：3的绝对多数。随着9月下旬斯大林等对我的接见和肯定，临时中央政治局后来不得不再次改选，拿掉了王云程，补上了我，且补我为排博古、张闻天之后的常委，同时任命我为中央军委参谋长。
当时的中央军委的委员中，军委书记周恩来、代理书记李富春、委员聂荣臻（军委参谋长）去了中央苏区，陈赓（中央特科情报科科长）去了鄂豫皖根据地，艾逸之（军委组织科科长）去了湘鄂西根据地，在上海的军委委员只剩下王云程一个。与我一起新补的中央军委委员有李超时（原江苏省委军委书记）、武胡景（原北满特委书记）、洪易（原共青团中央军委负责人）、柯庆施（原中共中央秘书长）。武胡景任军委党组书记。至于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李德，按照历史（即我所在的时空发生的历史，下同）要到明年秋天才来到上海。
11月2日下午，在上海的临时中央政治局、中央军委的委员们与我见面。临时中央总负责人博古首先致欢迎词：“虽然米夫和绍禹（王明）同志回了苏联，但联共中央和共产国际给我们派来了蒋先云同志。先云同志是斯大林同志亲自接见和高度赞扬的，我深信他的到来一定会有力领导起中国革命和军事斗争，掀起新的革命高潮！下面，请先云同志传达联共中央和共产国际的最新指示。”
实际上这一最新指示在我回国途中已经以电报形式发给了中共中央，不过只有要点。现在我传达了具体内容，就是“武装保卫苏联”、坚决打击“第三党”、集中兵力夺取中心城市、争取革命在一省或数省先争取胜利，并批判土地政策上的平均主义、“富农路线”等。/>
博古听得不住点头，这一切都符合米夫、王明的主张，博古自然有“深得吾心”的感慨。这时，我仔细观察了这个“历史名人”，只见他不过22岁左右，是政治局最年轻的成员。个子较高，身材瘦长。在听我讲话时他总处在极度兴奋之中，动作急促而不协调，常常神经质的哈哈大笑，连声叫好；他的牙齿前突，透过深度近视眼镜，眼球好像向外突出。他理着很短的寸头，好似一把硬刷子在头顶，颇为精神。
这是一个深受左倾毒害的人，尽管他是坚定的革命者。我暗中评价。就是这么一个年轻人，伙同德国顾问李德，给中国革命、工农红军造成了多么大的损害，被迫进行二万五千里长征，直到遵义会议才重新确立了毛泽东的领导地位。当然，现在，我来到了这个时空，自然会改写历史。
其余在座的人都是我在历史书上早已熟悉、照片也见过无数次的人。现在真人就在我面前，与照片差别不大。我还知道，其中核心人物、“28个半布尔什维克”之中的2个，即李竹声、王云程，不久后被捕即叛变了。不久后叛变的还有政治局委员卢福坦。我自然不会点破，只是心中暗暗冷笑。
听完我讲话后，唯一的老军委委员王云程十分激动：“早就该这样了！现在各苏区的红军搞什么游击战，零敲碎打，这里打一枪，那里放一炮，哪成得了气候！照这样中国革命何时才能成功？现在先云同志带来了联共中央和共产国际的宝典，红军就可集中起来打大仗，必然可震撼国民党反动派的腐朽统治，促使蒋介石集团的总崩溃！”
我微笑着说，蒋介石一个月后就将下野，但很快又可东山再起。但不管怎样，随着红军打下中心城市，必将大大促进革命高潮的到来。
众人自然大吃一惊：蒋介石统治如日中天，哪会下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