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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华之抗日铁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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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7章

书籍名:《新中华之抗日铁军》    作者:一刀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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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寇猝增三师,而我以后援不继。自1月28日起,我军日有重大伤亡,以致力于正面战线,而日寇以数师之众,自浏河方面登陆,我无兵增援,侧面后方,均受危险,不得已于3月1日夜将全军撤退至第二道防线,从事抵御。本军决本弹尽卒尽之旨,不与暴日共戴一天!……”

        3月3日,蒋光鼐又电令第十九路军撤退至周巷、青阳港西岸之线,第5军撤退到石牌、白茅新市之线布防。至此,日军占领了浏河镇、昆山、嘉定、南翔镇、真如镇,并在该线集结。

        日军也无力再战,且需调兵增援东北,镇压几十万抗日义勇军。国内财政也十分紧张,难以支持上海战事。但由于日本利用上海事变以转移国际社会注意力、掩护其东北傀儡政权出台的阴谋已经实现,其一手制造的伪满洲国已于3月1日宣告成立,溥仪于9日出任执政。因而日方急于把上海战事与东北战事分开解决。3月3日下午,日上海派遣军司令官白川义则、第3舰队司令长官野村吉三郎发出停战命令,宣称:“因十九路军退却,保护上海帝国居民目的已达到,决定在现占地区停止战斗。”

        3月4日,国联大会决议,要求中、日实行停战。

        此时蒋介石又对日军动向出现误判,它认为日军的军事目的“不外占领南京,控制长江流域”,因此决定“我军应利用敌之弱点,打破敌人进窥南京之企图”。3月11日,又传出日军“欲占领吴越平原一年,导致中国经济破产”的说法,国民政府便匆忙从反共前线调集大批军队到淞沪,后援军队陆续到达沪宁杭地区:第47师配合第5军在常熟附近,常州、无锡一带为第1师,龙潭附近为第4师,浙江之嘉兴、沪杭沿线一带为第2、8军。这一切都毫无意义,如果这几个军的兵力早些到达,淞沪一战决不是现在的结局。

        3月11日,国联再次通过和平解决远东争端决议案,规定日本必须履行国联的历次决议,从中国全部撤军。这对日本分开解决上海、东北两战争的计划带来了威胁。3月13日,日向中方建议,日方对沪停战,中日彼此退让,不受英美干涉。日本的真实意图是:一方面以日军撤离上海为条件,换取国民政府对东北既成事实的承认;一方面试探南京国民政府对英美决议的真实态度。

        国民政府虽然拒绝了这一建议,但由于并未真正放弃“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只是为了缓解国内压力和争取较好的妥协停战条件,才一面交涉,一面进行抵抗的,所以不希望战局扩大。3月13日,蒋介石对路透社记者发表谈话说:“东北成立伪国,完全日方一手包办,政府痛恨溥仪等甘当傀儡,但如讨伐,则难免扩大战争。考虑结果,暂不颁发讨伐令。”可见国民政府也是主张东北、上海分开解决的。甚至于3月13日一反依赖国联要求日本从中国全部撤军的决议,主张“先将沪事求一结束”。这一点与日方方针正相吻合。这是上海问题能够迅速解决的根本原因。

        中日双方从3月24日开始正式会谈,双方各以自己在沪军事实力为后盾,长时间讨价还价。由于日本借重军事实力迫使国民政府承认东北既成事实的主要目的已基本达到,于是于4月30日急调经补充的第11师团开赴东北,其余在上海的部队调回国内。

        5月5日,中日双方代表签订《上海停战协定》。协定全文如下:

        第一条:中国及日本当局,既经下令停战,兹双方协定,自中华民国二十一年五月五日起,确定停战。双方军队尽其力之所及,在上海周围,停止一切及各种敌对行为。关于停战情形,遇有疑问发生时,由与会友邦代表查明之。

        第二条:中国军队,在本协定所涉及区域之常态恢复、未经决定办法以前,留驻其现在地位。此项地位,在本协定附件第一号内列明之。

        第三条:日本军队撤退至公共租界,即虹口方面之越界筑路,一如中华民国二十一年一月二十八日事变之前。但鉴于须待容纳之日本军队人数,有若干部队,可暂时驻扎于上述区域毗连地方。此项地方,在本协定附件第二号内列明之。

        第四条:为证明双方之撤退起见,设立共同委员会,列入与会友邦代表委员会。该委员会并协助布置撤退之日本军队与接管之中国警察间移交事宜,以便日本军队撤退时,中国警察立即接管。该委员会之组织,及其办事程序,在本协定附件第三号内订明之。

        第五条:本协定自签字之日起,发生效力。

        本协定用中、日、英三国文字缮成,如意义上发生疑义时,应以英文本为准。

        中华民国二十一年五月五日订于上海。

        从协定的内容可以看出,这是一个有损于中国主权的协定。以第一条为例:表面上似乎对中日双方都不偏不倚,但这是在中国的土地上实行的停战,而当停战发生疑问时,却要外国人来查明,中国竟无权参与处理。第二条,问题更明显:中国军队只能驻于昆山、苏州一带,而日本军队却可以留在上海市区。尤其应当指出的是:附件中没有公布的部分竟规定中国政府要取缔抗日,第十九路军要调离上海,浦东及苏州河以南地区“才能驻扎中国军队”。这种苛刻蛮横的要求,国民政府居然也答应了。只是害怕全国人民的反对,要求日方对这一条款“绝对保密”。由此可见,国民政府“一面抵抗、一面交涉”的方针虽然同过去的完全不抵抗政策有所改进,但实质上则是“攘外必先安内”政策下的消极抵抗、积极求和。

        此后中国军队亦陆续撤离上海地区:十九路军移驻南京、镇江、常州一带整补(后调至福建“剿共”),税警总团回松江原防,第5军第87师和中央军校教导总队开驻南京,第88师开驻汉口。

        淞沪一战,打出了我抗日名将的威名,十九路军、5军乃至全国上下无不佩服,这对我以后开展工作是十分重要的。连日本人也另眼相看。日本大坂《朝日新闻》称赞我为中国新英雄,文章说:“此次上海事变,中国之新英雄叶挺,恰与北方英雄马占山,遥遥相对,实为不可多得之将才。叶本为陈铭枢部下,北伐先锋、铁军名将,现前敌指挥十九路军,在上海附近与我军(日军)交战。叶之军队,在南方为最可怕之常胜军,其必胜日本军之心甚强。目下中国人几乎崇拜若军神,因皆乐闻其每日战胜日本军之事。总之中国军中,有此名将和奇特勇敢之军队,能与我军(日军)顽强对抗,而不畏我军(日军)之猛烈轰击者,实所罕闻。”

        我自己知自己事。这次虽然多次料敌机先,但也几次险些遭“蝴蝶效应”算计,今后历史将不断改变,我当自省。

        4月5日清明节,在苏州体育场举行了盛大的“一_二八”抗日阵亡将士追悼大会。大会主席团成员有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张治中、戴戟。会场总指挥是我。大会由蔡廷锴主持。国民政府立法院院长居正和李济深、孔祥熙、何香凝、王晓籁等也参加追悼大会。并由居正院长主祭。参加追悼大会的,除第十九路军、第5军的将士外,还有各机关、民众团体共5万余人。偌大的体育场摆满花圈、鲜花,体育场四周架起竹竿,拉起绳子,在绳子上挂着来自海外和全国各地人民团体、各界群众送来的挽联、祭文。这些挽联和祭文,都以沉痛的心情,哀悼这次淞沪抗日光荣牺牲的英雄烈士们。

        会场当中处,挂着蒋光鼐总指挥亲自书写的一副挽联,沉痛哀悼牺牲的战友:

        “自卫乃天赋人权,三万众慷慨登碑,有断头将军,无降将军,石烂海枯犹此志;

        相约以血湔国耻,四十日见危授命,吾卒君等出,不率其入,椒浆桂酒有余哀。”

        这些用白布或白纸书写的大幅祭文和挽联,在字里行间,充满着悲壮激情,热情讴歌第十九路军和第5军抗日英雄的千古业迹,以及他们为中华民族求生存的惊天地泣鬼神的英雄壮举,表现了中国人民的伟大英雄气慨、壮烈情怀。这些祭文,爱国至诚,掷地如金石有声,感人肺腑:

        “英雄之死,重于泰山,造福后代!”

        “英雄之牺牲,奠吾民族幸福之基础。”

        在会场当中,北平朝阳学院袁明琪等8位东北同学,写了一幅长挽联。他们代表各大学同学,为十九路军英雄烈士的牺牲,表示深切的哀悼。挽联曰:

        “慨夫天祸中国,变起非常,倭寇犯边,穷凶极丑。既逞势于辽东,复凭陵于上海,凡属国人,莫不痛心疾首,引为奇耻大辱。今幸英雄们毅然誓师,歼彼顽敌,沪战未终,河山壮色。使我中华民族之地位一跃而蜚声欧美矣。我英雄们精诚喋血,义尚照然,此我四万万同胞额手遥祝,馨香崇拜者也。”

        我看着这一个个的花圈,一幅幅的挽联和祭文,在眼前仿佛出现一张张熟悉的面孔……他们昨天还和自己在战壕里谈笑风生,可今天他们已离自己走了。他们为了中华民族的生死存亡,以大无畏的革命牺牲精神,同敌人拼搏,以自己的生命,保卫祖国的领土,造福于万代子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