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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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军的政治工作，是整个国民革命军政治工作的一部分，这个传统也为后来的人民军队所继承并加以发扬。抗战初期，毛泽东同英国记者贝特兰谈话时说：“那时军队设立了党代表和政治部，这种制度是中国历史上没有的，靠了这种制度使军队一新其面目。一九二七年以后的红军以至今日的八路军，是继承了这种制度而加以发展的。”（《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380页）这对人民军队政治工作承前启后的关系，作了历史唯物主义的阐述。
铁军的后勤工作也颇具特色。他们之所以能所向披靡，后勤保障有重大作用。铁军向北洋军阀控制的两湖进军，主要是靠广东革命根据地的供应。当时广东发行的纸币，在湖南地区都通用。铁军沿广东出发到武汉，都用广东纸币或部分现金，就地购买军需品和薪饷。在重要进军道上设立兵站，使后续部队得到部分供应。由于铁军纪律好，不拉夫，不扰民，买卖公平，群众拥护，行军作战中吃穿都不困难。武器方面，沿广东出发，铁军装备整齐，一人一支步枪，带两百发子弹。进入两湖，军队扩大，都取之于敌。打到武汉，这里有早负盛誉的汉阳兵工厂，我党在这个工厂的工人运动，本有基础，北伐军一到，革命情绪高涨，立即得到大批弹药供应。
第4军博得“铁军”之名，是同他们的领导人陈可钰、陈铭枢、张发奎、廖乾五、蒋光鼐、叶挺、黄琪翔、蔡廷锴等有直接关系。这些人多数是知识分子，受过较完备的军事教育，久随孙中山，受革命思想的熏陶，忠于民主革命，追求进步。作为革命军人，他们的素养、气质都较优良。张向华之蹈历无前，陈真如之指挥若定，蒋憬然之谋定再战，叶希夷之勇冠三军，黄琪翔、蔡贤初之立马疆场，廖乾五之善于政治工作，加以苏联军事顾问善于筹划，等等，历史传为美谈。铁军之名是在他们指挥之下打出来的，加上广大官兵的奋勇牺牲，使他们的才能得以施展。北伐战争中的突出战绩正是他们指挥艺术的体现。“铁军”的光辉称呼，博得当时社会各界和历史的承认。这是在时势造英雄的前提下，造成了英雄造时势的壮丽局面。
作品相关 徐向前：红四方面军的战斗作风
作风就是战斗力。一个革命政党，要有好的党风，才能团结群众，实现自己的纲领、路线。同样地，一支革命军队，也必须具有好的战斗作风，才能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保存自己，消灭敌人。
红四方面军的战斗作风，是在党的领导下从长期战争实践中锻炼出来的。战斗作风好，打仗过得硬，是这支军队的特点和优点之一，也是它能压倒一切敌人和困难而不被敌人和困难所屈服的重要原因之一。
首先是狠。
我想把红四方面军的战斗作风概括为五个字：狠，硬，快，猛，活。
这个“狠”字，是首要的、根本性的东西，贯穿于红四方面军的全部战斗活动中。不论打小仗或打大仗，游击或运动战，进攻或防御，正面突击或迂回包围，分散袭敌、扰敌或集中主力歼敌，内线转战或外线出击，一言以蔽之，部队从上到下，自始至终，都有一股狠劲：有敌无我，有我无敌，不消灭敌人，决不甘休。
那时，部队作战一不为钱，二不为官，一心一意要消灭敌人。指战员不是怕打仗而是盼打仗，巴不得天天有仗打，天天捉俘虏、缴武器弹药。如果一两个月不和敌人交锋，下面急得象开锅似的，意见一大堆，领导上要做许多思想工作。相反，战斗任务一下达，几乎用不着费唇舌，下面就忙活起来，人人生龙活虎，个个摩拳擦掌，把枪支、子弹、草鞋、干粮袋弄得好好的，随时准备投入战斗。
谁都知道，战争不是儿戏，而是敌我双方的生死搏斗。打仗，不仅要吃大苦，耐大劳，而且要流血，要死人。战役战斗的准备和进展过程中，连续行军，连续作战，顶酷暑，冒严寒，喝不上水，吃不上饭，几天几夜睡不上觉，是家常便饭。每个战役战斗的胜利，我们都要付出血的代价——少则几十人、多则几百人甚至上千人的伤亡。然而，部队硬是一不怕苦，二不怕死。为了彻底消灭敌人，解放受苦受难的工农大众，什么饥寒呀，苦累呀，危险呀，伤病呀，流血牺牲呀，通通不在话下。“怕死不革命，革命不怕死！”“不消灭敌人，不是英勇的红四方面军！”是广大指战员的响亮战斗口号。只要枪声一响，指挥员把驳壳枪一举，喊声：“同志们，跟我来！”战士们就奋不顾身，前仆后继，扑向敌人，直至将敌人摧垮和消灭。大家把在战场上的英勇牺牲叫做“革命到底”，认为这是一个红军指战员的神圣归宿，因而也是最大的光荣。
部队有了这么股狠劲，从而形成了近战歼敌的优良传统。当时，敌众我寡，敌优我劣，敌强我弱。不仅战略上如此，且战役战斗中也往往如此。每次敌人“会剿”、“围剿”的兵力，均数倍、十数倍于我。敌人有飞机、大炮、自动火器和充足的弹药，我们没有。我们只有步枪、撇把子、大刀和马尾手榴弹；从敌人手里缴来些迫击炮和轻重机枪，但缺乏弹药，坏了又无法修理。在这种条件下，我军靠什么去战胜敌人呢？主要是靠士气，靠勇敢，靠有股非消灭敌人不可的狠劲，靠短兵相接，刺刀见红，手榴弹开花。这就是近战。或攻或防，或迂回或突击，不接近敌人不打，500米不打，300米不打，200米不打，单等几十米以内再打。一锤子下去，敌人倒下一大片，惊慌失措，锐气顿挫。这样，才能有效发挥我军的优势，减杀敌人的优势，迅速克敌制胜。红四方面军历次战役战斗的胜利，充分证明了近战手段的强大威力。我们的火力火器不行，远远落后于敌人，如果又不实行近战歼敌，所谓消灭敌人，保存自己，争取胜利，便是空谈。而要近战歼敌，杀出部队的威风来，关键在于一个“狠”字当头，力争多多消灭敌人。消灭敌人，是保存自己的最基本的手段。“宋襄之仁”和“菩萨心肠”乃自取灭亡之道，为我军所鄙弃。只有对于放下武器的敌人，我们才施以“仁政”，宽大处理。狠的战斗作风，建立在红军指战员高度阶级觉悟的基础之上。没有对人民的无限热爱和对敌人的无比憎恨，没有远大的革命理想和视死如归的牺牲精神，打仗是硬不起来的。在这里，经常的政治教育和阶级教育起着主导作用，它是培养这种战斗作风的基础一环。
第二是硬。部队作战，不但要狠，而且要硬。程咬金的三斧头，狠是狠，但砍完就“撤气马”，没有后劲，过不得硬，是不行的。尤其在战役战斗的严重、惨烈、危急时刻，部队一定要有“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的气概，真正拿得出，挺得住，过得硬。这股硬劲，有时能起到反败为胜，化险为夷，扭转整个战局的重大作用。红四方面军历经许多艰险危难的严峻考验，树立了过硬的战斗作风。
我们的胜利，确确实实来之不易。一部红四方面军成长壮大的历史，就是不断同敌人打硬仗、恶仗，以弱胜强，以少胜多的历史。那个时候，我们叫做“硬着头皮打”。
事实证明，我军在敌强我弱的条件下作战，虽然主要采取“避强击弱”的作战方针，但打的却多是硬仗、恶仗，轻而易举取胜的战例是不大多见的。这是因为：（一）根据地范围有限，又处在敌人的重重包围之中。敌人的“会剿”、“围剿”，一次比一次规模大，时间久；投入的精锐部队，也一次比一次众多。红军回旋余地不大，要想完全避免同强敌、众敌作战，几乎是不可能的。（二）敌我力量的悬殊，使红军的劣势地位短期之内无法改变，因而即使是敌人的弱军（与其强军相对而言）同我们作战也往往有恃无恐，其嚣张气焰和拼死决斗的程度，相当可观。国民党正规军如此，杂牌军如此，反动民团也如此。同我作战的敌军，几乎没有成建制倒戈的事件发生；我拔掉某些根据地边缘地带的反动民团寨子，也不容易，原因就在这里。（三）虽然各路敌军“围剿”根据地时，互存戒心，各保实力，给我以可乘之隙，但在对付红军这一点上，他们毕竟有共同的利害关系。我拣某一点或某一路弱敌去打，有时会遇到他路敌人迅速来援的情况。我军必须连续作战，进而打破援敌的包围和夹击。“围点打援”时，援敌来势凶猛，人数众多，要吞掉他们，更是需要花费力气的事。（四）特别在我军反“围剿”失利被迫转战的情况下，敌人疯狂围迫堵截。有些敌我力量悬殊的艰险战斗，避也避不开，非打不可。所以说，我们那时打的许多仗，的确是硬着头皮干的。形势所迫，斗争需要，不这样干怎么行呢！如果部队只想拣省劲的仗打，一见到硬敌、众敌就望而生畏，远走高飞，不敢抓住战机，尽一切可能去夺取胜利，那就势必走向消极避战和逃跑主义，要打破“围剿”和壮大红军是不可能的，想巩固和扩大根据地当然也是不可能的。
每个战役战斗，无不都是敌我双方的拼力竞赛。谁胜谁负，除了主观指导正确与否、战术运用恰当与否等条件外，部队能不能在节骨眼上过得硬，熬得住，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我们在敌众我寡或敌我力量大体均衡的条件下进行战役战斗，经常遇到这样的情形：关系双方主动地位的一个口子的突破，一个制高点的夺取，一个防御阵地的固守，要经过反复多次的、剧烈而残酷的冲杀和拼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