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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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铁军的结局来看，只有共产党领导的部队才有前途。因为共产党所进行的共产主义的正义事业，代表社会发展的趋势。卓越的共产党人是中华民族的优秀子孙，有高尚的革命情操和优秀的斗争艺术，她领导的军队，官兵都有远大的理想，有奋斗到底的决心与气概，所以百战不殆。铁军的另外两支部队，尽管也能打仗，北伐时也曾有过光辉的历史，十九路军在“一_二八”抗战中还显示了特殊作用，但由于其领导者，是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有不可避免的软弱性和动摇性，所以都以失败告终。
（六）铁军与人民军队
1927年8月，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破裂后，中国共产党开始独立领导中国革命战争，创建人民军队。经过22年艰苦卓绝的斗争，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在中国的统治，取得了民主革命的胜利。铁军和人民军队有着很深的历史渊源。
南昌、秋收、广州三大起义，是人民军队创建的起点，这三大起义军事力量的主要部分都来自铁军。南昌起义，主要力量是第2方面军党所领导和影响的部队。湘赣边界秋收起义是农民和军队力量的结合，军队是第2方面军总指挥部警卫团。这个团是1927年6月下旬在武汉建立的，是我党根据叶挺的建议，帮助张发奎组建的。党派许多党团骨干，担任警卫团的各级干部，使这支部队像独立团一样，成为我党直接掌握的部队。在委派团长时，曾有个小插曲。叶挺想让第25师73团参谋长、共产党员卢德铭担任团长，但不能由他向张发奎建议，因他在军政界有“色彩”（当时对共产党员和倾向共产党的革命人士易于引人注意的代名词），张多半不会同意，他就找25师参谋长张云逸。张云逸是参加辛亥革命的粤军前辈，为人敦厚，有长者风度，在4军中影响很好。叶挺请张云逸去同张发奎谈，果然，张发奎同意了。卢德铭赴任前，中央军委负责派遣工作的聂荣臻亲自向他作了交待，要他“掌握好这支部队，不断扩大党团员数量，提高全体官兵的革命觉悟”。那时，团长有委派连排长之权，由共产党员任团长，这个团基本上就被我党掌握了。
1927年7月，第2方面军东征讨蒋，警卫团因尚未编齐，暂留武汉。“八_一”南昌起义后，警卫团利用张发奎的名义，乘船东下，欲赴南昌响应起义。行到湖北阳新，因张发奎态度骑墙，遂改道江西武宁。在武宁，得知南昌起义军已南下，遂去修水待命。9月初，根据湖南省委的决定，该部参加湘赣边界秋收起义，改编为工农革命军第1师第1团。
广州起义是广东省委发动工人与军队一起进行的，军队有2个团属铁军系列，即第4军军官教导团和警卫团，这两个团都是我党掌握的部队。教导团前身为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汪精卫发动反革命政变时，唐生智企图解除这支武装，后经叶剑英向张发奎建议，将其改编为第2方面军教导团，由第2方面军参谋长谢膺白兼任团长。当时这个团里尚有100多名没有暴露身份的共产党员，全团的教育、行政等，主要由中共秘密党组织掌握。南昌起义后，张发奎曾再次将该团武器收缴，并排除了已暴露身份的共产党员。这时，叶剑英利用张发奎、黄琪翔对他的信任，自荐当教导团团长，经过巧妙的工作，再次发还武器，保护了这支革命武装力量。
第4军警卫团是1927年11月以后在广州新组建的，开始成分较复杂。当时，张发奎和李济深为争夺广东而混战，我党利用这一机会，准备广州起义。为了加强武装力量，党组织交待叶剑英，让他利用第4军参谋长的职务，扩充并掌握4军警卫团。叶向张提出扩编警卫团的建议，并推荐共产党员梁秉枢任团长，张发奎同意后，叶又安排张诗教、陶剑寒（陶铸）等一批共产党员到警卫团任职，并将300多名曾参加省港罢工的工人招进该团，编为第3营。广州起义时，教导团全部和警卫团第3营，共约2000人参加战斗，担任了主要方面的作战任务。
三大起义是我军创建的开端，起义的武装力量是我军最初的主要来源，他们多属铁军中建立了我党组织的部分。所以，说起人民军队的渊源，不能不溯到铁军。而且人民军队初创时，连名称也是借用铁军的，井冈山朱德、毛泽东部，湘鄂西贺龙部，都称4军。抗战时期，我党将南方游击队改编，也是称4军。新四军军歌唱道：“光荣北伐，武昌城下，血染着我们的姓名……”人民军队继承了铁军之名，并将其发扬光大，成为举世闻名的钢铁军队。我军最早的一批高级军事将领，也多出自铁军，在铁军中担任过高级职务的有：叶挺、叶剑英、聂荣臻、周士第、张云逸等。在铁军中担任过中下级军官的就更多了，如后来到江西苏区的卢德铭、王尔琢、陈毅、刘畴西、贺昌、周子昆、林彪、粟裕、赵尔陆、范树德等；到鄂豫皖苏区的许继慎、蔡申熙；到湘鄂西苏区的董朗、孙德清；到左右江地区的徐光英（改名徐开先）；到浙南红13军的胡公冕等；湘鄂赣苏区的高泳生（曾任红16师师长）；湘赣苏区的潭家述，等等。这些同志在红军建设中尤其是建军初期，起了很大作用。他们具有不同程度的军事经验和军事技术，有带兵、练兵、用兵的本领，是创建红军的骨干力量。此外，还有一些在白色区域做秘密工作的，如廖乾五，1930年在湖南作党的军委工作而被捕牺牲。24师政治部宣传部长裘古怀，在奉化县做秘密工作，1929年牺牲。
结论
铁军是中国大革命时代的产物。这时期，中国工人阶级登上了历史舞台，支持孙中山领导的民主革命；孙中山又确定了三大政策，特别是强调中国革命要以俄为师，非学俄国不可。这样就促进了民主革命的发展。这时期，国共两党开始合作，苏联政府给予多方面的援助，五卅运动及省港大罢工，东江和广州附近农民运动的大发展，北方革命运动的兴起等等，使广州革命政权得到了新的血液。在这块土地上应运而生的第4军的指战员，有了革命理想，为一个共同的目的而战，同仇敌忾，所向披靡，时势造英雄。没有这个时代，“铁军”是不可能产生的。
“战争是政治的继续”。在阶级社会中，任何战争，不会没有政治原因。根据马列主义原理，政治又是经济的集中表现。战争与政治密切相关，又是不同范畴。战争本身有其自身的规律。铁军在进行革命战争时，打得好。分化以后，各系统在战争中多数打得好，因为他们在战术、技术和战斗进程以及军事行政管理等方面，都能把握其自身的规律。但是，战争究竟是为政治服务的。北伐时期，无产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都为完成民主革命而共同战斗。反映在军事上就是铁军能战必胜，攻必克。大革命失败，国民党破坏统一战线，国共分家，铁军也随之而三分。无产阶级领导的铁军，坚持民主革命，而资产阶级领导的铁军，参加军阀混战；镇压革命人民并“围剿”人民军队，这样就使战争的性质变化了。前者是正义的，在长期革命战争中，也经过若干曲折，终於取得了革命的胜利。后者是非正义的，最终是会失败的。
铁军之所以威名大振，还在于军事政治训练有素。首先是这支部队继承发展了中国历史上优良的军事传统，吸收了外国先进的军事思想，并在孙中山长期的军人精神教育的感召下，进行严格的军事训练和政治训练。除有自己训练干部的西江讲武堂外，还吸收黄埔军校的经验，向部队讲解当时比较先进的战术。他们要求严格训练，刻苦耐劳。以“铁腿、马眼、神仙肚”自励，日行百里，并不稀奇。他们组织行军，井然有序，我听一老兵说，戴戟团长规定起床到集合为一小时，他把从起床到集合许多事务，合理安排。不能起早，起早了，休息不好，浪费精力，迟了就不能按时出发。这说明他们的时间观念非常强。第二，铁军的纪律好，管理严，要求不嫖、不赌、不吹（抽鸦片），不强占民房，不强买强卖，借群众的东西要还，那时汉口《民国日报》常有记载。铁军行军多为露营，1927年夏在河南打仗时，只要不下雨就在村落旁的小片树林露营，这样有利于管理和安排生活。驻军时按计划进行操课。第三，铁军的政治工作是国民革命军开展得比较好的，他们有一套开展政治工作的组织机构，如政治部、各级党部、军师设党代表，团、连均设政治指导员，还有一套政治工作办法，每到一地，刷标语，搭台演讲，召开群众会议，或与群众组织联系，宣传革命道理。士兵要读《国民革命军士兵读本》，在参加连党部会议中（官兵都参加国民党）有发言权。以团为单位的总理纪念周，是团长、团指导员或上级派人来讲政治问题和作宣传的好时机。连队经济公开、赏罚公开、用人公开。官兵之间虽然薪饷有别，但大都认为自己是革命的，有一定的革命自觉性。有些军官有打人恶习，但舆论不赞成，政治工作人员也抵制，他们还重视战时政治工作，利用刊物，及时宣传杀敌战绩和奋斗精神。将士牺牲，召开追悼会，怀念死者，激励部队，使全军官兵同仇敌忾，共赴疆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