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0章
《百年中国法律人剪影》章节:第20章,宠文网网友提供全文无弹窗免费在线阅读。!
崧生、季龙互相推让，非常客气，我想还是请伯申先生先发言，伯申先生同是我信仰之朋友。镕西先生能扶病到苏一行，不需多发言，既是表示友谊与正义，又可增加我们律师方面的力量。望汝亲访张先生，为我代达此意，并与伯申先生接洽为要。”
尽管张耀曾此时已经因为病体等等原因，不愿意做无益之举，但仍然关切此案进展，到了6月8日，“下午电话与伯申，商沈案”。这天沈钧儒也收到了张耀曾的来信，他告诉沈谦，“镕西先生顷有函来，知日来体次不舒益甚，不愿再请其劳动，已函复遵办，并快函崧生先生，请其允为兼任辩护矣。”沈钧儒除了告诉沈谦此事外，还告诉家人此时的心迹：“判罪万不甘服，决计尽量拖延，不能任令一庭结束。”此时当局也已经通知沈钧儒等人，“旁听券每人止能得两张，”沈钧儒表示“无可如何。”
六 不一般的开庭
6月11日，“七君子”案如期在江苏省高院刑事庭开庭审讯。
开庭前，法院发出了120张旁听证，但这远远不够，是日上午一大早就有数百人士齐集高等法院门口，这当中有李根源、张菊生、沈卫、陶家瑶等名流。法院深恐局面失控，于开庭前贴出“不予公审，禁止旁听”的布告，所有已发旁听证全部失效。在沈钧儒等人以及围观人士的压力下，院长朱树生最后允许新闻记者和被告家属进入法庭旁听。
下午2时，“七君子”案正式开庭，审判长方闻，推事汪钰、郑传缨协助审理，检察官由翁赞年担任。
沈钧儒系第一被告，接下来有章乃器、王造时、李公朴、邹韬奋、沙千里、史良等次第被询问。当日审理共持续三小时，审判长决定第二天继续进行。
但事实上，第二天的审理没有进行，辩护团基于拖延时间的考虑，以调查证据被驳回为借口，在6月12号上午开庭前一小时向法庭递交要求审判长回避的申请，停止了诉讼程序。
七 庐山说情求保释
张耀曾人在上海，心在苏州。6月14日的日记中记载了与李伯申谈话的情形。“下午李伯申来，谈苏州出庭情形。衡山等因陈诚允往庐山向蒋说情，宣告无罪，故不欲法院速审了结。适法院于调查证据概行拒绝，故借此申请回避，以延长时期，可得更有利之结果。”张耀曾闻此感叹，“凡事皆有表里，不可尽信表面。中国事大抵如此。”
6月15日，沈谦拜访张耀曾，“谈前日赴苏，与杜月笙、钱新之、张季鸾同往，晤衡山诸人，商定再向蒋请予以无罪处置等情形。”
在6月16日，也就是审判程序中止三天后，沈钧儒给沈谦的信中指出：
镕西先生意见很对，但是只要经过庐山一行，无论是判决或撤回，法律尊严终已不能维持。其实法院吃亏，我们尽可不管。不过我们是顾全政府，并且愿意顾全法律的。在看守所多住几天倒不要紧，所以最好是法律手续先弄清楚，俟判决或撤回后再赴庐山。汝可速以此与镕西、伯申、季龙三先生切实商量，如以为妥，再与杜、黄、钱诸公言之，至要至要。季龙今日交来速记稿已看过，还有家属出面申请停止羁押状稿，亦已略改，如送来签名，汝可照签。
同日，沈钧儒又给沈谅写信，指出，“近来又有转变，或可由政府自动撤回诉讼，或判决无罪。惟我等说不定于下星期中即将离开苏，到庐山与蒋谈话，倘能融洽，则政府与人民打成一片，真中国之福气矣。”
6月17日的时候，保释出狱似乎已经是板上钉钉的事情。沈钧儒家信言到，“星期五当然来不及，即星期六亦来不及交保也。至要南京有电到法院，办理自速。保人是否可就近请苏州朋友，印泉、仲仁二先生皆愿签字，已曾谈过也。昨日函所云，镕西、季龙诸公以为如何。”沈钧儒等对于此是不是过于乐观了？
八 尘埃落定
6月25日第二次审理得以进行，审判长已经换为朱宗周，推事也全部换人，检察官还是翁赞年。在这次审理之前，被告们的辩护团先后于22日、24日向法院递交了《第二次答辩状》和《申请调查证据状》。此在沈钧儒6月26日的家信中得到进一步印证：
昨日开庭结果，对于调查证据，只调取张学良军事审判案卷。当时审判长是李协和先生，我们深虑（检察官意思不太好，党部又如此，亦难怪我们要过虑）卷内文书或有故意篡改，加我们于不利（其实万不至于），望汝速访星如先生，托其将昨日情形详告协公，注意援助，切要切要。
事实上，这次审理根本没解决什么问题。恰恰相反，对于当局者来说，却是偷鸡不成反蚀把米，这次审理一不小心，就引发了宋庆龄、何香凝等国民党元老们组织的声势浩大的“救国入狱运动”。
《救国入狱运动》宣言传开后，在社会上产生了极大的感召力。7月2日，作家何家槐等13人具状投案，声称愿为救国与“七君子”承担连带责任；7月3日，上海电影界人士应云卫、袁牧之、赵丹、郑君里、白杨等20多人，具状江苏省高等法院要求收押；上海、北平的师生乃至普通老百姓亦纷纷参与。7月5日，宋庆龄、胡子婴、胡愈之等前往江苏高等法院要求入狱，给当局造成了极大的压力。
七七事变爆发后，抗日浪潮席卷全国，蒋介石被迫发表抗日的强硬谈话，释放救国会“七君子”已经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所疑问仅仅是如何释放而已。
沈钧儒对于案件的一波三折牢骚满腹。7月16日沈钧儒给沈谅的信中，我们可以明显地感知到这一点：
我事真太复杂，有一点无从说起。蒋对我等似有谅解，曾由杜月笙、钱新之、黄任之等到苏州来过两次传蒋意，欲我等往庐山面谈。而中央及地方党部似不愿我等与蒋直接解决，种种破坏，于是要判我等罪，要我等写悔过书，要于判罪后送反省院，要于赴庐山时对外宣布是将我等改押反省院。因此我们设法拒绝一切，只好庐山也不去。在法院方面尽量有法律手续来对付。本来他们想于六月十一日一庭结束判罪，我等反对法官不肯调查证据，申请回避，于是改至二十五日再开庭。我等仍力持须要调查，法官允调张学良军法会审卷，因此到现在尚未得到第三次开庭消息。无过如何救国无罪，是非力争不可。外间朋友以扩大入狱运动相援助。
五天后，对于“七君子”事件如何结束沈钧儒等仍不明就里，依然问沈谦：“杏弟只云杜说蒋意思很好，仅此一语而已耶！盼详告我也。”
7月22日，张耀曾的日记写到，“上午，沈谦来谈，拟设法保释衡山，余认为时机犹早。”
7月26日，张耀曾“上午，接谭理明电话，谓居觉生、王太狌等司法当局已决定准沈衡山等保释，请即转知办理云。当为拟一保释稿备用。下午，……电话告知褚慧僧请备为衡山作保。晚，约沈汝兼来，告知为衡山取保办法。渠谓黄任之亦通知此事，办法略同。惟拟定请杜月笙、钱新之作保云。余谓何人保均好，请月接洽。”
7月27日，“上午，沈汝兼来谈，已晤杜月笙，决请作保。余嘱其往苏州详告乃父各种情形，自行做主。”7月28日，“上午，汝兼来谈，衡山意拟请寓苏友人作保，余赞之。”
7月31日高等法院正式宣布：“由于被告等家庭困难，家属失其赡养，裁停止羁押，具保释放。”
8月1日，张耀曾的日记中写到，“沈衡山等七人已于昨二日保释，顷来电话知已归沪寓，因疲极不克晤谈，彼此道契阔，约再晤。”至此，这局法里法外的对弈，终于尘埃落定。
（首发于渠涛主编：《中外法律文献研究》第1卷，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模糊的高一涵(1)
高一涵（1885—1968），原名永浩，别名涵庐、梦弼、笔名一涵。六安县南官亭人。幼时聪颖好学，13岁即能诗善文，14岁考中秀才。宣统二年（1910年）毕业于安庆“安徽高等学堂”，次年自费去日本明治大学攻读政法。民国5年（1916年）7月回国与李大钊同办《晨报》。民国7年入北京大学编译委员会工作，兼任中国大学、法政专门学校教授。经常为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撰稿，并协办《每周评论》，积极宣传科学与民主。后与章士钊办《甲寅日报》，与李四光、丁西林等办《现代评论》，与胡适办《努力月刊》等刊物，不少文章被选入民国时期中小学国文课本。
民国15年，由李大钊、高语罕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去武昌任中山大学教授，兼法科委员会主任委员，总政治部编译委员会主任委员。“四?一二”政变后，脱离中共组织，避居上海，任上海法政大学和吴淞中国公学教授、社会科学院院长。民国20年任国民政府监察院监察委员，民国24年任两湖监察使，民国29年去兰州任甘宁监察使，抗战胜利后，回武汉复任两湖监察使。在十几年政治生涯中，清廉自守，敢于伸张正义，利用其身份多次掩护董必武、周新民等。
民国38年4月，
国民党政府委托其为国民政府考试院委员，拟挟其南逃，他坚辞未就，隐居南京，与中共秘密联系，和朱子帆、沈子修等民主人士，为迎接南京解放做了不少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