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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总理遵照国务院规定，凡是因私用车，都要按公里付钱。他的“私”，是指去看戏，到医院看病人和去理发店理发、刮脸，去公园散步。这些规定当然由我们这些工作人员掌握执行，由司机杨金明结算里程。具体执行起来却也遇到了一些麻烦，就是计算的方法与总理的想法不同。如去首都机场接客人，途经北京饭店理发或刮脸，总理要把由家到饭店这一段作为因私，我们认为只有专程去理发才算因私，这样计算起来就不一致。当然总理不会亲自过问每月的公里数，更不会计较付钱多少，但是他总是要多付钱。我们对这种做法觉得并不合理，司机也觉得不好办。最后经总理同意，采取每月固定交20元钱。当年警卫局规定，内部用车每公里五分钱。这样，总理每月交400公里的用车费，大大超过了他的所谓因私用车公里数，因为他每月不过去饭店四五次或每月看一两次戏，最后几年他也很少看戏，但我们一直按这个制度坚持付钱，直到1976年周总理去世。
1962年，有一次在上海，总理约见了几位党外人士座谈，谈话结束后，总理留他们吃饭。饭后，总理交代，这次是他请老朋友，要自己付饭费，不能用公家的钱，并叫我们去付款。我们认为，他约见这几位朋友开会谈的是工作，吃饭中间谈的还是工作，怎么能自己付钱呢？我们只是这样想，谁也没对总理说什么，只是答应得慢了一些。总理看我们迟疑不定，便叫当即付钱。我们只好解释稍微慢了一点的原因是没带这么多钱，不好意思向总理说。因这次出差时间较短，只带了伙食费，没带请客用的钱，我们打算让他们记上账，下次来了再补交。总理没有责备我们，只是当场作了一个规定，以后出差，时间再短，也要带上300元。等我们再次来到上海时，周总理特意提醒我们别忘了补交饭钱。
周总理工资的使用，更反映了他和邓大姐的清廉作风。他俩的全部收入只有工资和工资节余部分存入银行所得的利息，周总理的月薪是404.8元，邓大姐的月薪是342.7元，两人合起来747.5元，在领导人的收入中，算是不少的，但总理家的支出很大，大体有：伙食费、党费、房租费、订阅报纸费、零用费（购买生活用品），特支：补助亲属和工作人员、捐赠费。从有记载的1958年算起，截止到1976年，两人共收入161442元。其中用于补助亲属的有36645.51元，补助工作人员和好友的共10218.67元，合计46864.18元，占两人总收入的四分之一还多，这说明两位老人对有困难的同志给予了无微不至的关心和爱护。他俩除每月应缴纳的党费外再多余的钱，积蓄够5000元就交党费，在我到西花厅工作期间，他俩曾三次交党费共计13000元。总理去世后，两人合计积蓄5709.8元。这以后，邓大姐个人还交过3000元党费。1992年，邓大姐去世后，我们遵照她的遗嘱，把她所有的积蓄，包括已购买的国库券550元，共计11146.95元，全部交了党费。
总理离开我们已经43年了，我深深地怀念他。我写此文，就是为了把总理艰苦朴素、严于律己的精神传承下去，希望这些关于周总理的点滴小事能够成为“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的生动教材，为今天的党员干部干事创业提供充足的精神养分。
第八篇: 周恩来小故事
“我作为国务院总理，工作是失职的，对不起那里的人民。”周总理的廉洁从政深入人心，不是表面的，是实实在在的。70年代初，素有“苦甲天下”的甘肃定西连续20多个月没有下过一场透雨，许多群众不仅缺衣少食，连饮水都十分困难。在中央召开的工作会议上，来自甘肃的宋平同志汇报了定西的灾情。周总理听完汇报，神色十分严峻。他说，要想尽一切办法把群众组织起来，发展生产，增加收入，改变面貌。后来，中央工作会议召开全体会议，周总理在大会上心情沉重地说：“我听到了甘肃中部地区群众生活困难的情况，心里难过，很不安。解放20多年了，那里的群众生活还这样困难，我作为国务院总理，工作是失职的，对不起那里的人民。”会后不久，总理便派工作组到甘肃，带去粮食、棉衣、棉被等救灾物资。若干年后，当人们看到定西群众仍穿着当年总理亲自布置发放的棉军衣时，无不感慨万千。
“只要我当总理，会议厅就不准装修。”
周总理的廉洁是无比的威严，他的影响力是当今无人能比的。当年在国务院会议厅入口处，有一块镌刻着“艰苦朴素”四个大字的木屏风，这是总理身体力行的工作作风的写照。在国务院的会上，人们不止一次地听到总理拒绝装修会议厅的建议，总理说：“只要我当总理，会议厅就不准装修。”1959年，在大跃进的气氛下，水利部未经报告请示，在密云水库附近兴建一座水利建设成就展览馆。有一天，在西花厅开会，总理突然转过头向水利部副部长钱正英说：“钱正英，贺老总告诉我，你们在密云水库那里修建一个相当高级的楼，有没有这回事？”钱答：“有，是一座水利展览馆。”总理沉默了一会儿，摇摇头，轻声地说了一句：“没有想到你们也会办这种事。”钱听了羞愧得无地自容，心里像刀割一样难受。如果按现在某些干部的想法，总理既未严厉批评，又未责成处理，既无纪委处分的威慑，更无丢官的危险，完全可以蒙混过关。但在周总理伟大人格的感召下，钱回部后，立即在党组会上作了传达。水利部党组随即决定：将这座价值400多万元的建筑，无偿转让给第一机械工业部一个研究所，并向中央写了一个深刻检查的报告。
“对被减人员一定要负责到底。”
1960年，中央根据“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成立了精减领导小组，精减多余职工。为了安排好被精减职工的生活，周总理绞尽了脑汁。在一篇关于精减的文件草稿中，总理在“对被精减人员一定要负责到底”一句话前边，亲笔加上“党政领导机关”几个字，重点强调领导机关的责任。在文件草稿中讲到精减职工的安置办法时，他又加了一段话，强调“对于一切精减下来的职工，都要采取各种补助和帮助的办法妥善安置”。在他的关怀督促下，全国2000多万精减人员的安置和生活问题大都得到了妥善解决，没有发生大的问题。
“你们说假话当然不对，但更重要的是我们压你们。”
1962年初，中央召开扩大会议（又称七千人大会）。大会期间，周总理参加福建省的小组讨论会。当听到下边的同志反映强迫命令、浮夸、讲假话等坏作风给工作和党群关系造成的危害时，他心情十分沉重地说了一段切中时蔽、感人肺腑的话。他说：“这几年来，党风不纯，产生了浮夸和说假话现象。我们要提倡说真话。怎样才能做到这一点呢？要大家讲真话，首先要领导喜欢听真话，反对说假话。大家都说假话，看领导的颜色说话，那不就同旧社会的官场习气一样了吗？……你们说假话当然不对，但更重要的是我们压你们。”接着，总理又强调指出，要提倡鼓真劲，做实事，收实效。”。他说：“说真话，鼓真劲，做实事，收实效。这四句归纳起来就是实是求是。”
“这比人民群众吃得好多了！”
周总理的饮食清淡，每餐一荤一素，吃剩的饭菜，要留到下餐再吃，从不浪费一米，一片菜叶。国务院经常召开国务会议，会议过午还不能结束，食堂便做出工作餐。总理规定工作餐标准是“四菜一汤”，饭后每人交钱交饭菜票，谁也不准例外。总理吃完饭，总会夹起一片菜叶把碗底一抹，把饭汤吃干净，最后才把菜叶吃掉。吃饭时，偶尔掉在桌上一颗饭粒，马上拾起来吃掉。有人对他如此节俭感到不解，总理说：“这比人民群众吃得好多了！”三年困难时期，总理和全国人民同甘共苦，带头不吃猪肉、鸡蛋，不吃稻米饭。一次，炊事员对他说：“你这么大年纪了，工作起来没黑天白日的，又吃不多，不要吃粗粮了！”总理说：“不，一定要吃，吃着它，就不会忘记过去，就不会忘记人民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