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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3章

书籍名:《乱谈三国网络文集》    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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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面已经说过,诸葛亮与荆州豪族以及荆州名士集团之间,具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他实际已经融入了荆州地主集团中。因此,他将来会为谁效力,根本取决于谁能代表荆州的利益。再说,“士为知己者死”,虽然诸葛亮未必说过这样的话,但观其《出师表》中所言:“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顾臣于草庐之中,谘臣以当世之事,由是感激,遂许先帝以驱驰”,这种感情却是存在的。在这样一种观念指导下,士人为人主效命的前题,是人主对士人的赏识知遇。实际上,诸葛亮也很看重这一点,他曾经以孙权“能贤亮,而不能尽亮”为由,拒绝留在江东为孙权服务。

            而刘备是在201年才到荆州投奔刘表的。在此以前,未闻他和荆州人士有密切的关系,更谈不上代表荆州的利益。只是到荆州以后“荆州豪杰归先主者日益多”,才逐渐成为荆州的代言人的。从用人的角度上说,刘备并非礼贤下士之辈。清人赵翼评论刘备用人的特点是“性情相契”。他与关羽张飞“寝则同床,恩若兄弟”,与赵云也曾“同床眠卧”,可见赵翼所论极为精当。这样一种用人观,似乎更适于招揽武将,而与士人要求知遇的心理有一定的差距。因此,以前刘备能有关羽张飞赵云这等一流的武将,却无荀彧郭嘉鲁肃那样的一流谋臣,致使事业长期无成。而三顾草庐是刘备求才方式上的一大转变,为了见到诸葛亮他不惜跑了三趟(其中诸葛亮可能有考验刘备的意思),更可贵的是,只听了诸葛亮的一番阔论,即与之建立起了鱼水关系。直到这时,刘备才具备了使作为士人的诸葛亮为其效力的条件。      总之,直到207年三顾草庐之后,刘备才完全具备了使诸葛亮为他效力的条件。才有可能成为隆中方略的执行主体。也就是说,在此之前的酝酿过程中,隆中方略的执行者是一个虚置的形象(理想中的既代表荆州的利益,又能知遇诸葛亮的诸侯),而不是实在的人。三顾草庐明确了隆中方略的执行主体,标志着这一方略的正式出炉。

            综合以上的论述,我们可以清理出隆中方略思想的大致形成脉络。隆中方略思想的形成过程可划分为以下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在官渡之战之前,隆中方略的基本思想形成  第二阶段,在官渡之战之后到三顾草庐之前,根据官渡之战后出现的新情况,第三阶段,三顾草庐二  隆中方略的形成过程,特别是这一过程中出现的两大转变,在隆中方略思想体系中形成积累了新的矛盾或是激化暴露了一些原本隐藏着的矛盾。最终,导致了整个隆中方略体系的失败。      官渡之战是当时最有可能出现隆中方略中所设想的天下有变的事件,此后曹操逐渐统一了北方,而且直接威胁到了荆州的安全,荆州已经不可能作壁上观,等待有利于自己的时机了。原些所设想的据有荆益暗自坐大,以待天下有变的思想实际已经丧失了现实意义,隆中方略失败的命遇在此即已注定。

            面对曹操的威胁和江东孙权统治的巩固,提出联孙拒曹构想,无疑是很现实的,也是很自然的一着。表面上看,联孙拒曹成了近期策略,而跨有荆益待机北伐则成了远景策略,两者似乎浑然一体。实际上,他们是不相容。

            其一:跨有荆益,待机北伐,貌似消极实含有虎吞天下的气魄,它所谋划的地域范围涉及整个天下。而联孙拒曹则基本上是一个保守的,只求天下三分的策略:既然不可与曹操争锋,又不可以图孙权,实际上已经将自己限制在了荆益这一狭小的地域之内。较之前者是一大退缩。

            其二:跨有荆益与联孙拒曹之间具有难以协调的矛盾。荆州位于长江中游,对于下游的江东有建瓴之势。孙权要想巩固江东,非夺取荆州不可。实际上早在孙策过江东之初,张紘就为其谋桓文之业云:“若投丹杨,收兵吴会,则荆扬可一,讐敌可报,据长江,奋威德,诛除群秽,匡辅汉室,功业侔于桓文。”到孙权时更有鲁肃为其谋帝王之业云:“鼎足江东,以观天下之衅。规模如此,亦无自嫌。何者?北方诚多务也。因其多务,剿除黄祖,进伐刘表,竟长江之极据而有之。然后建号帝王,以图天下,此高帝之业也。”可见,荆州是孙权集团对外扩张的主要目标之一。双方在此问题上是极难有共同点的,也就很难真诚地合作抗击曹操。既要与孙权戮力拒曹,又要维护荆州的切身利益,这是隆中方略体系中一个难以解决的矛盾。      刘备三顾草庐后,隆中方略的执行主体由虚像变成了现实的人。这就使一些原本隐藏着的矛盾暴露了出来。

            首要的问题即如何夺取荆州。应该说诸葛亮此前对于这一问题是不可能考虑得很清楚的。因为:其一隆中方略的根本着眼点在于占据荆州以后,如何采取行动统一天下,而如何夺取荆州不是考虑的重点;其二隆中方略的执行主体长期处于虚置状态,由于不明了未来执行主体的具体主观条件如何,缺乏制定一个具体的夺取荆州的策略所需的依据。

            三顾草庐之后,刘备成为隆中方略的执行主体。如何夺取荆州成了一个现实的问题。应该说这是一个难题。刘备以一个外人寄寓荆州,在当地没有深厚的根基,而刘表对其又“疑其心,阴御之”,只让他去守荆州的北大门,而不加以信用;外部孙权集团一直企图夺取荆州,难免二者间的冲突,而曹操大军又随时可能南下,想要从容夺取荆州是不可能的,更何况此后还有一个巩固统治的问题。

            综上所述,隆中方略早在官渡之战后不久,就已经不适应当时的历史形势了。这就决定了它失败的命运。虽然有联孙拒曹这一适应当时历史变化的思想的提出,但这最多只能保住荆州不至覆灭,拼得一个天下三分的局面,而不可能从根本上挽救隆中方略失败的命运,也不可能籍此实现天下的统一。明确刘备为隆中方略的执行主体后,一些原本隐藏着的矛盾暴露了出来,增加了败因。

            三      为了进一步说明文中第二部分的观点,我们可以看一下隆中方略的执行过程:

            三顾之后隆中方略就开始付诸实施了。第一步自然是夺取荆州,主要有两个手段:其一刘备在樊城建议刘表:“令国中凡有游户,皆使自实,因録以益众”,增加了自己的部众;其二利用刘表在立继承人上的失误,拉拢了其长子刘琦,这是一支重要的力量,在赤壁之战中,刘琦的部下占了刘备总兵力的一半,更重要的是刘琦是一面旗帜,以他为幌子,战后刘备迅速平定了荆州的大片土地。

            不久曹军南下,刘备夺取荆州的过程被打断。再共同的敌人面前,孙刘双方几乎是火线结盟,在赤壁一战击败曹操。三方分割了荆州:曹操占据南阳郡和南郡的北部;孙权得到江夏郡和南郡的南部;刘备则拥有武陵,零陵,长沙和桂阳四郡。      刘备在战后获得了荆州的大部分地区,又从孙权手中借来了南郡的南部,不久又入蜀占有了益州,初步实现了跨有荆益的目标。表面上看隆中方略前景大好,实则不然:其一刘备只是占据了荆州的一部分,而且又是较偏远落后的地区,能以发展。曹操还占据着荆州北部,全力经营襄樊二城,使中原腹地有了屏障,兵发宛洛的设想已经很难实现。孙权的势力也已深入荆州,周瑜还“乞与奋威俱进取蜀,得蜀而并张鲁,因留奋威固守其地,好与马超结援,瑜还与将军据襄阳以嘁曹,北方可图也”,把益州也列为了目标。与刘备集团的打算大相抵触,冲突已是早晚的事。当时荆州的局势正如庞统所言:“荆州荒残,人物殚尽,东有吴孙,北有曹氏,鼎足之计,难以得志。”其二按原先的设想,据有荆益当在联孙拒曹之前。刘备一方在结盟之前多有谋夺荆州之举,却未闻与孙权一方有所接触,显然此前联孙拒曹仅仅是一种构想,只有当曹操对双方的威胁变成现实以后才有结盟的需要。而现在先有了联孙拒曹,后才有据有荆益,实际是隆中方略执行过程中出现了秩序上的混乱。这对于一个缜密的战略体系来说是致命的。其所带来的一个后果是失去了在孙刘同盟中的主导地位。因为在占有荆州的情况下与孙权结盟,可以凭借地理上的优势,对孙权一方实施威慑,取得在连盟中的主导地位。而今孙权势力已经深入荆州,使刘备面对一个强大的争夺对手,更遑论在联盟中的主导权问题了。其三在联孙拒曹的过程中刘备已经直接卷入了激烈的纷争中。虽然赤壁一战打败了曹操,却形成了三方鼎立的局面。刘备已不可能作壁上观,等收渔翁之利了。执行隆中方略的外部环境彻底消失。

            因此,赤壁之战后出现的好局面,并不代表隆中方略的命运出现了转机。不久其内部矛盾就暴露了出来,使它一步步走向了失败。      当时,刘备集团最棘手的问题是如何处理据有荆益与联孙拒曹的矛盾。而据有荆益和联孙拒曹都是隆中方略的内在规定。这就出现一个令刘备集团极为尴尬的局面:一方面,据有荆益是整个隆中方略的基础,也是刘备事业的基础,刘备一方自然要全力实现这一目标;另一方面,强敌曹操未除,刘备一方还有生存危机,这就要求不能破坏与孙权的联盟关系。因此无论是关羽,刘备在荆州问题上的强硬立场,还是诸葛亮、赵云等人的主张忍让,实际上都没有脱离隆中方略的内在规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