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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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年的最低工资是每小时3．36美元。该法令禁止雇用14岁以下的儿童。雇主必须为了雇员义务支付一些款项，包括向社会保险机构支付退休津贴（OASI），以及支付残疾者收入（DI）、失业补偿金和劳动者补偿金（用于同工作有关的事故）。
另外还有一些规章条例也对雇用、提升和劳资纠纷的处理进行管制。例如，雇主不能因为年龄、种族、性别、肤色、原籍或宗教信仰而对个人进行歧视。自1964年以来，法院就根据《公民权利法》的第7篇，越来越明确地规定限制雇用歧视。
创新
很多联邦规章条例都间接地影响投资和创新。然而，在一些产业中，有关的规章条例被更仔细地运用于诸如研究与开发过程这样的创新活动。例如，1962年有关《食物、药品与化妆品法》的基福弗-哈里斯修正案实际上取消了食物与药品局在拒绝批准一种新的药品申请时的时间约束，在1962年之后，食物与药品局可以无限期地阻止某种新药上市，直至它对该药品的安全性和有效性都感到满意时为止。结果，新药的平均批准时间要花费6个月至6年以上的时间。
能源
正如本章的前面所指出的，很多独立的机构都对能源有管制权，而它们之中的每一个皆颁布了大量的规章条例。更加重要的是，大量的研究表明，这些机构能极其有效地改变能源和有关产业的经济活动。例如，联邦动力委员会多年来一直对天然气价格实行管制。它采用一种以地区平均核算成本作为最高价格的地区价格管制方法。在20世纪60年代，最初规定的价格上限接近于市场价格，因此，管制的影响几乎不存在，或者没有直接的影响。在整个60年代，联邦动力委员会决心阻止天然气价格上涨，从而未提高地区最高价格以反映需求的实际上升和通货膨胀压力。结果，到了70年代，短缺出现了，并且在某些情况下，意味着问题极其严重。
公用事业管制
公用事业取得了一种被称作自然垄断的地位。换句话说，人们通常认为，由于规模经济，在个别地区的商品销售中，公用事业作为单个销售者是最有效的。所以，在个别地区的经营中，公用事业未受到任何反托拉斯行动的影响。然而，假使保持这种垄断力量，公用事业便有获取垄断利润的能力。正是由于这一点，公用事业受到政府机构的控制。这些机构的大多数管制采取了收益率管制形式。通过规定收益率，政府机构力图降低这种自然垄断本来会定出的价格，并借此增加产量。
管制范围
由于公用事业的管制特性，地方政府和州政府制定了各种措施，来管制电力服务、自来水服务、天然气和电话服务。除了规定公用事业的最高收费率外，管制委员会还提出了为新的顾客提供服务的要求。管制委员会甚至会禁止个人购买私人服务或附加服务。例如，在加利福尼亚的桑塔·巴巴拉，地方政府通过阻止为新的住宅连接自来水和下水道，来对新的建设实行暂禁。
下面我们考察一下对公用事业实行的几种管制。
服务成本管制
有一种管制类型，是管制委员会力图确定，对某种商品——例如电——的供应来说，哪些服务成本应包括进来。服务成本管制要求掌握有关商品的生产成本与销售成本的详细知识。而且，在很多情况下，服务成本管制要求将共同成本分配给特定产品。例如，美国邮政服务机构使用一辆卡车向各个收信地址运送头等、二等和三等信件。该卡车的成本便构成信件投递的共同成本。这种共同成本应当以何种方式分配？正如我们在前面所看到的那样，除了武断，并无其他方式。因此，服务成本管制面临着武断地分配共同成本的问题。
而且，服务成本管制不得不尽力解决历史成本与机会成本的区分问题。在过去10年的通货膨胀背景下，这种区分尤其必要。由于通货膨胀，一台蒸汽发电机的历史成本比它的机会成本要低得多。以这种较低的历史成本为基础的价格，将不能补偿当前的机会成本。
另外，以搅在一起的全部成本为基础的价格，忽视会超过当前平均成本许多倍的长期边际成本。同样地，这种区别在通货膨胀环境中是特别确实的。一家为满足当前管制价格下的需求而必须扩张的电力服务机构会不得不承担多倍于它过去购置资本设备时必须支付的成本。其部分原因在于通货膨胀，部分原因在于重置“生产性”资本设备的同时，必须购置与年俱增的减轻污染的设备。在某些情况下，电的长期边际成本是电的价格的5至10倍。如果电的消费者所支付的价格不能反映提供这类附加能源的真实的、长期的边际成本，那末，消费者的需求量将超过假使不是这种价格时的水平。因此，不允许电力服务机构将扩大产重的速增成本“传递”出去，便导致消费者不能面对它们所使用的电力的真实社会机会成本。这些情况造成资源使用的低效率，并产生由管制价格下的电力需求过度所引起的某些潜在的问题。
收益率管制
收益率管制同公用事业委员会或某个其他委员会有关。后者制定出一种容许受管制产业投资者的资本获得“公平的”收益率的价格。收益率管制大概阻止了垄断者——不管是电力服务机构还是电话公司——获得垄断利润。在最简单的管制过程模型中，一家公司使用劳动与资本这两种投入来生产一种产品。在市场决定的价格水平下，这两种投入的供给量是无限的。管制仅以一种方式影响厂商的决策。在任何一年，仅容许它得到其资本价值的某种固定的百分率。这种固定百分率即是按照所谓比率基础计算的公平收益率。比率基础则是它的资本总额。在最简单的管制模型中，除定价之外，受管制厂商的管理人员被容许完全像没有这种管制时那样去追求企业利润最大化的目标。为了不使该模型失去意义，假定管制机构所容许的公平收益率和产品价格低于没有约束时本来会出现的收益率和价格。在方程式中，受管制厂商在管制约束下使其总利润最大化，或者使下式的数值最大化：
利润＝Pq－wL－rK （20.1）
这里，P为产品价格，q为产量，L为劳动量，w为工资率，K为资本总额，r为单位资本成本（隐含的单位资本租金率）。
约束条件为：
Pq－wL/k≤z （20.2）
这里z＝r＋v，它是管制所容许的、并超过单位资本成本的收益率，其中的v≥o。
受管制厂商被容许获得的收益率至少等于资本总额的租金价值。收益率依赖于v，并可以大于r。管制者决定v，从而决定z。推测起来，z小于使利润达到最大的收益率，因为管制者不容许出现垄断利润。
我们知道，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厂商在有约束的情况下采取的行动方式，将不同于无约束的情况下采取的行动方式。运用以上模型中的简化了的假定，可以说明厂商会过多地投入资本。
阿弗奇－约翰逊效应
1962年，阿弗奇和约翰逊在他们的创新性的论文中，提出了管制使厂商偏向于发展和采用资本密集程度超过没有这种管制时的生产工艺的论点。这种资本密集倾向被称作阿弗奇——约翰逊效应。之所以出现过多投资，是因为当被容许的投资收益率固定为z，并小于使利润达到最大的收益率时，受管制公司将获得过多投资的刺激。目标是使总利润达到最大。如果一项投资所获得的利润率是固定的，那末，为何不增加资本投资来得到较多的绝对利润呢？在所选定的产量水平上。同不存在管制时相比，受管制产业中资本对劳动的比率会增大。收益率基础的这种扩展是低效的。
随管制而来的问题
即使在原则上也不能将管制视为易事。实际上，它被证明是极其复杂的。下面，我们将考察同管制联系在一起的几个问题。
服务质量 要使管制有效，就必须对每一固定质量单位的价格进行管制。只要对每一名义质量单位的名义价格实行管制，那末，商品质量的变化将改变实际价格。然而，只要管制者不能管制所售商品的质量，有效管制的困难相对地说就比较大。
设想一下对电话服务固定质量单位的价格进行管制。这种服务的质量是多方面的。收到拨号音，听清其他人的声者，话务员迅速应答，迅速排除电话故障，快速接通长途电话，是这些方面的一部分。对电话公司的管制，通常要处理电话服务价格问题。管制者关心服务质量，但他们只能管制质量的某些方面。如果电话公司要提高每固定质量单位的价格而管制机构拒绝提高名义价格，电话公司便能降低服务质量，从而暗中提高每固定质量单位的价格。在美国的很多地区，不允许电话公司向偏僻农村地区收取的服务价格显著地高于向人口稠密的城市地区收取的服务价格。为了提高农村地区每固定质量单位的价格，电话公司便降低服务质量。在某些农村社区，也许需要几个月、甚至几年时间，才能装上个人电话；而在城市，装个人电话是容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