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4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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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军自从进入黔藏地区,吃大米的机会就越来越少,红三军团四师政治部科长谢扶民在日记里写到与苗民购买糯米的事:“买到的都是糯米,有的单位不愿意要,一来因为米好花钱多,二来有人说吃了糯米腿发软,走不动路。但经过了解,原来这里只产糯米,别无他粮。大家只好说,‘好吧,就算过一个年节吧!’”籍贯来自东南地区的战士,只有在过年过节的时候才会吃糯米。红军这段路程多以苞谷、青稞麦为主食,一直到了渭河南岸,才吃到久违了的大米。
有一个用行政命令解决水土不服的故事:长征刚进到藏区时,部队里主要吃的是酥油糌粑,这是一种把青稞麦炒熟后磨成粉,用酥油拌和,盛在木碗里用手抓着吃的食物。开始,来自江西、湖南等外省的红军战士都吃不惯那股腥味,不愿吃,各部队政治机关只好专门发了材料,解释说藏民的这种食物其实对身体健壮是很有好处的,鼓励大家吃下去。
除了沿途打土豪接济部队,红军还从打败的敌人那里获取食物。有则关于食物的笑话在路上流传:红三军团在渡金沙江前缴获了一些铁桶饼干和罐头,时任11团政治部主任的王平不知道罐头是何物,就随手扔掉了。结果被懂些外文的政委张爱萍拣到,认出是果酱就打开来吃,而王平怕上当,怎么也不敢吃。
1936年四五月间,红军行军至西康炉霍县境,准备三过草地。但此地人烟稀少,连部队眼前的供应都很困难,如何筹备粮食?富有野战经验的朱德请来当地通司和老百姓,问清这一带有哪些可吃的野菜,获知了许多野菜的形状和名称。朱德甚至借来铲刀、提篓和口袋,亲自率领一个由炊事员、警卫员共十余人组成的小组去采野菜。一个没有食物的部队,食物与打仗都是将领的头等大事。
朱德的野菜小组很快就识别出了十几种野菜,装在口袋里带回到宿营地。翌日,朱德就把辨别野菜知识在直属队和附近部队推广起来。各路部队都派来了代表,带来他们采摘的六十多种可吃的野菜。朱德派人将这些野菜整理好,用水滋养起来,整齐地排列在学校的操场上,举办了一场古今中外从未有过的野菜展览。它们有野韭菜、野蒜、野芹菜、臭蒿子、牛耳大黄等等各种奇形怪状的野菜,红军战士们排着长长的队伍,参观他们未来一段时间的食物。
指挥作战的朱德对食物事必躬亲。一个红军战士拿来一些猪下水(一个猪肝和一个猪肚子),大声地问战友:“这些东西怎么做呀?”正在和战士们讲太平军故事的朱德,停了下来,转身答道:“切一切,等一会儿我来炒。这个我会。下次你要再搞到猪肚子,找点醋和辣椒,我帮你炒。”这些如同一个农民家庭厨房里的温馨对话,让现场的战士印象深刻。
1936年6月20日,在懋功胜利会师后,朱德、周恩来、王稼祥专门为食物的问题通电各个军团,电报讲了如何节省及携带粮食的办法,规定了各军团的筹粮地区,以及每人每天的食量,携带干粮数量,宣传节粮,严惩浪费粮食的现象。规定每人每天食量为:麦子1斤4两;苞谷、什粮1斤2两;牛羊猪等不作菜,应烤成肉干代替粮食,每1斤鲜肉按半斤算。还要求部队“每天改成两餐,一稀一干”。
从爬雪山开始,粮食的情况日趋恶化。在藏区,红军本来还是想按照沿途打土豪分田地的办法,取得藏民的拥护,然后筹粮,准备北上的物资。然而现实却令红军一筹莫展,藏民要么逃得不知去向,家里的粮食物品都藏匿一空,要么就不断地进行骚扰,国民党的宣传更加剧了少数民族和红军之间心理上的隔阂,并对卖粮食给红军的当地人处以死刑,以示惩戒。红军虽然有买粮食的钱,但当地没有人卖粮,也没有粮可卖。
当时曾专门发了《总政治部关于粮食问题的训令》,要求在征集粮食时,“严禁侵犯群众尤其是番人、回人的一点利益,绝对禁止强买粮食、买粮食不给钱、群众不在家不给钱”。
为了生存,红军被迫违犯自己的纪律。他们捣碎了寺庙里的泥菩萨,因为在这些偶像里装满了善男信女多年来供奉的粮食,他们把这些多年陈粮麦粒狼吞虎咽地吃下去,味同嚼蜡,但毕竟是粮食。
红军也不得不收割了藏民耕种的青稞,但他们留下了金钱或借据。杨定华在《雪山草地行军记》中对这段割麦经历有这样的描述:“此时真有‘不割麦不得食’之势,除了少数担任勤务部队和伤病员之外,上自朱德总司令,下至炊事员,都一起动手参加割麦的运动。”对此毛泽东在1936年曾对埃德加·斯诺说:“这是我们唯一的外债,将来我们一定要把这笔我们不得不从他们这里抢夺过来的给养偿还给苗人和番人。”
最惨的一幕发生在草地。由于先头部队的战士们饮用了草地上有毒的水,大都患上腹泻和痢疾,粗糙的整颗的谷粒和麦粒通过肠道排泄出来时仍带着血污。面临着饥饿威胁的后卫部队,挑拣着这些谷粒,把谷粒洗净煮沸后再狼吞虎咽地吃下去。
(高明摘自《红军(1934—1936)》,三联书店,艾中信图)
摘自：《青年文摘（绿版）》2006年12期 作者：师永刚等
百慕大航班
一份恐怖分子的名单
还有五分钟,由百慕大飞往纽约的1044次航班就要起飞了。空中小姐詹妮正要登机,她的男友、记者迪克匆匆跑来,塞给她一本杂志:“詹妮,有人在跟踪我,杂志你收好,照我说的去做!”原来,迪克刚刚查出不久前一艘轮船爆炸是有人在船上放了炸药,策划这起爆炸事件的恐怖分子的名单就夹在这本杂志里,可他已经被对方盯上了,只有交给詹妮带走,“记住,无论如何,一定要将它安全送回纽约报社!”
最后,迪克吻了詹妮一下,又摸出一枚钻石戒指:“本打算到了纽约再拿出来,看来现在就得交给你了,放心吧,过几天我会正式向你求婚的。”他说完就急匆匆地走了。
看着迪克远去,詹妮这才回过神来,她将杂志塞进背包,赶紧上了飞机。乘务长递过来一份登记表,说刚刚又上来三名乘客,分别是6号位哈斯汀、9号位卡尔森和18号位克林顿。詹妮的心一下子揪起来:如果刚才有“尾巴”跟着迪克,那“尾巴”一定看见迪克把杂志给了她,随后跟着上了飞机,他究竟是三人中的哪一个呢?
这时飞机已经起飞了,乘务长提醒詹妮该去准备饮料和晚餐,詹妮答应一声,便来到厨房,但她的脑子则在飞快地转着:一定要将背包先藏起来,可是藏在哪儿呢?厨房位于驾驶室与机舱之间,乘客一般是不会来的,而且自己在准备晚餐时还可以一直注意着它,对,就藏在这儿!
詹妮打开角落处的冷冻箱,将包塞了进去,起身后却发现袖口沾上了一块油渍,准是碰到了箱中盛放的色拉,她便用餐巾纸擦,不想越擦越糟。她不再理会,回机舱开始分发饮料,就在这时,乘务长走过来,说:“詹妮,机长让你带乘客去参观驾驶室。”
詹妮一下子呆住了,她竟忘了航行中有让乘客参观驾驶室的惯例,这么一来,每个人都有可能进出厨房!不等她细想,前排的几名乘客已经起身随乘务长朝厨房走去,詹妮的心登时绷紧了,恨不得马上发完饮料,赶紧回厨房。不一会儿托盘空了,詹妮正要跑去,乘务长又叫住了她:“詹妮,行李申报单哪儿去了?”
詹妮只好到舱尾的公文包里翻找,她知道,找不到申报单乘务长是不会放她走的。这时,第一批乘客已经回来,第二批也跟着去了,眼看就要轮到有跟踪迪克嫌疑的那三个人了!詹妮心急火燎地把公文包里的东西全倒出来,仍不见单子,这时,那三个人已经起身进了厨房……
詹妮手忙脚乱地翻了好一阵,最后终于在一件上衣的里层小兜中找到了那些单子,她把单子往乘务长手上一塞,转身就朝厨房跑去,这时最后一批乘客也已经回来了!
詹妮一头冲进厨房,眼前的景象使她心惊肉跳:那只包已被人从冷冻箱里拿了出来,扔在了地上,包的口开着——不用说,那本杂志已经没有了,那本杂志里可夹着恐怖分子的名单。呀!詹妮一阵晕眩,一定是这三人中的某人干的!她定了定神,回到机舱,装作逐一向乘客讲解飞行路线图,重新打量起这三名可疑的人:
6号座的哈斯汀是一位老者,头发灰白,戴一副眼镜,正专心看着报纸,像是经理或总裁之类的人物。
9号座的卡尔森四十开外,很健壮。他显得不很自在,害羞地说他是第一次来百慕大看儿子,还掏出一张他儿子的照片给詹妮看。他的行李是一只老式黑包,放在座位下。也许杂志就在包里,但凭直觉,詹妮觉得里面应该是旅游纪念品之类的东西。
18号座的克林顿长相帅气,衣着考究,二十四五岁年纪,他说他父亲心脏病突发,现在赶着回去。他头顶的行李架上有一只拉链包,拉链也没拉上,如果杂志真在里面,他敢就这样放着?詹妮摇了摇头,怎么看都不像。
时间已过去大半,仍没能从三人身上查出蛛丝马迹,詹妮沮丧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