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8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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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是遭受日本侵略时间最长、受害最深的国家,对日本侵华侵略犯罪的认定,是整个东京审判中的重头戏。中国检察团决定将1928年皇姑屯事件作为控诉罪犯的起点。最初首席检察官对此表示怀疑,但向哲浚指出,一个国家制造阴谋炸死了另一个国家的首脑,这不是战争行为吗?于是被法庭接受。为认定被告犯罪,中国检察团组织了伪“满洲国”皇帝溥仪等出庭作证,指认日本策划建立伪满、其本人失去行动自由的事实。溥仪连续出庭8天,创造了远东法庭作证时间最长的记录。对于日军在“七七”事变中开的第一枪,中方提供了宛平县长,29路军副军长等重要证人的证言。南京大屠杀受害者梁廷芳、伍长德以及国际人士贝德士、马吉的证言,揭露了大屠杀的暴行;由于战争时期日本政府隐瞒真相,一般民众根本不知道“皇军”在南京令人发指的兽行。证人的证言,引起了日本社会的极大震动。
对于号称要与中国人大战300回合的坂垣征四郎,势单力薄的中国检察团从上海搬来东吴大学毕业的英美法系专家倪征(日奥)。倪以首席顾问的身份火速增援,他们夜以继日地搜寻材料,在日本政府档案中发现了大量侵略证据。坂垣的第一个证人是“九一八”事变时的日军联队长岛本,出庭后岛本宣称,当天他并没有接到任何命令,而是在朋友家喝醉了,第二天才知道事变爆发。中国检察官当即指出,一个糊涂的醉鬼怎么能够是可靠的匠人呢?庭长立即将其逐出法庭。中国检察团在法庭上,运用精深的法律知识和斗争策略,舌战日本侵华元凶,完全压倒了被告、被告证人和辩护律师的嚣张气焰,出色地完成了任务。
公正的判决
法庭设在东京市谷山的前陆军士官学校,战争时这里是陆军省和参谋本部所在地。从1946年5月3日开庭,到1948年11月12日,审讯历时两年零7个月,这是世界历史上规模最大、时间最长的国际审判。期间公开开庭818次,英文庭审记录4.8万余页,包括日本在内的12个国家共419名证人出庭作证,779人书面作证,有关证据资料达8000件,其中检方提供的证据资料21200页,辩方提供的证据资料26800页,《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决书》长达1231页,对日军侵华、日军在太平洋战争、在东南亚的罪行进行了控诉。法庭用了整整7天时间,才宣读完毕。
1948年4月16日,经过漫长而艰辛的审判,审理程序全部完成,庭长卫勃宣布等候判决。梅汝璈主写《日本对华侵略》部分,长达200多页,首先获得了法官会议的通过。此后,法官们对被告逐一量刑。这时中国政府给梅汝璈发来了“东字1103号密电”,指示要严惩战争罪犯。梅汝璈表示“自当竭其绵薄,为我国在此次空前国际法律正义斗争中之胜利尽其最后之努力。”但由于对国际法精神理解不一和法律体系不同,11国法官对主要被告是否要判处死刑发生了严重分歧。庭长卫勃的想法最古怪,他主张将战犯流放到一个远离陆地的荒岛上去。印度法官帕尔则提出所有被告无罪释放,理由是“世人需以宽宏、谅解和慈悲为怀”。法国、澳大利亚法官以本国已废除死刑为由而主张轻判。在这一过程中,梅汝珊法官做了大量工作,美国、英国、加拿大法官也主张判处死刑以严惩战犯。最后,11名法官以秘密投票方式决定战犯的生死去留。
1948年11月12日,法庭进行了最后一次也就是第818次开庭,卫勃庭长宣布:所有日本被告有罪。在28名甲级战犯(其中2人在狱中病死,1人被诊断患有精神病而中止受审)中,东条英机、土肥原贤二、广田弘毅、坂垣征四郎、本村兵太郎、松井石根、武藤章等7名战争狂人被判处绞刑,16人无期徒刑,2人有期徒刑。10天后,7名甲级战犯被执行绞刑,火化后的骨灰被抛洒在荒野上。
意义与历史价值
远东审判是司法程序和司法正义的结晶,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张扬了理性、公平、正义”,是国际法发展史上的里程碑。远东审判也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声望,中国积极认真地参加了审判,发挥了重要作用。
当然,与纽伦堡军事法庭一样,东京审判在消除日本军国主义的政治、经济根源方面尚留有缺憾,同时也有许多明显的缺点。主要表现在,一是作为日本发动侵略战争的国家元首和军队最高统帅的天皇没有被追究战争责任;二是美国从本国立场出发,主要追究的是对美太平洋战争的日本战犯,三是在审判后期,美国出于自己远东政策的需要,放松了对部分重大战犯战争责任的追究,如1948年宣布释放19名重要战犯,1950年又在刑期终了前释放了所有日本国内在押战犯。其中被称为“满洲之妖”的岸信介还于1957年出任日本首相,其内阁成员半数为曾被清洗的战犯。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东京审判应达到的效果,使战后对日本军国主义和战争犯罪的清算并不彻底。
而其中最大的遗憾在于让天皇裕仁逃脱了战争责任的追究。梅汝璈指出:“在第二轮的审判过程中,我们得到无数的证据,足以证明他(日本天皇)即使不是日本侵略战争阴谋的发起人之一,至少也是一个消极的阴谋的参加者。这一点,即足够构成他从犯的罪名。”事实上,多数法官包括庭长卫勃也认定日本天皇裕仁有罪。但是,由于当时的美国政府根据自己全球战略的需要,制定了对天皇的处置方针:保留天皇制,不逮捕、不起诉天皇,但在新宪法中,天皇只是一种象征性存在。从而将裕仁排除在被起诉战犯的名单之外,这给战后日本一些政治人物拒绝正视那段侵略历史留下了后患。
(项飞摘自2006年4月30日《解放日报》)
摘自：《青年文摘（绿版）》2006年10期 作者：苏智良
非洲捕猎记
1973年至1976年,北京动物园派人从非洲捉捕回来近百种、1500多只动物。如今,这段经历已经成为那个还可以从野外获取动物的时代留下的传说。
现在北京动物园的斑马、羚羊、鸵鸟就是那次特别的非洲采购的动物们的后代,至少已经是第四、第五代了。说起东非采购,已经是30多年前的事情了。
李树忠,1935年生人,东非采购动物4人小组成员之一。上个世纪50年代就来到了北京动物园,中间当过义务兵,后来一直在兽医院工作,直到1995年退休。非洲4人小组中,他身兼兽医、摄影师、饲养员和押运员多种角色。
“东非采购动物组是1972年开始向市政府申请的,得到了周恩来总理的重视和亲自批示。当时‘文革’已经进行了好几年,期间有一些动物自然死亡,国内外的动物交换也都停止了,没有新的补充,动物园里的动物越来越少,尤其缺非洲动物,于是想去采购一些。那时候中国正帮助非洲修铁路,国家关系很好,这也是一个原因。”
于是,在时任北京动物园副主任的李扬文的率领下,李树忠和两位饲养班班长鲁诚、王振义组成了奔赴非洲采购的4人组。1973年8月23日,东非4人组在北京国际机场乘坐埃塞俄比亚航空公司的飞机出发了。李树忠告诉我们,他们原本打算也就是花3个来月,买完动物就回国,对采购没有太大奢望,就打算买一对长颈鹿、一对斑马、一对角马、一对猩猩和几只鸵鸟回来。哪想到,这一去,就是4年……
他们在当地参观了很多的野生动物园,其中塞伦葛提动物园是最大的,面积有13000平方公里,里面生活着2000头非洲狮、5000头象、20万匹斑马、100万匹角马(牛羚)、五六十万只羚羊。汽车在动物园里奔驰,斑马群就在身边疾驰而过,远处有大象领着小象缓慢踱步。说是动物园,其实这些动物本来就生活在这里,只是政府象征性地拉一个铁丝网,做个简单的门,更像是自然保护区。
现在回想起来,他们还对那种规模的“动物园”赞叹不已。那里是纯粹的自然,人工建造的公园如何能够比拟?
急速体验:阿鲁沙捕猎
1975年的2月,真正的捕猎行动开始了。
在坦桑尼亚北部,靠近肯尼亚有个叫阿鲁沙的小城市,捕猎行动就主要在那儿进行。为此坦桑尼亚还专门组织了一个由20多个当地人组成的捕猎队。
对于亲历了捕猎的李树忠来说,搞了那么多年动物工作,这次令他大开眼界。他告诉我们:“我们本来以为要用麻醉枪,其实不是。”
当地捕猎队开的汽车类似现在的丰田皮卡,后面有个小车厢,连驾驶座都是敞篷的。负责套动物的人站在车厢里的一个轮胎中,以免汽车颤簸起来会受伤,或者从车上摔下去。他们手里拿一根3米多长的杆子,上面用粗绳拴了一个套。
其实那样的环境是不允许他们用麻醉枪的,因为麻醉剂主要是抑制心肺功能的,一旦动物奔跑起来,其心肺的代谢都会加快,在这种情况下进行麻醉很容易造成动物死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