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2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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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民族单一、生活在资源匮乏、狭长的朝鲜半岛上的韩国,民族主义是被逼出来的。
韩国的史书上总流露出一种悲情意识并折射出一种纯洁感——朝鲜民族最无辜、历史最干净,从没有入侵过其他国家,虽不断被外国入侵,但自强不息,顽强地生活到现在。
“汉江奇迹”后,韩国的强烈民族意识发展成民族优越感,并通过精致的包装,以“韩流”为载体,推销给世界。韩国人的悲情意识和自大情结塑造出独特的韩国民族性。
2005年夏天,我和夫人以及她班上的一位美国学生山花一道从仁川乘船去青岛。山花是中国人的媳妇,中文不错。我们在海关出境处有说有笑,不自觉踩过了黄线。只见保安冲着美国学生呵斥,对我则不闻不问。山花很不服,用标准的韩语回敬了几句。她在韩国生活了9年,对韩国人的习性很了解,跟我解释说——只因她是白人,看得出是老外。我不开口,保安大概以为是自己人了。
没有韩国的身份证,寸步难行。不说买新手机要身份证,连网上订电影票,都得身份证。对此我开始很不习惯,但细想起来又可以理解:在这狭小的朝鲜半岛里,人口相对不多,强国环绕,如果不团结,任凭各国自由通婚、自由贸易和自由流动,朝鲜民族在历史上也许早就被同化了。这再次表明,朝鲜民族的民族主义首要的是显示存在,维护区别于外部环境的集体认同。
超我:自我与本我之间
作为自我-本我张力的产物,韩民族心理隐含着一份弱者心态,而弱者的民族主义是显示存在的,并且常常会采取极端的表达方式。
对韩日独(竹)岛争端,韩国人可以自焚、切手指。
韩国人的生活尽管比较富裕,却也很累。除了民族精神的包袱外,要追赶日本,上面还压着个超级大国——美国,何时能够泰然?
高技术对日本公司的劣势、对美国研发的依赖,使得韩国经济难以真正自立,所以韩国人可以反日、反美,但这是要付出代价的。这一点,韩国精英人士心知肚明。
一位韩国学者曾向笔者道出韩国人的心态——美国比韩国:天堂里的地狱;韩国比美国:地狱里的天堂。到了东京,觉得生活在地狱;到了北京,又觉得生活在天堂。许多韩国人生活在美国,享受美国的自然、社会环境,但难以享受韩国文化如卡拉OK、泡菜等,因而不爽,故称美国是天堂里的地狱。
韩国人跟我讲,如果不坐落在中国、日本大国间,不受美国如此之大的影响,而是位于非洲或其他地方,韩国好歹也是个大国。经济排名世界第11位的发达国家,竟然有如此感觉。
超我状态的无法呈现,解释了韩国的一些社会症结,而从自我-本我的如何平衡上,也可以看到韩国一些社会问题的民族心理渊源。
(张丽香摘自《环球》2006年第12期)
摘自：《青年文摘（绿版）》2006年08期 作者：王义桅
美国“低保户”约翰逊
约翰逊是我邻居,住在纽约第十二街区的公寓里。这个黑人小伙子有自己的工作,不过要养活父母、妻子和儿子一家人。按照美国的法律规定,年收入在25000美元以下的五口之家,属于贫困标准,可以享受由纽约市政府划拨的社会福利补助。
每个月的20号是约翰逊去领取补助的日子。这天他会穿上自己最好的衣服,西装革履地去领取自己的那份补助。而且他几乎每次都要告诉发放补助的政府人员,自己可不想依靠这样的补助过一辈子,他要为老婆找份工作,或者自己要去找份兼职。
我曾经怀着好奇心问他,为什么要做这个选择。“伙计,”约翰逊拍着我的肩膀说,“我现在是没有办法,所以才需要社会福利,等于用着国家和所有纳税人的钱,包括你的,甚至包括我自己的。但我有能力使自己很好地生活,所以取消社会福利补助对我的照顾是我的义务,这样会给政府节省一笔的,让他们把钱花在把纽约搞得更好上。”
我无语,这实在不符合我大脑里惯有的逻辑。人的本性就是见便宜就上,哪有非把有害自己的义务拉到肩膀上的。
不久,约翰逊高兴地找我喝酒。我问他为什么这么高兴,约翰逊说自己从这个月开始,再也不用去领取补助了。他的老婆在附近的超市里找到了一份理货的工作,两个人的收入相加,按照纽约市标准,显然已经脱贫致富。看他喜形于色,我也只能说“祝贺!祝贺!”
很快,日子就到了圣诞节。
约翰逊因为找了一份兼职,这几个月来一直很忙。我们很少碰面,偶尔在电梯里遇到,会彼此打个招呼。他告诉我,自己和老婆的新工作,让他们的生活过得有多么好,有时间会请我出去喝酒。
其实我算过,他和老婆两人工作的薪水,加起来并不比原来领社会福利补助时高多少。而且生活显然劳累了很多,连1岁多的孩子都要父母来带。
再次遇到约翰逊的时候,他脸上没有了笑容,看上去很气愤。我以为是他丢了新工作,重新回到社会补助行列的缘故,想安慰他几句,他却问我:“你有没有收到市政厅的礼物?”
“礼物?”我十分疑惑。
约翰逊连说带比划地告诉我,其实就是一本新年台历。我有些好笑,丰厚的社会补助你都可以舍弃,一本台历值多少钱。
第二天早上我还在熟睡,约翰逊就敲开了我的门。他拉我起来,说自己请了假,要我同去市政厅,索要新年礼物。
“一本台历而已。”我睡眼惺忪地说。约翰逊说:“陈,你不能这样,这是你应得的权利。你交了税,是纳税人,没有理由不要的。如果小的权利你不维护,那么大的权利你也会失去。”他不由分说地逼我换上了衣服,然后开车去了市政厅。
听了我们的来意,一个工作人员马上向我们道歉,然后拿了两本台历过来,用精美的礼品纸包上,交到我们手里。
打开台历,上面是纽约市去年的政府行为总汇。包括税收、支出、工程等等,一一列举,很详细。下面还列出一些相关部门的电话,供市民监督查证。
我一边为纽约市政府的高透明度心惊,一边怀疑地问约翰逊:“这个台历每年都是这样吗,上面的内容有人去查证吗?”
他点点头说,当然有,政府是为纳税人工作的,我们有权利搞清楚我们的钱花到了哪里。
回去的路上,我有些明白为什么市政厅会这样了,因为美国有太多约翰逊这样的人,无论是权利还是义务,都一点不含糊、不大意。只有认真的纳税人,才能真正让政府有所警醒,把钱花在该花的地方。
约翰逊的话,给了我很强的震撼。这个没有什么学历的黑人“低保户”说:“义务是自己争取的,哪怕是有害自己的义务;权利是自己争取的,哪怕是丁点的权利。否则,义务和权利将永远离你而去。”
(丁当摘自《做人与处世》2006年第7期)
摘自：《青年文摘（绿版）》2006年08期 作者：上善若水
和谐境界
我是头一次看到这样简单随意却又其乐融融的国家庆典。
挪威王宫是一幢浅米色的朴素建筑,既没有哥特式的崇高,也没有洛可可式的奢靡,倒有点像中国建筑,均衡平稳,简洁庄重。王宫没有围墙,周围的一大片林子同街区连在一起,除了王宫本身和一处不到一个足球场大的花园,再没有禁区。我在丹麦和瑞典看到的王宫也是这样。任何行人尽可以走到王宫的窗下门前。为外国元首举行国家最高礼遇的皇家仪式,游人尽可旁观。
王宫正对面的广场为老人和残疾人放了几排公园常见的长条木椅。木椅后的大片空地,不论高官还是富豪,以至外国贵宾,都只有任意站着。国王夫妇、王子夫妇出现在王宫阳台时,全场欢声雷动,继而肃立,唱国歌,国庆游行。先是仪仗队,军乐队,然后是儿童行进队伍。他们穿着各自的校服,各个学校方队前面身着礼服的仪仗队和鼓乐队显然操练过,行进的步伐较为整齐。后面的同学,则像一大群蜂拥着去野游的孩子,不成队形。他们中间的教师并不特别加以管束。但一走到王宫正门前,没有号令,所有的孩子都一起仰望王宫阳台,跳跃着,大声欢呼。王室成员们也很兴奋地弯下腰,向孩子们挥手。在国庆节,用生气勃勃、天真烂漫的儿童行进来表达国家的活力与未来,对于一个和平、幸福、安详的国度,还有什么比这更美好的呢。
这是真正的全民的节日。人们盛装艳服,彬彬有礼,却又轻松自在,纵情开心。没有森严的警戒,也没有刻意的提防,广场上看不到军人和警察。我们在游行开始后,几乎走遍了广场的各个区间,一直走到王室成员站立的阳台下边,也没有遇到任何干涉。
北欧三国都是君主制国家,三国王室的平民化倾向是一个颇突出的特色。丹麦女王玛格丽特二世经常穿着普通的工装裤外出,平日跟所有女人一样喜欢逛商场,还喜欢设计邮票、服装、广告、绣花图案、舞台布景,翻译并且为小说画插图,参与安徒生童话电视片的制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