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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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理的二无是生而无后。
中国人习惯续家谱,重出身,爱攀名人之后也重名人之后。这是一种纪念,一种传扬。对越是功高德重为民族作出牺牲的逝者,人们就越尊重他们的后代,好像只有这样才能表达对他们的感激,赎回生者的遗憾。总理并不脱俗,也不寡情。我在他的绍兴祖居,亲眼见过抗战时期他回乡动员抗日时,恭恭敬敬地续写在家谱上的他和邓颖超的名字。他在白区经常做的一件事,就是搜求烈士遗孤,安排抚养。他常说:不这样我怎么对得起他们的父母?他在延安时亲自安排将瞿秋白、蔡和森、苏兆征、张太雷、赵世炎、王若飞等烈士子女送到苏联好生教育、看护,并亲自到苏联与斯大林谈判,达成了一个谁也想不到的协议:这批子弟在苏联只求学,不上前线(而苏联国际儿童院中其他国家的子弟,有21名牺牲在战争前线)。这恐怕是当时世界上两个最大的人物达成的一个最小的协议。总理何等苦心,他是要为烈士存孤续后啊。子孙的繁衍是人类最实际的需要,是人最基本的情感。但是天何不公,轮到总理却偏偏无后,这怎么能不使人遗憾呢?是残酷的地下斗争和战争夺去邓颖超同志腹中的婴儿,以后又摧残了她的健康。但是以总理之权、之位、之才和他的倾倒多少女性的风采,何愁不能再建家室,传宗接代呢?这在解放初党的中高级干部中不乏其人,并几乎成风。但总理没有。
总理的三无是官而不显。
千百年来,官和权是连在一起的。在某些人看来,官就是显赫的地位,就是特殊的享受,就是人上人,就是福中福。官和民成了一个对立的概念,也有了一种对立的形象。但周恩来作为一国总理则只求不显。在外交、公务场合他是官,而在生活中,在内心深处,他是一个最低标准甚至不够标准的平民。他是中国有史以来第一个平民宰相,是世界上最平民化的总理。一次他出国访问,内衣破了送到我驻外使馆去缝洗。大使夫人抱着这一团衣服时,泪水盈眶,她怒指着工作人员道:“原来你们就这样照顾总理啊!这是一个大国总理的衣服吗?”总理的衬衣多处打过补丁,领子和袖口已换过几次,一件毛巾睡衣本来白底蓝格,但早已磨得像一件纱衣。后来我见过这件睡衣,瞪大眼睛也找不出原来的纹路。这样寒酸的行头,当然不敢示人,更不敢示外国人。所以总理出国总带一只特殊的箱子,不管住多高级的宾馆,每天起床,先由我方人员将这套行头收入箱内锁好,才许宾馆服务生进去整理房间。人家一直以为这是一个最高机密的文件箱呢。这专用箱里锁着一个平民的灵魂。
而当总理在国内办公时就不必这样遮挡“家丑”了,他一坐到桌旁,就套上一副蓝布袖套,那样子就像一个坐在包装台前的女工。许多政府工作报告,国务院文件和震惊世界的声明,都是在这蓝袖套下写出的啊。只有总理的贴身人员才知道他的生活实在太不像个总理。总理一入城就在中南海西花厅办公,一直住了25年。这是座老平房,又湿又暗,工作人员多次请示总理,总理都不准维修。终于有一次,工作人员趁总理外出时将房子小修了一下,于是《周恩来年谱》便有了这一段记载:1960年3月6日,总理回京,发现房已维修,当晚即离去暂住钓鱼台,要求将房内的旧家具(含旧窗帘)全部换回来,否则就不回去住。工作人员只得从命。一次,总理在杭州出差,临上飞机时地方上送了一筐南方的时鲜蔬菜,到京时被他发现,就严厉批评了工作人员,并命令折价寄钱去。一次,总理在洛阳视察,见到一册碑帖,问秘书身上带钱没有,见没带钱,就摇摇头走了。总理从小随伯父求学,伯父的坟迁移,他不能回去,先派弟弟去,临行前又改派侄儿去,为的是尽量不惊动地方。
总理的四无是党而不私。
大概有人类就有党,除政党外还有朋党、乡党等小党。只有共产党成立以后才宣布,它是专门为解放全人类而做牺牲的党,除了人民利益,国家民族利益,党无私利,党员个人无私求。无数如白求恩、张思德、雷锋、焦裕禄这样的基层党员,都做到了入党无私,在党无私。但是当身处要位甚至领袖之位,权握一国之财,而要私无一点,利无一分,却是最难最难的。权用于私,权大一分就私大一丈,失之毫厘差以千里,做无私的战士易,做无私的官难,做无私的大官更难。像总理这样军政大权在握的人,权力的砝码已经可以使他左偏则个人为党所用,右偏则党为个人所私,或可为党员,或可为党阀了。王明、张国焘不都成了党阀吗?而总理的可贵正在党而不私。
1974年,康生被查出癌症住院治疗。周恩来这时也有绝症在身,还是拖着病体常去看他。康一辈子与总理不合,总理每次一出病房他就在背后骂。工作人员告诉总理,说既然这样您何必去看他。但总理笑一笑,还是去。这种以德报怨,顾全大局,委曲求全的事,在他一生中举不胜举。周总理同胞兄弟三人,他是老大,老二早逝,他与三弟恩寿感情笃深。恩寿解放前经商,为我党提供过不少经费。解放后安排工作到内务部,总理指示职务要安排得尽量低些,因为他是我弟弟。后恩寿胃有病,不能正常上班,总理又指示要办退休,不上班就不能领国家工资。曾山部长执行得慢了些,总理又严厉批评说:“你不办,我就要给你处分了。”
如果说总理要借在党的力量谋大私,闹独立,闹分裂,篡权的话,他比任何人都有更多的机会,更好的条件。但是他恰恰以自己坚定的党性和人格的凝聚力,消除了党内的多次磨擦和四次大的分裂危机。50年来他是党内须臾不可缺少的凝固剂。
总理的五无是劳而无怨。
周总理是中国革命的第一受苦人。上海工人起义,“八一”起义,万里长征,三大战役,这种真刀真枪的事他干;地下特科斗争,国统区长驻虎穴,这种生死度外的事他干;解放后政治工作、经济工作、文化工作,这种大管家的烦人杂事他干;“文化大革命”中上下周旋,这种在夹缝中委曲求全的事他干。他人生的最后一些年头,直到临终,身上一直佩着的一块徽章,是“为人民服务”。如果计算工作量,他真正是党内之最。周恩来是1974年6月1日住进医院的,据统计,1至5月共139天,他每天工作12至14小时有9天;14至18小时有74天;19至23小时有38天;连续24小时有5天。只有13天工作在12小时之内。而从3月中旬到5月底,两个半月,日常工作外,他又参加中央会议21次,外事活动54次,其他会议和谈话57次。
他像一头牛,只知道负重,没完没了地受苦,有时还要受气。1934年,因为王明的“左”倾路线和洋顾问李德的指挥之误,红军丢了苏区,血染湘江,长征北上。这时周恩来是军事三人团成员之一,他既要负失败之责,又要说服博古恢复毛泽东的指挥权,惶惶然,就如《打金枝》中的皇后,劝了金枝,回头来又劝驸马。1938年,他右臂受伤,两次治疗不愈,只好远走苏联。医生说为了彻底好,治疗时间就要长一些。他却说时局危急,不能长离国内,只短住了6个月。最后还是落下个臂伸不直的残疾。“文化大革命”中,周恩来成了救火队长,他像老母鸡以双翅护雏,防老鹰叼食一样尽其所能保护干部。红卫兵要揪斗陈毅,周恩来苦苦说服无效,最后震怒道:我就站在大会堂门口,看你们从我身上踩过去!这时国家已经瘫痪,全国除少数造反派许多人都成了逍遥派,而周恩来始终是一个苦撑派,一个苦命人。他像扛着城门的力士,放不下,走不开。每天无休止地接见,无休止地调解。饭都来不及吃,服务员只好在茶杯里调一点面糊。“文革”中干部一层层地被打倒。他周围的战友,副总理、政治局委员已被打倒一大片,连国家主席刘少奇都被打倒了,但偏偏留下了他一个。他连这种“休息”的机会也得不到啊。全国到处点火,留一个周恩来东奔西跑去救火,这真是命运的捉弄。他坦然一笑说:“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大厦将倾,只留下一根大柱。这柱子已经被压得吱吱响,已经出现裂纹,但他还是咬牙苦撑。由于他的自我牺牲,他的厚道宽容,他的任劳任怨,革命的每一个重要关头,每一次进退两难,都离不开他。许多时候他都左右逢源,稳定时局,但许多时候,他又只能被人们作为平衡的棋子,或者替罪的羔羊。历史上向来是一朝天子一朝臣,共产党的领导人换了多少,却人人要用周恩来。他的过人才干害了他,他的任劳任怨的品质害了他,多苦、多难、多累、多险的活,都由他去顶。
1957年底,我国经济出现急功近利的苗头,周恩来提出反冒进。毛泽东大怒,连续开会发脾气。1958年1月初杭州会议,毛说:你脱离了各省、各部。1月中旬南宁会议,毛说:“你不是反冒进吗?我是反反冒进的。”8月成都会议,周恩来检查,毛还不满意,表示仍然要作为一个犯错误的例子再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