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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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遵命。”受了惊吓的诺亚手捏方舟蓝图,战战兢兢地回答。
6个月转瞬即逝。天空乌云密布,不时有雨点打在地上。上帝看到诺亚坐在院子里哭泣,周围连方舟的影儿都没有。
“诺亚!”上帝怒吼,一道闪电破空而来,劈在诺亚身边。“我让你造的方舟呢?”
“上帝,请宽恕我吧,”诺亚吓得面如土色,哀声道,“我已经尽力了,但总是受到干扰。”
“首先,我得为方舟计划申请建筑许可证,结果您的设计没有通过审查,我不得不请工程师重新设计。为了决定方舟内部是否需要一个自动灭火装置,我和他们大动干戈。
“后来邻居又把我告到小区管理部门,说我在前院建造方舟不符合住宅区规划。我只好去城市规划委员会申请一个特别许可证。
“为了搞到造船用的木材,我费尽心机。因为政府为了保护斑点猫头鹰刚颁布了禁止砍伐树木的通令。我必须向林业局证明我只有砍了树,才能拯救猫头鹰。好不容易搞定了木材,木匠们又罢工了。最后我同意在方舟上给他们16个人每人一个包间,才算了事。
“方舟建好后,我正要召集各种动物,又被动物权益保护组织给告了。他们说我每种才挑两只,是歧视动物。几经周折,我胜诉了,但质量监督部门又发现了问题。原来您的方舟设计图不符合他们的标准,通风和照明都没达标。我只好拆除方舟,从头开始……”
“不用说了!”上帝不耐烦地打断诺亚,“方舟不用造了。”
“那洪水来了怎么办?”诺亚面如土色。
“我不打算下暴雨了。”
诺亚欣喜若狂:“这么说您饶恕我们了?”
“不。地球已经被毁了,用不着我亲自动手了。”上帝冷笑一声,离开了地球。
(王春良摘自2005年11月11日《讽刺与幽默》)
手机与爱情
范进
如今的年轻人没有手机的可谓凤毛麟角。我虽然一整天也像盒子枪似的别个手机在腰间,但轻易舍不得打。正常情况下,谁要是拨打我的手机,我都是立即摁断,随后四处找固定电话。
第一次,人家帮我介绍了一位局长的女儿。见了几次面后,她对我的条件比较满意,尤其是我的爱情小说常常看得她泪水涟涟。一次,我正在家里伏案写作,手机铃声突然响起。我照例摁断,随后抓起床头柜上的固定电话:“请问是谁?”
对方沉默了一下,然后不紧不慢地说:“我本来想约你晚上看电影,但我现在改变主意了——”“为什么?”我听出来是局长千金。“我不希望找一个抠门古板、斤斤计较的丈夫……”
我的第一次爱情就这样无疾而终,但我一点也不后悔。
第二个走进我的视线的是本单位的一名纺织女工。她是“三八”红旗手、市级劳模。按照常理,她更应该懂得节俭之道才对。那天,我正在上班,她打来手机。我习惯性地摁断,随手拿起办公桌上的固定电话:“请问哪里?”
“我是周丽,请问你在哪里?”“我在单位。”对方“啪”的一声搁下了话机。我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难道又做错了什么?
后来我辗转了解到,本来她是约我一起去见她的父母的,可就是由于我没有接听手机,她私下里对同事说:“难以想像,一个喜欢揩油、占单位小便宜的人,素质能高到哪里去!”
有了前两次的教训,母亲将我骂了个狗血淋头,并下了死命令,再有人打手机,随时接听,决不能为省几个小钱而耽误终身大事。
我结识的第三名异性是一名外企白领,人漂亮,有气质,收入足足是我的五六倍。见过一次面后,我心情忐忑地等待她的回音。星期五下午5时许,大哥让我骑自行车去接一下放学的侄儿。刚从幼儿园出来,我腰间的手机突然铃声大作。“一定是她!”我心跳加速,把手伸向腰间。可就在这时,侄子抢先一步取出了手机,并胡乱地摁了几下手机一侧的按钮。等我夺过手机,屏幕上显示的是“通话结束”。我气得对着侄子就是一巴掌:“混蛋,你关掉的可是叔叔一生的幸福啊!”
但无论如何电话总是要回的,看看周围没有电话亭,我只好用手机拨通了刚才的那个电话……
一年后的某个晚上,外企白领伏在我的怀里:“老公,你还记得我第一次打你的手机吗?我本来是想跟你说再见的,因为你各方面的条件实在太一般了。但我打你的手机,你没有接听,而是摁断后又用手机回话给我——我父母家的电话装有来电显示。你的话费一分不减,却为我省了一次通话费用。这说明你是一个善于为别人考虑、着想的人。所以,我在一瞬间又改变了主意。”
我一下子愣住了,心里不知道是该憎恶还是感谢手机。
(黄宝全摘自《现代女报》)
摘自：《青年文摘（绿版）》2006年01期 作者：[澳]维基·诺姆
女孩二十
女孩很漂亮,尽管没有任何化妆,没有任何修饰,只是一头齐耳短发,一件蓝布罩衫。
大而沉静的眼睛,尖尖的下颏,紧抿的嘴唇,神情里有一种不由分说的坚定。
中学毕业时,她应该才十八岁吧。应该如所有的花季少女,怀揣青春飞扬的理想,美丽的爱情在心中绽放……
她一定很优秀,写一手漂亮的小楷,待人接物端庄大方,要不,在那么多想找工作的年轻人中,她怎能脱颖而出,如愿当上了县里的文书。
上班时,她面带一丝若有若无的浅笑,按着上司的要求记录、抄写、拟稿、收发,非常称职。同事都是她兄长般的年龄,对新来的女孩,不乏指点,不乏呵护,却谁也不知道她的真实身份,谁也不知道,她在做着那么重要的工作,担负着那么神圣的使命。
说到这里,你应该猜出我在说什么人了,她不是今天穿着短裙、染着彩发、看着动漫、说着“耶”的二十岁女孩,是当年受组织指派打入伪县公署的中共学生党员,是机敏、果断、忠心耿耿为党工作的谍报人员。
当然,这不妨碍她仍然是爸爸妈妈的小女儿,哥哥姐姐的小妹妹,热情奔放的中学生,邻家小伙的暗恋对象,仍然是——不折不扣的二十女孩。
革命年代是风云多变的,革命队伍里出了叛徒,当年的二十女孩危及的不是隐私,而是生命。
她不慌不忙,通知同志们转移,销毁党的文件,最重要的文件和情报,塞在一个掏空了的大萝卜里,交给“乞丐”安全转移。而她自己是最后走的,是做完这一切才走的,她被特务跟上了,在下榻的客栈被捕,三天后被杀害。
<br /> 准确地说应该是,做完这一切时,她才刚刚二十岁。
那些日子,为了纪念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一些已经逝去的人物,也和领导、专家、富豪、明星、绯闻、事故、长寿、理财、股票、房产、广告一起挤上了报纸的版面。
那天,我在车站等人,那人久久没到,我把手里一份已经翻过去又翻过来的报纸重新拿起,才在某个边角上看到了她。那个版叫综合版,的确,在今天的新闻中,她已没法归类。
她的一生,只用了豆腐干大小的版面,一段简历样的文字,一帧小小的照片。她是黑龙江人,叫张宗兰。
(朱小烨摘自2005年10月25日《扬子晚报》)
摘自：《青年文摘（绿版）》2006年01期 作者：莫小米
怨恨还是快乐,这是一个问题
即使我的生命走到尽头,我相信,只要我有意识地选择快乐,谁又能阻挡我呢?
那天,一位姑娘走进我的心理诊室,文文静静地坐下了。她的登记表上“咨询缘由”一栏,缈无一字。我按照登记表上的字迹,轻轻地叫出她的名字——“苏蓉,你好。”
苏蓉愣了一下,是聪明人特有的那种极其短暂的愣怔,瞬忽就闪过了,轻轻地点点头。
因为诊所对外接诊,我们不可能核对来者的真实身份,很多人出于种种考虑,登记表上填的都是假名。
名字可以是假的,但我相信她的痛苦是真的。
我打量着她。衣着黯淡却不失时髦,看得出价格不菲。脸色不好,但在精心粉饰之下,有一种凄清的美丽。眉头紧蹙,口唇边已经出现了常常咬紧牙关的人特有的纵行皱纹。
我说,只要不危及你自身和他人的安全,只要无关违犯法律的问题,我们这里对来访者的情况是严格保密的。我希望你能填写出你来心理咨询的缘由,这样,你对自己的问题可以有一个梳理,我作为咨询师,也可以更清晰地了解你的情况,加快工作。
听了我的话,她沉吟了一下,在表格“咨询缘由”一栏上,写下了这样一行字:
“怨恨还是快乐?我不知道。这是一个问题。”
我点点头,表示明白她的困境。对于一般人来说,在怨恨和快乐之间做出选择,根本就不是一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