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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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瑞平站着不走，妈妈就说：“不要以为我会站在资产阶级的一面，我们可以和他划清界限。我会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人家喊口号我也喊口号，人家批判我也会批判。我总不过为这些徽章点漆罢了。厂里点过漆的工人阿秉、根发、秀娟、玉琴全在，他们总不是反动吧。”
瑞平看看妈妈铁一样的冷静，反而显得自己有了一点慌张。他便放了心，一声不响的退了出来。
现在躺在床上睡不着的人就是瑞平了。今天，瑞平是一个例外，他藏了很多的话没有对妈妈说。这些话不能和妈妈分享，需要独自一个人反复的想。
那天他又去了漕溪公园。
他在想，公园在晚上六点已经关门，爸爸是在九点打的电话。那时只有公用电话，全是在弄堂口或者是在新村大门前的，有电话的地方离开这里还很远。爸爸走到这里一定是在晚上十点了。那么，爸爸一定是越过篱笆进入公园的，这不是他惯常的行为，一定是他下了决心才这样做的。瑞平在绿荫下走着，设想着自己似乎是那天晚上十点以后的爸爸，爸爸走在路灯很少，绿叶掩映的小路上，只有他一个人，他一定是知道，自己没有什么话能和别人说，他只能一个人在这条小路上想着。他可能开始并不想一死了之，要不然他就不会向自己家里打电话。
生逢1966 6(4)
爸爸可能是在池沿坐下过。这个时候，一个人都没有，四围阴森森的，爸爸怎么会有这样大的胆子？他坐在这里想了些什么呢？警察说，爸爸是死在凌晨五点前后的。他是在惧怕初升的太阳从背后的凌乱的树丛上面升起来吗？
瑞平顺着池子走了一遍又一遍，池子这样的小，小到可以一览无余，池子是这样的浅，浅到除了金鱼什么鱼都不能养。爸爸是先死了之后才将自己沉下池子的吗？不是，他是在池子里死去的。他是呛了一口水之后死去的吗？他在感到窒息之后只要手脚稍稍用一点力气，就可以站起来了。难道他连下意识的动作也没有吗？地上连一点零乱的脚印也没有。公园的工人说，爸爸的拎包是放在一边的假山石上的。那个包买了不久，是灰色的，上面有着竖的纹路。似乎是为了让人见到这个无主的包的时候就联想到周围有什么事情发生。不管怎样，你总会将问题兜回来。他为什么要死呢，他为什么要在这里死呢？这样浅的一个池子，怎么能死人呢？
瑞平突然有一点警悟。爸爸并不是一开始就朝这里走过来的，他从工厂到这里一定有一个中间点，那就是他下决心要结束自己生命的地方。
于是瑞平出了公园就往回走。他在大木桥路上见到了一个公用电话的小屋，那间小屋有一个方方的小窗口，上面写着：“晚间电话请敲窗”。瑞平就下了车，他站在小房间前四面看着，把里面的那个老太婆弄得莫名其妙。那个老太婆就说：“打电话四分。”几乎可以断定，丧魂落魄的爸爸，拿起电话，付了四分钱。他说是在徐家汇。妈妈已经听出他的声音变了。
瑞平是知道自己要去哪里了，爷叔住的弄堂就在附近。已经是夕阳西下，工厂里的文革不像学校，爷叔如果无事一定是已经下班了。他往弄堂方向骑得不远，就见到一个熟悉的身影从对面转弯过来，他和爷叔的自行车几乎是在同时停在弄堂口了。
“我知道你会来的。”爷叔说。“你要问你爸爸为什么要去漕溪公园。你不能在厂里问。”
瑞平就点点头。
爷叔就跨下了自行车。他们站在弄堂口头，两辆自行车斜着头对头。那时的男人就是这样谈话的。
“你知不知道模具淬火过了头，就会发脆？硬硬的一块钢，轻轻一碰，笃的一下就变成了两半。”
爷叔就说：“你看看玻璃就知道了，你看看瓷器就知道了。你爸爸其实很脆。他经不起事情，事情一来他就完了。”爷叔的眉毛往弄堂口抬了抬。“他来过这里。我们一起谈了一个多小时。”
“我晓得。”
“我今天下午对你说的话，昨天也对他说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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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知道他会被斗？”
“是的，如果你们的家没有抄过，我们或许就不会这样早就开批判会。不过早晚都会开的，没有一个资本家能逃过的。既然是这样，那就批斗吧。我就是这样劝他的。可是，我还能说什么呢？如果我不告诉他，那天批判会一开，他不是吃了一个突然袭击？你难道说我们就不开批判会了吗？”
瑞平点了点头，就说：“批判会总要开的。”
“这就对了，我和你就能一致了。”
“这些话就讲了一个小时？”
“他有一些想不通，我就说，文革了，谁都要接受教育。无论是他还是我们，我们工人阶级还要自我改造呢。资产阶级尤其要接受教育。你只有接受了教育，工人阶级才能发挥你的作用。他一定很委屈，因为平常我是他的徒弟。而且因为我派了学徒工去抄家。”
“你没有感觉到他要死吗？”
“没有，我也没有想到。从我的角度，从他的角度，从文化革命的角度，批判资产阶级都是天经地义的事情。接受教育嘛。我们谈完大约是在晚上八点，我就留他吃饭，他说一个资本家，在工人干部家里吃饭，叫人怀疑。他就走了。我送了他一程，方向是朝东去的。但是到了车站没有跳上公共汽车，而是走过去了。我以为他要一个人走路想心事，就没有陪着他。不料后来他怎么又回头朝西走了呢？”
“西面还有厂里的人吗？”
“没有。”爷叔的手指下意识地摸弄着他的车铃，爷叔的车铃是自己加工过的，非常精细，铮亮。
爷叔把手放在瑞平的肩膀上。“我们现在都在云里雾里，我们已经没有办法想清楚那个晚上你爸爸走过的路。我们现在应该想的是，作为工人阶级的一员，我应该做什么。作为一个革命青年，你应该做什么。最后，作为一个工人又是资本家的家属，你妈妈应该做什么。我们全都做对了就好了。”
这好像是一个很冷静的职业革命者说出来的，而不是一个只有三十多岁的工人说的。瑞平看着董品章凹陷的眼窝中，那对如同桂圆一样的眼睛。长着这样眼睛的男人眼睛一转就是一个主意。当年，一个挑着担子的配钥匙的十三岁的小孩，在大同坊长乐路弄堂口用冻肿的小手为爸爸配了一副钥匙。爸爸回家用钥匙一开门，爽滑得很，再看一看钥匙上的锉刀印，横平竖直，一刀是一刀。就回过来寻找那个有着大大眼睛的孩子。爸爸花钱让这个孩子拜师学徒，后来就成了工厂里开模子的好手董品章。董品章在出徒的时候感激涕零成为资本家太太的过房儿子，在公私合营之后成为工会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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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平，革命时代我们就是革命，如果以后平静下来了，我们再按照以后的形势好好做自己的事情。瑞平，对别人我是不会说的，我是对你才这样说的。”
瑞平知道了，爸爸需要一个人想事情而不会被人干扰，于是他最后就走向了公园。爸爸可能以为自己到死还是一个政协委员，他没有被批判过。他一定没有耐心等待到从牛棚中走出来，那些曾经有过的平静日子离开他非常非常的遥远。爸爸是怎样下的决定已经不需要知道了，一个人的生命已经没有了。他可以缺席批判会了，即使批判会是面对着他的尸体，他的幽魂也可以不参加。
不过，当屈辱没有时，希望也没有了。他确实很脆。
瑞平想到这里，眼前就黑了。像是一部电影放完了，他就这样睡着了。
妈妈第二天就上班去了，以后就再也没有请假。
爸爸自杀死去的事情最后还是传到了每一条小弄堂全部知道。不过，妈妈依然那样很平静的走进走出。妈妈开始骗人家是腿摔断了的说法其实一开始人家就没有相信。但是妈妈就是要这样说，在石库门弄堂里，假话说了就说了。
后来在隔壁的康绥公寓有一个人早上六点从楼顶上跳下来，弄堂中人的注意点就转移了。妈妈和瑞平就不是人们关注的中心了。只有亭子间嫂嫂和绍兴老太一直在弄堂里打听，为什么陈家还没有扫地出门。她们还在念着陈家被封了的房子。
有一天，里委会主任谢湘云来到家中，他们是要妈妈签字的。爸爸的死亡报告已经出来，妈妈一句话也没有说，就签了字。
“瑞平也已经长大了。”谢主任像谈家常一样说，“你们可以和那个陈宝栋划清界线。”
“自然。”妈妈说。“谢主任，我也有一句话要对你说，瑞平其实不是我们的亲生儿子，他是宝栋弟弟的儿子。他的爸爸妈妈在萧山。宝栋的弟弟是一个小学教师，成分没有问题。瑞平的哥哥还当了兵。”
谢主任很惊讶地看了看妈妈，又看了看瑞平，说：“你们还是长得很像的么。”
谢主任走了之后，家里突然安静了下来，因为妈妈哭了。无声的哭是一种很可怕的悲伤。那种没有声音的抽泣，泪水如同决了堤一样迸流。嘴张得很大很大。很久没有闭上。大哭无声，长哭无声。妈妈的肺部因为悲伤而不断地抽动，她不是在哭而是在透气，不断的透气。
妈妈边透气边在说话：“共产党以前待你的爹太好了，太好了，夏副区长太好了，他实在是太好了……”
瑞平说：“妈妈你不能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