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鬼子进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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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5章

书籍名:《鬼子进村》    作者:丁晓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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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团队变成医院,团长成了院长。连队变成休养所,连长成了所长。”

            九分区是如此,冀中其他单位的情况也差不多,冀中一些老人回忆说,刚到路西时,看着路西的人怎么一个个都面黄肌瘦的,过不了几天,自己也变得面黄肌瘦了。

            如果在那个条件下再养个孩子,那就更惨了。从冀中到路西的陈立中回忆说:那时(指1943年秋),我正怀孕7个月。领导上为了照顾我,同时也可以减轻剧社行军转移中的负担。把我送进了后方医院。满以为到了医院就平安无事了,谁料到面对鬼子灭绝人性的烧、杀、剔抉扫荡,在敌后也是没有什么真正的后方的。逼得我们医院随时随地遇有敌情,同样要行军转移,走路,爬山,淌水过河……医院病号多;工作人员少,生活更艰苦。一切东西都是自己背,走不动的也只能慢慢地走。有的病号,实在不能自理,只有把自己的东西扔掉,也不好意思拖累别人。

            到路西去,到路西去(5)

            一天在行军途中,当我们爬上一座原始山林时,我发现队伍当中有六七个女同志,每人抱着一个小铺盖卷,困难地穿行在满是葛针的酸枣棵子,枝杈狰狞的野树干和马蜂乱飞的杂草丛中。她们的手被马蜂蜇肿了,脸被蒺藜扎破了,鲜血淌了满手、满脸。抱着的小铺盖卷外面也被划得露出了棉花,伴有点点滴滴的血迹和乱蒺藜等。相形之下,我比她们强多了,手脚虽也难免蒺藜野蜂的刺蜇,但没有小铺盖卷累着,只身上背了个背包,两手空空地爬山,就比她们轻松多了!队伍艰难地越过原始山林后,住在山下一个小村庄里,这里静悄悄的连个人影也没有。显然老百姓为躲避鬼子的烧杀,逃到其他地方去了。为了做到彻底坚壁清野,什么也不给鬼子留下,房子上的门窗也卸下藏了起来,空落落的屋子,只剩有一条大土炕。

            八九月的山野,晚间已经有些秋凉。我们只好找了一些谷草铺在光秃秃的土炕上,足有半尺来厚。几个女同志就挤睡在这上边。当她们把一直不离手的小铺盖卷打开时,我才知道这里面包着的竟是小生命——一个个刚出生不久的婴儿!当妈妈们把自己干瘪的乳头塞进孩子们的小嘴里,让他(她)们吸吮着点滴的奶水时,孩子们由于得不到满足,才哇哇地哭出微弱的声音来。

            夜间,我突然发起了高烧,浑身冷得打哆嗦。据说这是“打摆子”。也没有经医生详细检查,护士就给我打了一针奎宁。睡了一觉,觉得好多了。但过了不久肚子却一阵阵的疼痛难忍。医生去30里地以外的山那边看望重病号去了,同屋的同志们急得团团转,也不知道该怎么办?这时候,仅有一个刚入伍不久的男小鬼,约有十五六岁,在医院做“护士”工作(其实只不过是做些日常的勤杂工作)。对于医务知识还丝毫不懂,在这种万般无奈的紧急情况下,由同屋刚做了妈妈们的指点,就依靠他帮着把早产的孩子接了下来。然而据说生下来就是死婴。他很快就把这个不足月的男婴埋在山脚下了。幸而那时我还年轻,又是头胎,处在紧张的战争情况下,也就顾不了许多。早产后,在这极其恶劣的条件下,我除了一身穿着的单军装外,什么也没有准备。也就只能囫囵个的睡在五六寸厚的谷草上。八天后,由于情况紧急,当要转移离开这里时,扒开炕上的谷草一看。才发现一块直径二尺大小的血饼铺在那里,因时间紧迫,没有来得及收拾干净就上路了!到了新宿营地,刚刚安定下来,胃里又闹起“革命”来,咕咕直叫。眼睛也开始冒金星。由于全屋同志们的关照,叫“护士”给我做了一碗玉米糊糊吃。到正式开饭时,又叫我吃了一碗。在当时,由于敌人的破坏,部队的供应难于及时的征集。每人每顿定量只有一碗玉米糊糊。我却破例地被允许多吃了一碗。从此以后的几天里,我每顿都是被照顾的吃两碗。虽说如此,“饥慌”仍是时时的困扰着我。同屋里的产妇们,更都是在饿着肚子啊!她们的婴儿整天像池塘里的青蛙,大、小、高、低、粗细不同的声调,有节奏地哭叫着,要求能得到足够的奶吃,但妈妈们干瘪的乳房里哪来的足够的奶汁呢!妈妈们只有用白开水一滴一滴送进他(她)们一个个张得圆圆的小嘴里。滴时不哭,不滴时就又叫起来。大人、孩子都饿成这个样子,我哪能再开口要求增加呢?只有忍耐着。这时才真正亲身体会到勒紧裤腰带的必要性。不久,我的爱人郭筠来看我。带来了二斤白面,一斤牛肉,一小包盐——这是火线剧社从每人每天三钱油,三钱盐的伙食中给我攒下来慰问我的。同屋的同志都参加议论如何享用这好久不见面的细粮牛肉。“包饺子!”大家七手八脚,剁馅的剁馅,和面的和面。不一会儿,饺子就下了锅。全屋的同志们都尝到了萝卜丝牛肉馅饺子。大家异口同声地说:“过年了!过年了!”高兴得有说有笑,似乎连刚生下来不到一个月的孩子,也发出了咯咯的笑声。郭筠来看刚生产的妻子,怎么连在农村是最普通的产妇食品——鸡蛋都拿不出呢?当时,在路西,鸡蛋是“高档”营养品。当年任军分区司令员的杨成武,看到一位译电员病得厉害,“慎重地考虑了一下,然后掏出笔来,批了个条。”让供给处给一些鸡蛋。要是在冀中,尽管“五一”大“扫荡”后百姓生活也很苦,但产妇不论好孬还是不会穿身单衣受冷,吃不饱饭。想吃个鸡蛋,也还不至于要司令员批条子。

            物质生活上的苦,再苦也能忍受,谁干八路军也不是为了享福来了。再说,人人都有两只手,可以自己生产,保证供给,人人手中都有枪,没有吃,没有穿,可以向鬼子要。再说这精神上的苦:冀中部队和干部到了路西后,因为冀中一时回不去,自然要改变隶属关系或重新分配工作。少数人返回冀中开展斗争,部分人在当地学习,部分人并入路西单位,还有一些人去了延安。这和我们今天一家企业暂时倒闭,人员需要重新安排的道理是一样的。这个过程,恐怕不是人人那么愉快的吧。吴西回忆说:“这是一个巨大的组织变动。当时流行一种说法:回路东坚持斗争的是‘咬牙干部’,到教导团学习的是‘反攻干部’,到延安去学习的是‘建国干部’。咬牙坚持虽然艰险,但在冀中平原斗争烈火中锻炼成长的干部都愿意返回路东,为保卫家乡贡献自己的力量。到冀中教导团学习也比较好动员,一则是学习提高的机会,二则仍是冀中军区的建制,毕业以后还是要打回冀中去的。划归四分区的三个团,变换了隶属关系,对山区生活、作战都不习惯,特别是脱离了冀中的建制,这是干部、战士始料不及的,因而思想上顾虑得较多。”吴西老人只是说,当时人没想到会这样,思想上顾虑较多。一位当时在连里工作的同志,则没有这么含蓄了,说部队从平原到了山区,原来走的是平原,如今走的是山道,原来专门打仗,如今又打仗又生产,生产比打仗多,“许多同志思想转不过弯,爬山骂石头磨鞋,开荒骂镢头磨手。干部管理不耐心,官兵关系不融洽。”总之,是心里没好气。离开了冀中,离开了家乡,每天吃的是黑豆,干的是农活,回来往炕上一躺直叹气,部队又转属到别的军区,心里有些情绪,也是可以理解的。如此,那些被抽出来返回路东——冀中工作的人,不论是干部还是战士,当然精神就来了。

            到路西去,到路西去(6)

            人们或许要问,冀中的部队,在“五一”大“扫荡”后,为什么没有再打回冀中去呢?聂荣臻曾谈到这个问题,他说:关于冀中主力部队撤离的问题,我的看法是:在敌人重兵压境,大部队活动困难的情况下,为了保存主力,暂时离开冀中,转移到山地或是毗邻地区,作大踏步地有秩序的退守,这是完全必要的,许可的。但是,拉起部队走了,没有及时返回去,则是不对的。敌人大规模“扫荡”冀中,部队为什么不可以转到冀南活动?冀南同冀中紧紧连在一起,宋任穷同志一直在那里坚持。那时,日本侵略军还没有修好石德路,在冀南地区周围都有依靠,把几个团撤向冀南,活动余地很大,兜个圈子再返回来,有什么不可以呢?要知道,敌人进行一次大“扫荡”,不是容易的事。它要重新部署部队,需要作一系列的准备,需要相当长的时间。它刚陷在冀中,不可能马上腾出手来,再对冀南搞这样一次大的‘扫荡’。待敌情变得对我们有利的时候,再打回冀中去,不是很好嘛!实际上,冀中部队撤离之后,敌人的大部分兵力也很快撤了。我们走了,敌人也走了,问题是我们没有再及时返回去。我们的一些同志,在一般的情况下,觉得还可以坚持平原游击战,而在严重的形势下,就感到坚持平原不可能了。这次撤退,冀中三纵队受到了很大的削弱,东移西转,后来从晋东南转到晋西北去,部队减员不少。

            一些冀中的老人也叹气道:“唉,不该回去的时候回去了,该回去的时候又没回去。”所谓“不该回去的时候回去了”,是指1942年5月下旬,敌人伪装撤兵时,一些主力部队返回了中心区;所谓“该回去的时候又没回去”,就是指聂荣臻所说的:“我们走了,敌人也走了,问题是我们没有再及时返回去。”

            其实,冀中的领导何尝不愿意打回去?“五一”大“打荡”过后,每一位从路东到路西的人,按照组织原则,都要汇报自己这一段时间的经历、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