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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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五一”大“扫荡”以后的1943年，到保定去从事情报工作，且如此艰难，“五一”大“扫荡”以前，就更为困难了。因而原星说，在1941年以后，虽开始重视派遣、情报工作，但“冀中军事谍报工作，建立时间较短，虽为当时对日斗争方面，发挥了一定作用，但总是根底较浅，还未形成显著力量。”
在抗战期间，冀中谍报工作取得的最大成绩之一，是在1943年成功地获取了日军即将大规模“扫荡”路西根据地的情报。
除了保定工作站获取了日军即将“扫荡”路西根据地的情报外，据说石门情报站也获取了类似的情报，原星回忆说，当年有一位名叫王格非的同志，受冀中军区情报处长张存实的派遣，潜入石门。据说该同志先由一般职业掩蔽站住脚后，经过努力，最后打入敌宪兵特务系统，曾在1943年日寇对冀西山区(北岳区)要进行秋季“大扫荡”
时的重要情报，提前一周作了报告。
可见，在1943年时，冀中的谍报工作已达到了相当的水平，已经能够准确地提供日军战役性行动的情报了。如此人们不禁会想，如果1942年“五一”大“扫荡”前，冀中的情报部门能够像1943年时一样，提前获取敌人即将发动大“扫荡”的情报，历史，或许会是另一个样子。然而，在1942年，冀中的谍报工作的水平比1943年要差一大截子，打入日伪核心机密部门的人几乎没有，最多也就是打入日伪的外围组织，像七分区情报人员孟鱼，打入正定伪警察局当了特务队长，另一名情报人员谷再兴，打入无极的特务队。李英，打入伪治安军六团。等等。而在1942年要判断敌伪增兵的动向，比1943年更难。因为在1942年，如果敌人增兵平汉路沿线据点，那么敌人是要“扫荡”路西呢?还是要“扫荡”路东呢?而在1943年，路东冀中基本在敌人控制之下，那么就只剩下一种可能性：“扫荡”路西。
“必须充分认识中共情报能力的优越性”(3)
不过，也有一种说法，说是冀中七分区情报站，在“五一”大“扫荡”前即已获取了敌人即将“扫荡”冀中的情报，当年任七分区情报总站站长的牛臻回忆说：“1940年6月，冀中七分区司令部侦察科(股)派张文盛到新乐县苏仙庄建立了藁无中心情报站，”“石家庄一直是藁无中心情报站的主要目标。1941年以后，建立了石家庄情报小组，由鲍俊德负责……冀中七分区要求藁无中心情报站，严密监视敌人动态，随时上报敌情，军分区首长还明确提出，要努力争取从石家庄获得敌人的战略、战役的重要情报。1942年春，敌人‘五一’大‘扫荡’前夕，藁无中心情报站石家庄小组负责人鲍俊德，通过内线人员，利用关系搜集到石家庄日军第八混成旅团要与一一〇师团换防，并在近期对冀中抗日根据地进行大‘扫荡’(即‘五一’大‘扫荡’)的重要情报。情报指出：敌人准备采取‘声西击东’的办法，打着窜扰冀西的幌子，实际要对冀中进行拉网式的大‘扫荡’，并要在这一地区建立大量炮楼、据点……情报站搜集到的这些敌人情报，虽然是零零碎碎的，但对部队反‘扫荡’和安全转移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从这段回忆看，冀中军区七分区的情报部门，早在“五一”大“扫荡”前即已知晓日伪军在平汉线一带大量增兵，频繁调动，表面上宣称是要“扫荡”路西，实际上是冲着冀中来的。而且，情报部门还指出，这次“扫荡”，不是采取以往“分进合击”的形式，而是“拉网式的”，也不同于以往的是，“扫荡”过后，日伪军要大量安据点，而不是返回原出发地。尽管这些情报是“零零碎碎的”，但敌人阴谋的要点，应该说是抓住了。
还有人说，在“五一”大“扫荡”前，不仅军队系统的情报部门获取了敌人即将“扫荡”冀中的情报，政府系统的情报部门也获取了类似的情报，不仅七分区首长获悉了这个情报，冀中区最高领导，也同样是知道这个情况的。
“五一”大“扫荡”前在八地委工作的罗玉川回忆说：“‘五一’大‘扫荡’后张国坚同志(时任冀中区公安部长)对我说：‘扫荡’前两天就给黄敬说了，敌人要‘扫荡’了，要做准备。他从内部掌握了情况，反映了两次。但黄敬同志没及时研究，注意不够。”
从上面两段回忆看，“五一”大“扫荡”前我方已知悉敌人的阴谋，似为无可争辩的事实。然而，在采访过程中，一些冀中的老人，包括一些当年在情报部门工作的老人，对此却坦率地表示怀疑。他们说：“搞伪军的情报容易，毕竟都是中国人，有些还套着亲戚，搞日本人的情报可不容易。”
“搞驻在什么乡镇据点的日本人的情报，总还有些办法，要想摸石家庄这样的城市里日军的情报，难度就大了。”
“就像天气预报，短期的好说，今天说明天有没有雨，好讲。中期的、长期的就不好讲，一个月以后下不下雨?谁知道?要是还要求讲清一个月以后什么地方下不下雨，这不就更难了。”
“时间一定要准确。情报搞到手了，是不是及时送出去了。送出去了，我们这边是不是及时收到了。收到了，首长是不是及时看到了。关节多了。”
“这个事情，我怎么没听说过?”
……
可以设想，有许多种可能性。比如说，或许当时许多情报人员被敌人制造的种种假想迷惑了，送上来许多份日伪军即将“扫荡”路西的情报。那份敌人即将“扫荡”冀中的真实的情报，反被这数量上占优势的内容不真实的情报淹没了。又比如说，也许送上来的那份真实的情报，证据还不是那么确凿，结论也只是情报人员的一种猜测，不是十分肯定，因而难以引起领导的注意。历史的真实究竟是什么样子，因为当年情报工作都是单线联系，黄敬、张国坚、罗玉川、鲍俊德等当事人又均已作古，故而在目前的确难以讲清，这也算是一件历史悬案吧。
情报工作多为单线联系，许多无名英雄的事迹直至今日，或许还不为人所知，也许当年有极少数优秀的谍报人员确曾打入日伪机密部门，获取过不少有价值的情报，报告给八路军总部或中共北方局以至延安。不过，从目前掌握的材料看，我方当时并不了解日本人“五一”大“扫荡”
的具体步骤和总体设想。不清楚敌人是要长期占领而非短期“扫荡”，不仅要消灭我有生力量，还要变冀中为“大东亚圣战”的基地。如果说我方在“扫荡”前就了解到这些情报，那么此后许多事情无法解释，李健说，“对敌人的计划和阴谋，我们不是一开始就很清楚，而是在斗争过程中逐渐明了的。”这恐怕还是比较符合当时的实际情况的。
日军110师团参谋长中村三郎少将在“五一”大“扫荡”
后曾感叹：“根据盘问俘虏的口供：中共方面早在3月间就觉察到我方此次作战的企图，并在4月20日发出了反‘扫荡’的指令。因此，必须充分认识中共情报能力的优越性。”今天我们历史地看待这个问题，应该说，这种“优越性”
主要来自百姓们无数双眼睛的监视，敌人各个据点，有什么动向，我们很快就知道了。我们的优越性就在于人民，而不是在于事先就获取了日本人“五一”大“扫荡”
的具体计划和真实意图。日本人作为异民族在中国作战，有许多困难。同样，我们要想获取异民族军队日军的情报，也不那么容易。
不要忘记克劳塞维茨的名言(1)
◇今天，每一位被称为军事家的人，大概都读过一百多年前一位普鲁士人——克劳塞维茨写的书：《战争论》。在这部书中，他提出了一个著名的论断：“胜利通常产生于各种物质力量和精神力量的总优势。”他认为，任何战斗都是双方物质力量和精神力量的较量。最后谁在这两方面剩下的力量最多，谁就是胜利者。值得指出的是，克劳塞维茨非常重视战争中的精神因素。他认为：“不能忽视精神因素，因为正是精神状态对军事力量具有决定性的影响。”
八年抗战，八路军靠的是小米加步枪，与日军相比，物质力量明显处于劣势，因而精神因素就变得更为重要了。
这就要求我们的军队，进攻，就要有压倒一切敌人的气势；防守，就要稳如泰山。那么，“五一”大“扫荡”前冀中的军民，又是处于怎样的一种精神状态呢?在思想上做了充分的准备没有呢?对此，我们可以在当年将帅们的回忆录中找到一些答案。
聂荣臻在谈到“五一”大“扫荡”后冀中大部地区沦入敌手的原因时说：“总的来看，这当然是由于敌我力量悬殊造成的，但是，这同我们一些同志对这次‘扫荡’的估计不足、准备不足，也有一定的关系。”
程子华也认为这个回合没有打好，思想因素是一个重要原因。不过他说得更为具体。他说：“这次‘扫荡’中，我们无论在物质上或人员上的损失，远比历次反‘扫荡’为大。原因是：对敌人的这次‘扫荡’的严重性估计不足，把这次‘扫荡’与过去的‘扫荡’作同样的认识，在思想上、组织上、工作上准备不充分……”
吕正操在回顾这一段历史时，也指出“对敌人这次‘扫荡’的长期性估计不足是严重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