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鬼子进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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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章

书籍名:《鬼子进村》    作者:丁晓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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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来饥肠辘辘,一闻那味道,胃里往上翻,怎么也不想吃了。可是不吃又饿呀,我们硬着头皮往下吃,吃到嘴里又苦又涩,难以下咽,肚子当然很难吃得饱,经常是半饥饿状态。

            到了1941年、1942年,路西缺粮的情况更趋严重。连黑豆这样的“食粮”都不能保证,要吃树皮、树叶了。聂荣臻回忆说:一九四二年春天,青黄不接,群众和部队都发生了粮荒。入春后,杨树、榆树长出了嫩叶,老百姓就把树叶当成了主要的食粮。我们部队有的伙食单位请示能不能采集树叶,我曾要求军区政治部为此发了训令,部队所有伙食单位都不能在村庄附近采摘杨树叶、榆树叶,要把它留给群众吃。

            冀中、冀中(4)

            据说,当时路西部队内部规定,司务长贪污5斤小米就枪毙。

            粮食,粮食,没有粮食,百姓无法生存,部队无法打仗。人们常说,老百姓和八路军是鱼水关系,没有粮食,水就枯了,鱼也死了。

            日本人不用“扫荡”,不用“三光”,岂不一样可以达到他们摧毁抗日根据地的目的?粮食,粮食,党的北方局领导及八路军的将帅们心中不能不常常挂念着这两个字,嘴上不能不常常念叨着这两个字。党的北方局书记杨尚昆说:“抗战时期,如果能很好将粮食问题解决了,就等于解决了全部问题的三分之二。”八路军副总司令彭德怀则说:“今天,谁有了粮食,谁就会胜利。”

            冀中根据地和路西山区根据地是唇齿相依、血肉相连的关系。正如聂荣臻所指出的:“山地是后方,平原是粮仓。平原上的斗争不好坚持的时候,部队可以撤到山岳地区休整;山地需要粮食和布匹的供应,平原地区给予大力支援。”如今,山区遇到了困难,冀中,就好比家庭里经济宽裕些的成员,予以支援是义不容辞的。

            从1940年7月到1941年4月,冀中往路西运去粮食1900万斤。

            说冀中宽裕,也是相对而言。冀中虽是产粮区,但1939年刚闹了一场百年不遇的特大水灾。为了解洪水造成的损失,冀中领导机关组成4个工作团赴各地进行了摸底调查。据各团报告,冀中全区约“百分之六十以上的群众缺半年以上口粮”,“粮价开始上涨”,“有的地区已出现十四五岁女孩子出嫁的现象”,“小孩、老人要饭的事”,“杀牛宰驴的现象”均已发生。总之,在大水盈门的情况下,群众的悲观情绪是相当严重的。冀中区党委和军区的负责同志吕正操、程子华、黄敬等人详细听取了各工作团的汇报,心情都非常沉重。黄敬和吕正操本来都是非常豁达,平日有说有笑的人,听了汇报,他们有如千钧重担压在肩上。再也笑不出来了。

            1939年9月,洪水才逐渐退去。洪水过后,地里上了一层好污泥,土地肥沃,对丰收有利。

            百姓们忙着秋耕秋播,部队也抽出人力、战马支援。到了冬天,各级政府又组织群众利用冬闲,搞副业,跑运输,“有纺织基础的地方,几乎男女老幼都投入了纺织行列,到处可以听到纺车与织布机的声响,”到了1940年春,冀中“旷野里遍是挖取野菜的男女老幼,荠菜,老瓜筋、马翼菜,以及无毒的各种野菜、树叶、地梨都拿来当饭吃。机关干部也随同群众去挖野菜充饥。”就这么吃糠咽菜地熬过了青黄不接的春荒,4月,又落了一场透雨,小麦长势喜人,6月,终于迎来了夏粮的大丰收。

            冀中军民刚从百年不遇的大灾中缓过一口气来,一听说路西缺粮,立即就拿出了1900万斤粮食。约占当年冀中征收公粮总数的五分之一。这1900万斤粮食,在当时意味着什么呢?1943年春,彭德怀把精于理财的八路军后

            勤部长杨立三找来,研究粮食问题。杨立三汇报说,机关和部队垦荒生产成绩很乐观,预计可以生产540余万斤粮,约摸能给农民每人减轻3公斤粮的负担。彭德怀听了很高兴,说:“看起来数字不大,但太行区的贫农常年吃盒子饭,粮菜掺半,还有柿子、土豆等杂食。

            据我计算,每人每天粮食消耗量不过六两。3公斤粮就够一人维持10天,也不是一件小事。”

            3公斤粮,也即6市斤,就可以维持一个农民10天的生命。那么,18斤粮,即可维持一个农民1个月的生命。1900万斤粮,足可以维持100万人10个月的生命。而当时整个北岳区(晋东北与冀西)的人口,不过二百六七十万。

            这批粮食,在当年能够挽救多少人的生命啊!粮食,就意味着生命;就意味着胜利。因而,聂荣臻在晋察冀军区的供给工作会议上一再强调,冀中的粮食要想尽一切办法,尽最大力量,克服一切困难,把它运过来。

            的确,就是在和平年代,要把这么多的粮食一斤、一斤地集中起来,再平安无损地从平原运往山区,也不是件简单事,何况在那个年代。首先,要把粮食从冀中几千个村庄汇集起来,就要通过许许多多敌人封锁的公路、河流。然后,又要把集中起来的粮食运往山区,更是要经过日伪重兵把守,严密封锁的平汉铁路。

            平汉铁路,正好把冀中和冀西隔开。当年,平汉铁路以东,叫“路东”;平汉铁路以西,叫“路西”。过平汉线,叫“过路”。过路这出戏可不是那么好唱的。日本人把平汉铁路看成自己的大动脉,在铁路两侧,挖有两丈深、两丈宽的“护路沟”,每隔两里地左右就设有岗楼,装甲车不断地在铁路上来回巡逻。此外,还强迫百姓沿路轮班打更(或许大家还记得电影《平原游击队》里老乡敲着梆子,喊着“平安无事啰”的情景)。如今,这么多粮食要过路,这出戏可怎么唱?

            百姓为八路军送军粮(1)

            运粮这出戏:“武唱”与“文唱”

            当年,这出戏主要有两种唱法:一是“武唱”,一是“文唱”。

            所谓“武唱”,就是部队用武力掩护运粮队伍过路。当年冀中军区曾动用了4个主力团以及大量地方武装来承担这项任务。“武唱”的场面是很壮观的。原晋深极县后马里村几位参加过运粮的老人对此留下了生动、具体的回忆:1941年的开春,区里下来指示,叫各村挑选身强力壮的青年小伙再次向铁路西背送公粮。那时,我们都是二十二三岁的小伙子,觉着有使不完的劲,所以二次运粮任务下来,我们又被选上了。这次自动报名的是四十多人,经过选拔和动员,把个儿矮的、年岁小的、瘦弱的都减了下来,最后共选了二十六七名粗腿大膀的小伙子,由村武委会主任李文法带队。走之前,人们在“青年救亡室”集合(原是财主孙老振家的客厅屋),检查了人们应带的东西——口袋一条、绳索一条、针线包一个、饭碗一个。在检查时,发现有的人不带口袋而带一条新粗布单裤。原来参加过运粮的人,发现口袋不如裤子装粮背起来得劲——扎紧两个裤管,装上小米,绑好裤腰口成个“人”字形,往脖子上一套,走起路来又稳当又省劲。参加背粮的人,以区为单位集合后便向定南县的存粮处出发。定南县的东里村(据说也有在邢邑装粮的)一带村庄囤积着大批准备运往铁道西的公粮——小米。沿途都是抗日根据地,天不黑就赶到了目的地。后马里村的宿营地就在东里村,早有人给号妥了房子。听说东里村周围一带的村庄都住满了。背粮的人吃了晚饭就是睡觉;第二天白天,除了吃饭还是睡觉。这是叫人们养足精神准备夜行军。据说这次运粮,不单是晋深极县一个县,定南、新乐等县的一些村庄也组织人参加了,估计是专署组织的统一行动。

            背粮的人,以村为单位去粮库装小米,每三个人分装一口袋——每人四十斤。并说明,背到路西,三个人的粮灌满一口袋就算如数完成任务——不过秤(嫌耽误时间)。

            太阳平西,运粮大军出发了,成五路纵队朝正西偏北方向前进。回头一望,约有两万人,也真好看,每个人的肩头上都鼓起一个又粗又圆的家伙——有偏在一个肩头上的,有两耷头套在脖子上的,也有两耷头偏在一个肩上前后搭拉着的。“人”字形的裤子粮袋套在脖子上,活像背着一个孩子,格外引人逗乐和羡慕。队伍浩浩荡荡,俨然一股铁流。才开始走,小伙子们根本没把这“四十斤”放在心上,如同背了半袋糠,一路上撒欢打逗。有的人逗着别人一阵一阵地跑——他先是故意磨蹭着走,挡着后边的人不能走快,当他和前面的人拉开一段距离时,便突然跑步赶上去。这一来,后边被挡住的人流也非跑不能跟上距离,越后头拉开的距离就越大,跑的时间就越长,真使人哭笑不得。

            常说“远道无轻担”,几个钟头过后,觉得身上汗津津的,很少有人再撒欢,人们呼哧呼哧地喘着粗气,急促地走着。两万来人行进的脚步声,像刮大风,像不断音的闷雷——“呜呜呜”、“嗡嗡嗡”地连续不断。在夜间,这股声响能传出十几里外。人们肩上负着重,没法使脚步声减低,慢不得,脚抬得高,步迈得大,落音格外沉重,真是万马平川,纵情驰骋,大地轰鸣。

            掐着时间计算,必须在天黑时赶到铁路附近,待机猛冲过铁路。路西的目的地——大户村,距铁路还有几十里。完成任务后,还得趁夜跨过铁路返回宿营地——东里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