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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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位西于工，正是组织杀死屠难的原酉讴君吁宋的后裔，在西欧族越人中有着崇高的声望及广泛的影响。赵佗把他封为王，明显地是以安抚之策让其自治，并通过不断的经济援助，增强西哑地区的向心力，以加强对西瓯地区的控制。
在经济方面，赵佗从实际情况出发，着手改变落后的农业生产状态。他积极地把中原地区先进的农业技术引进越族地区，并教民耕种，大力传授使用铁器和耕牛技术，以提高农业生产水平。岭南越族人民逐步改变过去火耕水褥的粗放耕作方法，使越族地区农业生产发生了划时代的变化。那些百越土著对新建立的夯土城堡，堂皇的王宫、官舍，以及威武齐整的族旗、仪仗等物，虽然感到新奇，但不甚喜欢。而对于官员们所佩带的青铜剑、铁剑，士卒们使用的铜戈、铜箭链等，都非常羡慕。他们用惊奇的眼光，注视着戍卒及工役们使用铁斧、铁凿砍木造船，用铁锄、铁锹翻田掘地;注视着工役们驾着牛车、马车输送重物，驶着有帆的船舶在江河上疾驰··一所有这些，在只有木招、石斧、竹箭等武器和工具的土著居民们看来，简直是不可思议的东西。于是，为了换取一把铜匕首或一件铜戈头，一柄铁斧或一具铁锹，越人不惜拿出大量的谷米、山货、翠鸟、孔雀，甚至用难得的象牙、犀角等来交换。鉴于这种情况，赵佗及其谋臣们便在各郡县、市镇设立“市官”，由官府直接与当地的土著居民进行商品交换，而把交换所得的象牙、犀角、翡翠、珠巩、香药等中原地区珍贵的宝货，成批地运到北边的关市去和汉帝国南来的商人贸易，并向他们购买了大批的牛、马、铜铁工具和器皿，然后又用这些货物与土著居民交换，由此形成了一个循环往复、连续不绝的商品交易渠道。本来在一百越族人中间，早已出现了物物交换的贸易行为，但这只是在洞与洞之间，或在附近几个洞之间进行，因此彼此拿出去交换的物品，无论在品种或价值上，都是微不足道的。而有些东西，例如珍珠、紫贝、玳瑁等海产珍品，常常要通过多次交换，才辗转流到岭北的商人手里。现在由南越国官家统一经营，不仅大大扩展了岭南地区与中原的贸易往来，而且也丰富了岭南地区市场的物品交换，百越族人很快便获得了他们所喜爱的铜铁武器和工具，而这些新的工具大大提高了他们的生产力水平。南越王国政府在这项贸易中获得了丰厚的利润，即使不向土著居民征收租赋也不愁财政匾乏;同时又通过这项措施，使一些土著居民感到大有收益，从而拥戴王国政府及赵伦本人，甚至有些邻近郡县的“化外之民”也撤销了他们山洞的樊篱。
赵佗不仅重视发展生产，而且也很重视发展文化教育事业。他推行所谓以诗书而化国俗，以仁义而团结人心的措施，让越人读书认字，学习礼仪，灌输封建伦理道德，提高他们的文化知识，使越人“渐见礼化”。两广地区的少数民族很早就使用了汉文，这对越族文化的发展和越汉间的文化交流，有着积极的意义。
在赵佗积极提倡学习文化、发展教育，以及中原先进文化的有力促进下，岭南地区的文化艺术得以迅速发展起来。考古发掘表明，岭南地区出土的陶器，其色彩和造型，具有相当高超的水准，其铜器、漆器、玉器、银器等，不但产量大，而且工艺精细，造型美观，富有浓郁的民族特色，其中尤以漆器为突出。如广西贵县汉墓出土的大批打有“布山”戳记(“布山”古地名，今贵县地区)的漆器，说明秦汉时期这里生产的漆器，艺术水平甚高，盒的内外都有漆彩画，其画有奔马、手持武器的战士和各种花鸟等，形象生动，富有真实感，可与同时期中国其他地区生产的漆器相媲美。出土文物中还有秦汉时期越族人民的住房模型，即“栅居式”的陶屋和“黄釉阁楼”。它设计新颖，名曰“干栏式”建筑，这种建筑风格，岭南一些少数民族至今还保持并沿用着。
正因为赵佗对南越国采取了较为合理、现实的民族政策，也就比较成功地处理了民族关系，收到了较好的效果。他不仅“和辑百越”，使得岭南“粤人相攻击之俗益止”，同时也使“中县人以故不耗减”。在赵佗的有效治理下，南越国内民族关系和睦，汉越人民友好相处。这种和睦的民族关系为增强南越国的整体实力打下了基础，创造了条件。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看，赵佗的绝秦关道及称王建国，对于中原与岭南都是有益的。就当时的中原而言，加速厂秦朝统治的瓦解，对岭南而言，则不仅保证了汉越人民过上和平、安定的生活，而.且保证了汉越人民经济的持续发展。赵佗的划岭而治是有一定的进步作用的。
出使南越
南越王国在中原战火纷飞的大动乱中建立起来了，而作为继秦之后新建立的西汉王朝，在刚刚稳住了中原霸主地位之后，对这个偏处东南一隅的独立王国，既不予承认，又无可奈何。因为当时的西汉王朝，其内外形势相当严峻。就国内来说，呈现出一种凋敝、窘迫的景象，人口锐减，经济凋敝。经过秦朝内征外伐及秦末战争的消耗，汉初的人口较之秦时有大幅减少。据史料载:秦朝两千万人口的主要消耗有:“北筑长城四十余万，南戍五岭五十余万，阿房骊山七十余万。十余年间百姓死没，相踵于路。陈、项又肆其余烈，故新安之坑二十余万。彭城之战，唯水不流，至汉祖定天下，民之死伤，亦数百万。是以平城之卒，不过三十万，东方之六国，五损其二。”当刘邦灭项羽后，大封群臣，陈平得封曲逆〔今河北定县)，后来刘邦过曲逆，看见曲逆的人口甚众，不由连声赞叹，认为曲逆是个“壮哉”之县，于天下惟洛阳可与比也t秦时曲逆有户三万，至汉初仅存五千，这么一点人口居然能获得刘邦的称赞，可见，汉初人口的锐减已到了何种程度。
人口锐减带来的直接影响是经济凋敝。从当时的社会经济状况来看，经过秦末农民起义，特别是长达4年之久的楚汉战争，给整个社会经济造成了严重破坏。人口锐减，土地大量荒芜使很多农民成了脱离政府控制的流民，而且粮谷缺乏，谷价腾贵，战乱最激烈的荣阳和关中一带，饥荒严重，每石米高达一万钱。。史学家班固概括当时的经济形势是:“白天子不能具醇驯而将相或乘牛车，齐民无藏盖。”在长达4年多的楚汉战争期间，刘邦忙于逐鹿中原，未对匈奴进行抗击，而匈奴此时在冒顿单于的统治下，势力鼎盛如日中天，“控弦之上三十余万”，对汉朝的北部边境地区，乃至帝都所在的关中地区都造成了极大的威胁。楚汉战争后，刘邦将注意力开始转向匈奴，并在国穷民困、准备不足的情况下，于公元前2的年，仓促率领20万大军往征匈奴，结果被敌军围于平城白登山，七天七夜后用陈平之计方才解围。这次出征，使刘邦认识到了汉初国力的真正水平，之后他果敢采用娄敬的“和亲”之策，对匈奴采取了守势，不敢轻言攻战。
刘邦在楚汉之争中，为了合力击败项羽，先后分封了七个诸侯王，史称“异姓诸侯王”。他们是:楚王韩信、梁王彭越、淮南王英布、韩王信、赵王张敖、燕王减茶、长沙王吴茵。这些异姓王的封国跨州兼郡，占据了战国后期东方六国的大部分疆域。他们手握重兵，各制一方，对中央权力的稳定与巩固形成了很大威胁。公元前沁2年，燕王减茶反;公元前1 }}年，赵相国陈稀反，勾结匈奴，自立为代王;公元前196年，彭越反。各诸侯王不断的反叛，使刘邦不得不把主要精力放在对付、镇压国内各地的叛乱上，根本没有余力顾及五岭以外的南越国。而这时的赵佗建立南越国及经营岭南，已有一段时间，也具有了一定的实力，这又迫使刘邦不得不慎重考虑对南越国这个棘手的关系问题。
对于这个问题，刘邦是如何看待和处理的呢?
史载，汉高祖五年(公元前202年)二月，在南越国赵佗统一南越两年之时，刘邦传下诏书:“以长沙、豫章、象郡、桂林、南海之五郡立番君吴苗为长沙王”这份诏书表明:一是刘邦不承认赵佗的南越国，他要像秦始皇一样，把岭南百越统一到他的江山社稷之中。二是由于自己无暇、无力顾及南越国，便利用封侯的方式，即通过侯王的势力进行控制，依靠长沙王昊苗吞并岭南的南越国。
汉高祖六年(公元前2}1年)只月，刘邦又传诏，封齐信侯摇毋余为海阳侯，食一千八百户。海阳之地，属赵佗的南越国所辖的县地，自然这也是虚封。当时，齐信侯摇毋余握有重兵，本人又勇猛善战，自小熟读《太公兵书》，自谓刘邦属下文韬武略的全才。汉高祖刘邦的用意是故意给赵佗树立第二个敌人。让他的这个齐信侯率兵攻打南越国，进而把南越的疆土划归汉室所有。
刘邦的这个主意想的可谓不错，但现实情况就没有他想的那样美妙了。就当时的形势而言，赵佗立国后，占据了得天独厚的岭南之地，生产逐步发展，百姓的日子也慢慢好起来，军事方面已有带甲兵百万之众，天时、地利、人和都对赵佗有利。仅凭长沙王吴筒和齐信侯摇毋余，又怎么敢向南越国诉诸武力呢?对汉高祖刘邦的虚封，初时长沙王吴筒和齐信侯摇毋余受宠若惊，但随着时间的推移，齐信侯先悟出了其中之意，汉高祖想借他的手去夺取海阳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