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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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年之间，海内平定。”这场战争从汉元年(公元前入兀年)开始，至汉五年(公元前202年)以刘邦消灭项羽而告结束。所谓“中国初定”应是刘邦对项羽的斗争已取得决定性的胜利，而项羽尚未被完全打垮之时。那么这五年中，哪一年才算汉王平中国初定之年，亦即赵佗称南越王之年呢?
据《史记》、《汉书》记载，楚汉战争经历了一个颇为曲折的过程。头两年(公元前206年、公元前么万年)刘邦所处的境况并不理想。当时，项羽凭借兵力上的优势，一再挫败刘邦。汉二年四月，彭城(今江苏徐州)一战，汉军大败，刘太公、吕后竟被项羽俘获，留为人质。汉王之败彭城，诸侯皆复与楚而背汉。一些原来归汉的诸侯王纷纷投降项羽，刘邦率残部狼狈逃到荣阳(今河南荣阳市西南)，形势对刘邦很不利。这两年对汉来说，当然不是“中国初定”之年。
楚汉战争在汉三年(公元前2以年)应为双方相持之局。当时，刘邦依靠萧何着力经营的关中，征集兵员、粮草补充前线，与楚军相拒于荣阳一带。刘邦为了扭转楚强汉弱的形势，在政治上争取与项羽有矛盾的英布，重用有军事才能的彭越、韩信等，团结内部力量;在军事上制定了一个正面坚持、敌后扰乱、侧翼牵制的对敌作战方针，并用计离问项羽集团。但是，这一年，楚在军事上对汉仍然占有暂时的优势。项羽调动大军加紧对汉军发动攻势，并两次攻占了荣阳、成皋，使刘邦一再受挫。刘邦为了减轻正面战场的压力，出兵宛、叶(今河南南阳、叶县南)间，引诱楚军南下;派彭越攻占雕阳，汉政权在这一年尚处于胜负未卜之中，仍不能说是“初定”之年。
汉四年〔公元前203年)，战争形势发生了有利于汉的决定性转变。十月，汉军趁项羽主力东调、回击彭越之机，对楚发起反攻，一举夺回了成皋。这时，汉大将韩信已经破魏、赵，攻下三齐，占领了楚以北广大地区;“彭越将兵居梁地，往来苦楚兵，绝其粮食”。至此，汉军完成了对楚的战略包围，并发起全面反击的攻势，大大削弱了项羽的力量。项羽腹背受敌，损失惨重，陷于进退两难，一筹莫展的境地，败局难以挽回。对于刘邦来说，只有到了这一年，才称得上是“中国初定”之年。由此可以推断这一年是赵佗自立为南越王之年。因为赵佗在秦已破灭之后，“击并桂林、象郡”，必然要进行一系列军事、政治活动，只是这个过程史籍未留下多少记载而已。
根据史学家吕名中先生的研究认为，赵佗正式称王不会早在刘邦人咸阳或楚汉战争开始时。汉十一年(公元前t%年)陆贾奉命首次使南越，赵佗起初高傲不恭，陆贾批评赵佗“乃欲以新造未集之越，屈强如此”。如果赵佗早在刘邦人咸阳之年就已称王，陆贾就不应称南越王国为“新造未集之越”。
《史记·南越尉佗列传》说，元鼎六年(公元前lli年)冬，汉武帝派数路大军平定了南越王国的反叛。“自尉佗初王，后五世九十三岁，而国亡焉。”南越自赵佗称王到公元前}1}年被平定，共九十三年，这个年数《汉书》所记亦同。从公元前}1}年反推九十三年，恰是公元前203年，也就是汉军对楚发起反攻，并完成了对楚军战略包围的那一年。
清人梁玉绳《史记志疑》卷三十四，在论及《南越列传》问题中指出:赵佗“二世元年行南海尉事，高帝四年称王”。这个论断应当是合理而可信的。可见赵佗正式称王于汉高帝四年，即公元前加3年，当确凿无误。
从史料记载看，赵佗建立的南越国疆域，基本上与秦在岭南所设三郡的辖区相当。在南越国疆域的东西南北四向边界中，除东界濒南海外，其余皆为陆地。具体的位置是，向东与闽越相接，抵今福建西部的安定、平和、漳浦;向北主要以五岭为界，与长沙国相接;向西到达今之广西百色、德保、巴马、东兰、河池、环江一带，与夜郎、句盯等国相比邻;其南则抵达越南北部，南濒南海。这个疆域基本上维持到南越国的灭亡。
赵佗称王后，考虑到一旦中原归于一统，朝廷很可能会派人前来征伐;同时也为了防备长沙国可能进行的突袭，遂再一次加强了边防力量，并在南越国北部边界地形险要之处再建关筑城，为南越国筑起了一条东西长达数千里的边防线，这条边防线东起今粤闽之交的蒲葵关，沿横浦关、阳山关、乐昌赵佗城，连一州关防，历桂岭而到广西的严关、秦城，其中关城互为绮角，又与岭南内侧第二条防线交相呼应，成为南越一条较为严密的军事防线，基本上具备了与中原军队抗衡的边防武装力量。
划岭而治
当岭南的边防得以巩固，赵佗建南越国并称王后，即着手治理这个王国。
但是，当他环顾自己的这个王国时，却未免有些心灰意冷。偌大的国土上，只有几条大河流的河畔，才各建有几座郡、县城。虽然尾随大军之后陆续来了几批商贾、滴吏、赘婿、罪徒及妇女等，但编人册籍的百姓跟中原每一个割据势力相比，还是少得可怜，而他的王国就要依靠这些臣民做支柱。中央政府的庞大机构，众多的后宫妃殡、内官、侍从人员，郡县的官吏，保卫边境的武将吏卒等，都由这些百姓创造的财富予以支撑。就连筑城修路、造船建屋、耕田纳赋、制作器物等，也还是由这些百姓负担。当然，在他的王国里，还有三两倍这个数目的土著},骆族人民。可是，这些化外之民，都各自匿居在他们那些几乎与世隔绝的山洞里，靠渔猎为生，平时除了为一点小事相互攻打外，王国的盛衰与他们毫不相关。
面对此情，赵佗并没有气馁，他从春秋、战国时代列国的兴亡中悟出了事在人为的道理。乘着刘、项相争.无暇南顾的机会，尽力设法来建设自己的王国。一方面，他借鉴秦朝治理国家的得失，组织起一个中央集权、郡县分治的王国政府，但不仿效秦朝那样刻薄寡恩、滥施刑罚，而是有效地保护中原移民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传统，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另一方面，赵佗采取了人境随俗，遵从越人风俗习惯等措施，加强了民族融合与团结。
岭南越族各部在历史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文化体系与风俗习惯:在饮食上，喜食蛇蚌;服饰上，断发文身;居行上，干栏建筑，水处舟行;宗教上，巫祝盛行，使用鸡卜等。这些风俗习惯，都源于一个民族共同的心理积淀，如果轻蔑地加以否定，无疑会伤害广大越族人民的民族感情，其结果只能是加深汉越之间的民族隔阂，不利于统治;而加以尊重，则会有助于汉越人民的相互了解与和睦相处。因此，赵佗对于越俗采取的态度是:良则从之，恶则禁之。
在服饰上，赵佗抛弃了孔孟之说，不用中原的“冠带之制”，而与越族“同其风俗”。当他在十几年之后，首次接见刘邦派来的使臣陆贾时，就从越俗，与中原的束发戴冠大相径庭，俨然以真正的蛮夷大长自居。在他的带领下，其他“居蛮中久”的中原汉族官吏也纷纷接受了越族的风俗习惯。
当然，对越人之俗，赵佗也不是完全遵从的，他曾明令禁止一些恶习。如越人好相攻击，这一点除了岭南越人各族发展程度不一样的缘故外，还代表着原始社会末期部族战争的残存形式。赵佗若遵从这个相互攻斗的恶习或对这个恶习视而不见，则南越必无宁日，并会妨碍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发展。所以，赵佗下令禁止。经过多方努力，越人相互攻击、好勇斗狠的恶习渐渐得以改正，从而促进了岭南越族各支系之间的和睦共处，加速了岭南社会的经济发展。
与此同时，赵佗为促进民族融合，大力提倡汉越通婚。自古以来，两个民族通过联姻而消除隔阂、建立和睦关系，是一条重要的历史经验、这些历史经验无不给赵佗以教益和启示。
他不仅大力提倡汉人与越族通婚，并身体力行，作出表率。如南越国垂相吕嘉家族中“男尽尚王女，女尽嫁王子弟宗室”，使赵氏与吕氏两大家族的关系盘根错节，利益趋于一致。再如南越所封的苍梧秦王赵光就与吕氏家族联姻，第二代南越王的一位夫人赵蓝也可能是越女，第三代南越王婴齐也娶有越女为妻，并生有子赵建德。
在赵氏统治集团的带动、鼓励下，中下级官吏兵卒及其他中原汉人与越族的通婚已相当普遍。尤其是数十万秦兵，他们除了极小部分与中原来的一万五千名女子组成家庭外，大部分秦兵士卒都与驻地的越族通婚。
除此之外，赵佗还采取了因地制宜、让部分越人自治的方针政策。岭南为百越聚居之地，越族支系众多，各部越人的社会经济发展极不平衡。因此，这些支系、部族不同的越族，其势力也参差不齐。针对这些不同情况，赵佗采取了一些比较灵活、变通的统治政策，如赵佗在兼并象郡后，针对象郡一带的历史和现实情况，实行了由越人自治的办法;交趾一带，越族的部落势力十分强大，并且原部族的社会经济发展程度也比较高，已形成了比较严密的部落组织，面对此情，赵佗仅派二使者前往“典主”，同时又在交趾地区分封了一位“西于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