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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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尔特林发现，在民主德国，人们与教会和教区的关系要密切得多，因此与信仰之间的关系可能也要密切得多，出身犹太人和马克思主义者的民主德国作家Ｓ。海姆证实了这一点.海姆令人信服地指出：教会在第三帝国的最后阶段仍然不失为“市民意识形态的臂膀”。
虽然如此，对他来说，今日民主德国的教会已成了官方意识形态的对立面. 对海姆来说，社会主义的顽固派代表右翼反动势力，新教教会中年轻的牧师反倒是更优秀的马克思主义者.海姆作为马克思主义者的犹太人在社会主义国家里，只能在基督教教堂里公开露面，这说明了民主德国教会的特殊性.
与耶稣对质
主题纷呈，观点多样，教会有两面性，基督耶稣也有两面性吗？通常，批判性作家在谈到耶稣时，都从莱辛对基督教和基督的宗教的区分或克尔恺郭尔对基督性和基督教的区分出发. 本书的谈话表明，绝非人人如此. 譬如，在Ｍ. 瓦尔泽的长篇小说或短论中，引人注目的是：尽管“上帝”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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瓦尔泽散文的一再话题，但很少触及耶稣形象，他甚至持一种强硬的拒绝态度. 这样一来，瓦尔泽的嘲讽和偏激也就可以理解了.施努雷与此相似. 显而易见，在《逆光摄影师》中对耶稣的理解是出于犹太人的观点. 施努雷那首以鱼作为象征的关于基督的诗给人留下深刻印象. 令人惊异的是，这首诗对耶稣形象的相对化和以“正统”犹太人的观点来反对基督教徒的基督形象.穆施格的基督形象也有两面性. 一方面，对他来说基督是“反教会、反制度的人性存在”
，绝对不能缺少；另一方面，他又将基督教和基督与佛教和佛陀对比.话虽如此，谈话中表达的见解却并非最后的判断，而且也不愿意如此；对耶稣的探讨尚未结束，正因为如此，这对神学富有挑战性. 正如Ｓ.海姆所说，耶稣是“一个充满矛盾的人物”。海姆在长篇小说《阿赫斯维》中所描绘的耶稣令人印象深刻. 耶稣之所以有矛盾，是因为“他也是一个上帝”
，更何况——海姆这样说道：“诸神也有矛盾……耶稣是一个很值得人们同情的人. 这是一句令人感兴趣的话，它让人们注意到耶稣的布道与教会实践、诉求与实际、梦幻与实在之间的根本差别.其他作家也注意到这了一方面.Ｐ。黑尔特林以为，耶稣在登山宝训中为他提出了”一个人类共同生活的典范“。
这一伟大的乌托邦是独生气勃特的，而且它也不仅是单纯的乌托邦，它还包含着托付.人们还未听到Ｐ. 黑尔特林过去说过这样的话. 我们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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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是从Ｉ。德赖维茨对普罗米修斯和耶稣这一对形象的具体说明才得悉，她对现代性的批判性诊断.这里出现了双重性：对当代作家而言，拿撒勒的耶稣既是针对社会行为，也是针对他们自身实践的批判性主导形象.他们提出了自我要求，并以耶稣为尺度！
Ｋ. 施图克说，耶稣“同造反者、异教徒、教外者站在一起”
，而且正是作为这样的人，他具有拯救人的力量（在Ｋ. 施图克那里，对“作为拯救者的基督”[奇+书+网]
的文学描绘出人意外）。
与耶稣对质变得更具有私人的性质，更触动人，不再是保持距离的比较或者讽谕性的叙事.Ｗ. 简斯是一个例证.他向自己提出在实践上应尽的义务，并促使他去具体表达自己的政见.毫无疑问，这是通过基督透视自己内心，是将基督教传统变成自己个人的重读，并激发了对耶稣基督的深入理解和“来自外部”的热情批判.Ｗ. 简斯和Ｈ.伯尔对文学美学问题的反省清楚地说明，在文学中要恰如其份地接近耶稣形象并不容易. 他们两人一再试图采用文学手法来恰切表达耶稣基督其人其事.Ｈ. 伯尔主要是在《一声不吭》和《《小丑之见》中，而Ｗ. 简斯则是在《犹大案件》中做了这样的尝试.伯尔以“成人”来描述耶稣形象和上帝形象，并把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白痴》视为从文学的角度研究基督形象的顶峰.Ｋ. 马尔蒂、Ｌ. 林泽尔、Ｈ. 伯尔Ｋ. 施图克是风格各异的作家，令人惊异的是，在靠近耶稣这一点上却相当一致.他们都受容格精神分析学影响，把基督解释为男性和女性、男性灵魂和女性灵魂的综合. 由此提出勇敢的神学结论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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牧师Ｋ. 马尔蒂.在特殊历史条件下，耶稣只会是一个男子，但他是不就不如此被判定了呢？如果从神学上讲这必须成为“最后的判词”
，那么，对弥赛亚的期望也得作相应的改动吗？
马尔蒂对此进行的反省还可以在他的随笔《温情与痛苦》中找到.
回到上帝问题
所有这些都无法与上帝问题分开. 本书呈现出丰富多彩的对上帝问题的反省. 可以夸张地说，上帝问题令人惊异地回到当代文学. 这些见解中重要的东西是什么呢？
在Ｍ. 瓦尔泽的作品中显而易见的是：批判地探讨上帝问题像红线贯穿始终，在毕希纳文学受奖答辞中达到顶峰.他尖锐而深刻地提出了“缺少”上帝的问题. 不清楚的是；第一，瓦尔泽如何因语言并不具有否定的力量而理所当然地拒绝（尤其是来自马克思主义的）无神论：第二，他自己多年来一直从事于他称之为“上帝方案”的工作，即“对于存在‘上帝’一词的种种体会”究竟是什么；第三，继海涅与克尔恺郭尔之后，在瓦尔泽这里，上帝在多大程度上变成了语言问题；第四，瓦尔泽如何极力把自己文学作品中关于“上帝”的言论当作试金石，以检验对此引起的反应；第五，在谈论“上帝”的方式上，文学和宗教如何结成了亲密关系.Ｗ. 施努雷对宗教的研究在《逆光摄影师》达到了一个新的规模. 还不清楚的问题是：第一，在他笔下，犹太教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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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神学反省的“兴趣”起的作用有多大；第二，为何说宗教批判更多与公开性有关，而不是与“敌视宗教的眼罩”有关；第三，他战后时期的宗教批判作品（如诗集《囚犯的秘密通信》）和他的当代作品之间的转折有多大；第四，他从无法克服的死亡问题和易逝性问题出发，一再想到上帝问题：作家和神学家在共同反抗“主要敌人”——易逝性. 那么，他如何坚定地肯定此岸，占有生活，却又拒绝形而上学的“彼岸”
，拒绝“对宗教的好奇”
，而提倡自己担当的伦理，拒绝寻找“上帝的踪跡”。把死亡称作“自己的首要主题”
，就必须敞开彻底的抉择，而不是封闭！这个坚定的无神论者通过自我批判会变成“所谓的”无神论者.Ｗ. 简斯在《犹大案件》或他论及耶稣的《演讲集》中也在努力探究上帝的可表达性；Ｈ. 伯尔在小说中不断插进上帝问题和基督问题；Ｓ。海姆在《阿赫斯维》中清醒、热情地重新提出那些重大的形而上学问题；Ｅ. 德赖维茨在许多关于圣经的剧本和抒情文中不断讨论神正义的问题. 但是人们不能看到他们有多大程度上把自己的内心震动、具体的生活经历注入这种探讨.本书中的坦诚显示了这一方面.Ｗ. 简斯关于“不能放弃谈论耶稣基督的上帝”那句话后面，以莱辛引文为面具，透露了个人的震动：“我无法设想会有别的宗教或世界观. 用莱辛的话来说，这种世界观就是：‘我可以在我死亡的时刻发抖，但对死亡的时刻我却并不害怕.’”关于自己个人为什么相信上帝，Ｈ. 伯尔用既冷静、又感人的口吻回答道：那是一种感觉、是梦幻，或者说是渴求. 人们尽管很幸福，但他们“在这个世界上仍然有一种陌生之感.”这里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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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到的绝非纯粹的感情.在这次谈话之前，Ｉ。德赖维茨还从未如此清楚地表态反对无神论并表明自己信奉上帝的态度. 她的谈话表明，当代作家的个人生活经历与作品故事之间的差别有多大. 这就是说：作家本人比他们的文学形象更虔诚. 按她的说法，文学只能在一种分裂状中去展现人，没有清醒意识到联结点在哪里，人们赖以生活的准则在哪里. 虽然如此，这种准则仍是存在的. 她在长篇小说中（从《十月之光》、《昨日即今日》、《谁为Ｋ. 兰贝特辩护？
》，到《易北河上的冰》）始终以这种“分裂状”为主题：不少人虽然按某种（伦理学）准则生活，却又没有自觉地肯定它.Ｓ。海姆在《大卫王传》中就已经对上帝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 在《阿赫斯维》中，《圣经》中上帝创造万物这一教义的基本问题成了他的素材.不大清楚的是：在文学素材后面，还在多大程度上隐藏着一些纯属个人的问题.对海姆而言，在追问上帝问题，就是追问起源，对整体从何而来，对“理性”或“偶然”提出质询. 应该注意到，海姆自己并不与他在文学模式中作出回答的这个问题认同.当代文学的另外两个特性是：回到上帝问题带有神秘主义和神话的上帝经验. 神秘主义对Ｈ. 伯尔意味着，耿于自我的经验，返回自己内在的经验，对奥秘保持沉默的经验，这些经验都与他的上帝经验相关. 但是，人们可以看到在这些经验中的含糊性，尽管他以“已成人”来描述上帝. 伯尔一类的神秘论者是否“同无都有一种奇特的关系”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