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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与死的对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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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章

书籍名:《生与死的对抗》    作者:[美]诺尔曼·布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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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由实际上的无能和幻想中的万能所产生的冲突,也是普遍的人类历史的基本主题。在这两种冲突——个人经历中的冲突和人类历史中的冲突——中,关键的东西是爱的意义。

        以其对精神事物的肉体起源的直率执着,弗洛伊德的出发点不是爱而是性。但一个人若要讨论他称之为儿童性生活的问题并坚持认为吸大拇指也具有性欲意义,他就必须对所说的性欲下一特殊定义。事实上,弗洛伊德对性本能下的定义表明,他所说的性欲是某种非常普遍一般的东西。它实际上是人据以追求快乐的能量或欲望,只是在进一步特异化之后,对快乐的追求才成为人体某个器官的愉快活动。弗洛伊德把产生这种快感(他称它具有性感性质)的能力归到身体表面的所有部位甚至归给内在器官。这种能产生快感的器官可以是生殖器,可以是嘴(如在吮吸拇指的活动中)

        ,也可以是眼(如因看见什么东西而兴奋)。

        [7]如果所说的这些就是性,那么肯定不会有多少人否认,婴儿确实也有性生活,人们甚至可能承认,这种意义上的性生活,乃是婴儿活动中的首要目标。婴儿天生地专注于自己,专注于自己的身体:他们生活在对自己的眷恋中。用弗洛伊德的术语来说,他们的心理取向(orienta-tion)是自恋取向。婴儿对生活的严峻(现实原则)全然无知,因此除快乐原则外,不知道还有别的指导原则,并因而把自己身体的愉快活动作为其唯一的目标。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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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童在童年期的确免除了生活中严峻的事情,在从自己身体的活动中获得快感方面,儿童的确远甚于成人。

        正因为如此,弗洛伊德的性欲定义中便包含着这样一种设想,即幼儿有比成人更丰富的性生活。

        即使我们承认儿童确实追求自己在身体方面的愉快活动,我们可能仍难以理解,为什么要把这种追求称之为性的追求。对这一问题的回答是:弗洛伊德试图为成人的性行为提供一种历史既往的发生学上的解释,因而才把成人的性行为追溯到其童年时期的起源。由于从根本上把个体心理理解为历史地进化着和被历史决定了的,弗洛伊德在总体构想上只能拒绝设想成人强烈的性欲是青春期从乌有之乡突然一下冒出来的。此外,梦与神经症症状所提供的证据,也不容怀疑地表明成人被压抑的性欲确有其童年时代的起源。这样一来,当说到寻求身体快感的幼儿模式时,也就相当于说,这种幼儿模式是后来发展为成人性行为的那种模式。弗洛伊德于是发现:这一假说不仅解释了性主题为什么在受压抑的无意识(在梦和神经症症状)中占有显著的地位,而且说明了成人的性变态是怎么回事,因而补足了一种圆满的性欲理论所缺少的基本东西。

        如果正常成人的性行为模式是从幼儿在人体所有部位的愉快活动中得到的欢快中生长出来的,那么,最初那种在从身体方面获得快感的远为广泛的能力,后来却在范围上变得狭窄了,它仅仅集中在一个特殊的器官(生殖器)上并且从属于一个不是从快乐原则而是从现实原则中获得的目标。这个目标就是生殖,在弗洛伊德的术语中,这就是生殖器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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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正常成人的性行为(用弗洛伊德的术语即生殖器结合)就成了幼儿性行为某一组成部分的“专制独裁”

        ,这种“专制独裁”

        压抑其他组成部分并使之从属于自己。

        [8](我们在后面会看到,生殖器结合不是由性本能建立起来,而是由死亡本能建立起来的。)

        然而正常成人的性行为模式,只有在被放逐的幼儿性行为模式继续与之相伴而存在于受压抑的无意识中并与之相互冲突的情况下才能存在。

        以正常成人的性行为标准来判断,遭到放逐和抛弃的那些幼儿性行为方式是变态的性行为方式。像正常成人的性行为一样,成人性变态也是经过很好组合的“专制独裁”

        ,它们也以过分夸大了的方式集中于人体众多具有性感潜力的区域中的一个区域,而这些区域在幼儿时期全都被积极主动地探索过。这种“专制独裁”以及正常性行为与变态性行为之间的密切联系,可以从以下事实得到说明:各种各样的性感活动,一旦被用来取代正常的性行为,就会被称之为性变态;而如果仅仅作为正常性行为的先行准备而附属于正常性行为,就会被认为是合法的。与此不同的是,儿童往往以无政府主义的自由方式,一视同仁地探索人体所有的性感潜能。

        [9]用弗洛伊德的话说,儿童是多形态的性反常(polymor-phously

        perverse)。但如果说以正常成人的性行为标准衡量,幼儿性行为是性反常的话,那么,以幼儿性行为标准衡量,正常成人的性行为则是对人体性感潜能的一种非自然的限制。

        弗洛伊德把正常成人的性行为(生殖器结合)视为非自然的专制暴行的思想,由于与我们通常的思维方式大相抵触而需要进一步阐说。我们通常把正常成人的性行为模式视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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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自然给予的生物性需要,换句话说,我们承认性行为服从于生殖目的是事情的自然状态。那么,弗洛伊德又在什么样的意义上把这称之为非自然状态呢?难道服从于生殖功能不正是所有一切性行为——不仅是人类的性行为,而且也是动物甚至植物的性行为——的根本特征吗?成年动物也有弗洛伊德所说的生殖器结合,那么,弗洛伊德会不会说在这种情况下,生殖器结合也是一种非自然的专利暴行呢?

        这些诘难把我们引向人与动物的区别这一根本问题。精神分析学必须坚持人与动物有着质的不同这一观点;但人与动物的这种不同,却建立在一种或许仅有量的意义的现象上,这就是人这种物种奇怪地延长了他的幼儿期。对人来说,幼儿期的延长和青春期的推迟,使幼儿性欲有了一个较长的走向成熟的时期,与此同时,父母的关心照料又使其免于现实原则的辖制而得到庇护。在这些条件下,幼儿性欲获得了充分的繁荣而没有任何其他物种的动物堪与之匹敌。正因为如此,人的性生活便有着内在的冲突而其他动物则没有。在人身上,幼儿性欲始终受到压抑,从未获得充分的发展;压抑(以及随之而来的神经症)

        遂使人不同于其他动物。

        由于人的奇特的幼儿期使人对幼儿性欲模式怀有终生的忠诚(即固置作用)

        ,其结果便使生殖器结合成为一种“专制独裁”。

        这样,弗洛伊德的幼儿性欲理论便成了他的神经症理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所以他才把这一概念放在与压抑概念和无意识概念同等重要的位置上,并说,精神分析学能否站得住脚,就取决于“性功能”这一概念的广泛含义不同于“生殖器功能”这一概念的狭窄含义。

        [10]我们不拟在这里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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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幼儿性欲这一概念在对那些其神经症已达到不能照常生活的人进行精神病治疗时所具有的价值,这里更重要的是:幼儿性欲这一概念,为理解人类普遍存在的神经症,为理解人的终极天性和终极命运,开辟了广阔的前景。

        在弗洛伊德的幼儿性欲理论中,包含着对生殖器功能的批判和对以生殖器性交——“自由的爱”与性高潮——作为性欲问题之解决方案的含蓄拒斥。这不仅是对戴。赫。劳伦斯(DHLaw-rence)的含蓄批评,同时也是对弗洛伊德本A人的那些肤浅的追随者们的含蓄批评,甚至是对某些杰出的追随者如亚伯拉罕(Abra-ham)

        、赖希(Reich)

        、芬尼切尔(Fenichel)——他们曾将“生殖器特性”理想化为摆脱人类神经症的出路所在——的含蓄批评。

        芬尼切尔曾说:“经由生殖器的性高潮而获得充分满足的能力,使性欲的生理调节成为可能,并因而释放了蓄积起来的本能能量,结束了其对个人行为所产生的不幸影响。”

        [1]这种在生殖器中寻找解决世界性问题之方案的做法,已经使精神分析学蒙受了太多的耻辱,人从历史和从个人经验中都拥有比这更好的知识。分布在精神分析道路两旁的陷阱是多么危险,可以从威廉。赖希的悲惨生涯中一目了然。作为一个对精神分析的社会学意义有敏锐洞见的人,他不慎在幼儿性欲理论上失足,最终把性高潮赞颂为解决所有社会疾患和肉体疾患的万用良方。

        弗洛伊德在生殖器行为中看到了冲突——在他的早期理论中,这种冲突是快乐原则与现实原则的冲突;在他的后期理论中,这种冲突是爱欲与死亡本能的冲突。他在性行为中区分了前快感(fore-pleasure)和后快感(end-pleas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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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快感是事前准备性的对身体所有部位的抚玩,它表明了幼儿性欲这种纯粹多形态的变态抚玩是多么持久永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