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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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如果人的永不满足确实如此是由生物性所注定，那这种不满足就不可治愈。这样一来，马克思在其乌托邦中所设想的“历史的废除”
（ｔｈｅａｂｏｌｉｔｉｏｎｏｆｂｉｓｔｏｒｙ）和“经济的富有”就全都不可想象。正因为如此，所以在《资本论》第三卷中笼罩着悲观主义的黑云，他在那里这样写道：［２０］
正像野蛮人必须与自然界作斗争以满足自己的种种需要，以维持自己的生存和对自己的生命进行再生产，文明人也不得不在各种形式的社会中和在各种生产方式下与自然作斗争。
自然需要的领域随着他的发展而扩大，因为他的需要增长了，但与此同时生产力也在增长，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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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正是通过生产力的增长而得以满足的。
但马克思对历史中的“进步”
的生物学基础所作的假设，的确相当于承认，他不可能对之作心理学的解释。
精神分析学可以提供一种关于“进步”的理论，但这只有在它把历史视为神经症的情况下才做得到。通过把人视为神经症动物，精神分析不仅设定了人具有浮士德式的性格，而且还解释了何以如此的缘故。让我们引用弗洛伊德的话来说明这一点：［２１］
那种表现为……趋向更完美境界的永不疲倦的冲动，可以很容易地理解为一种本能压抑的结果。这种本能压抑构成了人类文明中所有最宝贵的财富的基础。被压抑的本能从未停止过为求得完全的满足而进行的斗争，这种完全的满足在于重复一种原始的满足经验。任何替代机制或反现作用以及任何升华作用，都将不足以消除这种受压抑的本能的持久不衰的紧张状态。
此外，精神分析学还提供了一种理论框架，以探索走出无止境的“进步”和无止境的浮士德式的不满足这种噩梦的方式与可能，以探索走出人的神经症和走出历史的方式与可能。在患神经症的个人，精神分析治疗的目的是使他从过去的重负下解放出来，从历史的重负下解放出来。这重负迫使他继续有（和继续是）一份病史。精神分析治疗所采用的方法，是深化个人的历史意识（“填补记忆的空白”）
，直到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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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从一场噩梦中醒来那样从自己的历史中醒来。作为一般的人类意识的一个更高的阶段，精神分析意识同样可以成为历史意识——这种自文艺复兴以来一直蛊惑着西方思想的日益深广的寻根运动——的完成。如果历史意识最终转变为精神分析意识，已死的过去紧紧抓住方生的现在的那只手就会松开，人就有希望去生活而不是去创造历史，去尽情享受而不是去偿还旧债；人就有希望进入那本来是生成（Ｂｅｃｏｍｉｎｇ）
之目标的存在（Ｂｅｉｎｇ）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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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爱 欲
弗洛伊德提出两种本能（爱欲与死亡本能）
的基本假
设，来概括人性中受压抑的那些力量的一般性质——这
些力量由于其与肉体的关联而为人性所固有。尽管受到
压抑和不曾被人们所认识，这些力量却是创造人类文化
的能量。
认识它们的存在，就是重新解释人类文化。
人类
文化于是重新与人的肉体相关联。
爱欲创造文化，爱欲是
肉体的性本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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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性欲与童年
如同我们在第一章中所看见的那样，我们只有在我们受压抑的无意识欲望中，才能找到我们存在的本质，才能发现我们患神经症（只要现实是压抑性的）的缘由，才能知道一旦现实中的压抑不存在，我们将可能变成什么样子。弗洛伊德对无意识所作的探索，其结论可以概括为两条：一，我们身上受压抑的欲望，是我们在童年时有过的欲望，那时它们未受到压抑；二、它们是性的欲望。
在分析神经症症状和梦的时候，弗洛伊德发现，它们中始终有一个向童年时代的早期经验复归或退行（ｒｅｇｒｅｓｉｏｎ）
的“硬核”。然而根据关于压抑的全部假设，与无意识发生冲突的意识乃是教育的产物。由此顺理成章的便是：儿童在某种意义上是无压抑的；或者换句话说，在儿童身上，意识与无意识尚未彼此分离。因此很自然地便可以推论：成人在从压抑性现实逃向梦和神经症的时候，是在退回他自己的童年，因为童年代表着压抑发生前一个较为幸福的时期。
［１］进而言之，弗洛伊德发现对神经症症状的分析总是不仅把人引向患者的童年，而且把人引向患者的性生活。神经症症状不仅被用来代替被现实否弃的快乐，而且更严格地讲是被用来代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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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现实否弃的性满足。但由于这些这样显示出来的性欲望大都属于所谓“反常”或“变态”一类，因而对神经症的分析就需要建构一种性欲理论。
这种理论将既能说明变态的性欲，又能说明正常的性欲，而且能将这两者都追溯到其童年时期的起源。
［２］
弗洛伊德据以建构和扩展其基本假设的定理是：正常成人的性欲模式并非一种自然的（生物性）需要，而是一种文化现象。正常成人的性欲模式——男人和女人的互爱以及这一模式的所有变体——代表了人的机体中某些固有的可能性的一种特殊组合。作为从猿到人转变标志的社会组合，使这种性的组合成为可能，与此同时，这种性的组合也使那种社会组合成为可能。人的性欲组合与其社会组合是如此深深地相互关联，以致我们竟不能说孰先孰后，而只能假定两者是一种同时发生的进化（无论是突变的还是渐进的）。
从猿到人的转变中关键性的制度，那联结人的性欲组合与社会组合的链环，是父母身分（ｐａｒｅｎｔｈｏｄ）
和对处在完全无能为力的依赖状态中的子女的长时间的抚养。
［３］父母身分意味着某种类型的家庭组合，而家庭组合则是社会组合的核心，这些人类学中的公理（ａｘｉｏｍｓ）
被弗洛伊德所接受并纳入其理论结构。弗洛伊德的原创性在于注意到延长了的父母身分和延长了的幼儿依赖期对父母和子女的性生活所产生的后果和影响。只要涉及到父母，显而易见的便是：当成人的性欲被用来服务于喂养子女这一对社会有用的目的时，它对个人来说在某种意义上即已不再是快乐的源泉——按弗洛伊德的说法，即不再是最大的快乐。成人的性欲，就其受到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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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为维持家庭制度而设计的规则的限制而言，就其寻求性满足的愿望因要维持一个对社会有用的制度而被转移和利用而言，清楚地证明了快乐原则对现实原则的服从。这种服从就是压抑；而由于这种服从和压抑受到人的无意识本质的拒斥和抵制，它便因此而导致神经症。
［４］
延长了的幼儿期造成了更加深远的影响。一方面，幼儿期由于父母的照料而避开了现实的严酷，幼儿在这一时期享有特权，他没有任何责任感并且不受现实原则的辖制。这种特许的无责任感允许并促成了人的基本欲望在快乐原则的标志下无压抑地达到“早期繁荣”
［５］。另一方面，幼儿客观上对父母，特别是对母亲的依赖又促成了一种对现实的依赖态度，造成了一种需要被人爱的消极依赖。这种对爱的消极的依赖和需要影响了此后所有的人际关系。
［６］这种心理上的脆弱，此后被用来发展对社会权威的服从和对现实原则的服从。
这样，延长了的幼儿期便从两个矛盾的方向上塑造人的欲望：一方面，在主观上，它使人完全沉溺于摆脱了一切现实限制的快乐之中；另一方面，在客观上，它又使人完全无能为力地依赖于他人。这两种倾向后来发生冲突是因为：对自由和专注于快乐的早期体验，此后必然要屈服于对现实原则的认识，那时父母作为权威将以否则即要撤回父母之爱相威胁而迫使你就范。由于快乐原则是被迫违背其本意和基于儿童所不理解的理由，并且是在一种能重新产生其对于无能为力的依赖感的原始体验（焦虑）
的情况下屈服和就范的，所以这种屈服和就范只有通过压抑才能办到。正因为如此，它便造成个人终生不愈的心理创伤。然而在无意识中，受到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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抑的梦想仍完全沉溺于对快乐的向往中，这种向往是人的普遍的神经症的核心，是人的躁动不安和永不满足的核心，是圣。奥古斯丁所说的ｃｏｒｉｒｅｑｕｉｅｔｕｍ（永不安宁之心）的核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