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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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中办孤儿院还牵扯到经济问题，如租房、工资、生活用品等等，会加重社会的负担。国际上并不推崇孤儿院这种形式，因为孤儿院会加重儿童的心理阴影，他们被社会看成另外一个群体，身心健康会差一些。现在美国对孤儿抚养有一种方式：找一对健康夫妻分别担任父母角色，负责抚养一个孩子，使孩子生活上得到的关怀和正常儿童一样，他的人格发展是健全的。
据《南方周末》2003年8月21日报道，2002年7月7日在西班牙巴塞罗那召开的第14届国际艾滋病大会上发布过令人震惊的报告：到2001年，全球已有1340万15岁以下儿童的父母被艾滋病夺去了生命，大致相当于美国5岁以下人口的总数。到2010年，这个数字将增加到2500万。
“单凭这些数字不能说明问题。”负责全球卫生事务的彼得森博士说，“这些数字没有反映出那些尽管父母还活着，但处于危境中的儿童。数不胜数的儿童生活在死神缠绕的父母身边，并且照料他们。这种情况带来的社会影响超过对孤儿本身的影响，也是前所未有的。”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执行主任贝米拉说，国际社会面对这一孤儿危机的策略，首先必须加强和支持家庭保护儿童的能力。她强调：“事实上绝大多数孤儿和弱势儿童都生活在他们直系亲属或亲戚家，所以对家庭的支持至关重要。”这既包括对他们生存的直接支持，也有对他们的长远支持，既是经济的，也是社会心理的支持。贝米拉认为：“更重要的是尽全力使他们平等地在学校接受教育。政府要为弱势儿童制定适当的政策和提供必要的服务，还要创造一个整个社会支持艾滋儿童的环境。”
歧视艾滋孤儿何时休
艾滋孤儿是被艾滋病夺走生命的人的遗孤，这些孤儿本身并没有感染艾滋病病毒，他们是健康的。只因为他们的亲人们生前感染了艾滋病，他们才受到无尽的歧视和冷落。
2002年春节，我接一批艾滋孤儿来我家过年，一下汽车，我就让他们到省防疫站做HIV抗体检查，结果都是阴性。这证明他们都没有感染艾滋病，都是健康的孩子。但是，许多人对他们还是唯恐避之不及，首先就是我儿子。儿子过年前来看我，进家门第一眼看见孤儿就黑着脸，瞪着眼说：“快把孩子送回去，万一他们有艾滋病怎么办呢？”我批评他不学习、无知，他竟然一走七天不敢回来。我儿子是××大学78届文科毕业生，现为某大学副教授，竟然吓得年三十都不敢回家与父母共吃年夜饭。如此表现在我家里并非儿子一人。天啊！不知这种恐艾心理与行为何时才能消除？
我16岁读高中二年级的小孙女，就比她爸爸勇敢，她来我家两趟，把自己多余的衣物、文具、玩具等送给了小朋友。我问她：“你来给他们送东西，不怕传染艾滋病吗？”小孙女说：“奶奶不怕，我也不怕……”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艾滋孤儿是健康的，他们不会传播艾滋病，大家应当平等对待他们。正像有位政府官员说的那样，“社会上对艾滋病的态度问题，不仅是人道问题，而且是稳定问题、政治问题，不可小觑。”
社会上其他人对艾滋病更是有着形形色色的恐慌。30多年前我在大学任教时，曾救助过一个姓王的学生，后来她当上了主治大夫，现在退休了。她儿子开了大酒店，逢年过节她都给我送东西，领着她的小孙女，坐在我家说个没完没了。2002年除夕她送来一箱蔬菜，一进门看见两个艾滋孤儿，问了几句情况就说：“高老师今年过节还缺啥东西，你说一声我去办。”我让她坐下，她表情紧张，站在我家门口不到两分钟，就一溜烟地跑了。
无独有偶，有一个老同学更怕。她打电话说：“我要来你家玩，过节了咱们聚一下吧。”当听说有艾滋孤儿来我家过节时，她立刻决定：“等孩子走了，我再来。”
另一个大学同学来我家，看见艾滋孤儿，气冲冲地说：“老高，你真是个精神病，管这些孩子干吗？他们能活几天呢？”我说：“孩子都已经检查过了，他们没有艾滋病。”她说：“艾滋病这玩意，传染病嘛，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管这些人太没意思了。”还有一位微生物学教授说：“老高以后不要这么傻了，该享受享受啦！”
后来有一次，我领着两位艾滋孤儿去配眼镜，路上听说原单位的一位老领导病了，急急忙忙去看她。当时她瘫在病床上，我买了一些礼物，由于我年纪大了拿不动，让两个孩子拎着，她当时吓得不敢吃，事后她女儿打来电话问两个孩子有没有艾滋病，我说没有，她才告诉她妈说我送的东西可以吃。
幸亏我家当时住的这幢楼房准备拆迁，我住的这个单元，原有八户人家，现有只有三户了。我庆幸邻居们未出现异常反应，虽然如此，我还是过了一个异常冷清的春节。从这些现象看出，艾滋病预防知识宣传教育太欠缺，人们对艾滋病病毒的传播途径、传播方式认识不清，恐惧心理和恐慌行径已成了防艾的障碍，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正视艾滋病患者，加大防艾宣传教育的力度。
2002年2月10日晚，我在厨房做饭，高燕（化名）给我打下手，她说：“我爸爸妈妈因为卖血感染了艾滋病，死得太早了。我经常晚上梦见他们，有时候白天不做梦也会看见他俩。一天我没有吃饭，饿着肚子回家了。我家的东西全被亲戚拉走了，我站在空空荡荡的屋子当中，突然看见我爸我妈回来了，他俩又说又笑，一前一后走进家门，妈妈手里还拿着一包馍。我迎上去，他们没和我说话，转眼间就看不见他们了。这真的不是在做梦，真的不是在做梦！”高燕流着泪问我：“高奶奶，人死了会不会有灵魂？”我说：“人死了没有灵魂，那是你心里想的。你好好读书吧，将来考上大学，才是唯一的出路。”我赶快把话题转开了。这次谈话，使我了解到艾滋孤儿的内心世界，他们是多么想念自己的父母啊！
艾滋孤儿春节期间在我家住了十一天，2月17日王霞把孩子们接回去了。他们走时带了五个大纸箱，里面装着各界好心人士赠送的百余件衣物和用品。大家送的压岁钱，已够孩子们一年的学费了。我相信带走的东西，王霞会转赠给更需要的人。愿今后有更多的好心人关注、援救这一弱势群体。
2004年5月的一天，某个一直宣称没有艾滋病的乡镇，突然来了一个求救电话说：“我哥哥嫂嫂得艾滋病死去两三年了，我无力抚养他们留下的三个孩子，求你给他们找个新家吧。”
5月12日，当我见到这三个艾滋孤儿时，他们贫寒的家境、凄凉的生活使人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在破烂不堪的院落里，群蝇乱飞，臭气熏天，令人头晕。屋里屋外找不到一点存粮，孩子们的吃穿全靠基督教徒救济（因他们的父母生前是基督教徒）。孩子们自我保护意识淡薄，他们还有一颗容易受伤害的心！
15岁的大女孩病了一个多月了，她的右侧臀部及大腿疼痛难忍，不能走路，当地一个中医说：“你这是‘血脉不通’、‘经脉压迫神经’，吃了我配的中药就会治好的。”可是吃了却不见什么效果。更可怕的是，还有两个“神医巫婆”给她治病，说这病是中了邪，是她得艾滋病死去的父母缠着了她，让用她们的“神法”——枣树刺、臭鸡蛋子树刺、花椒刺三刺煮的水洗腿和服用所谓凡人看不见的“神药”与三个铜钱、七根桃树枝熬的汁，看一次要奉上5元、10元的“上香钱”，比看中医一次几十元省多了。一个多月过去了，女孩仍然在疾病的痛苦中煎熬着。
当我告诉某些人艾滋病患者及艾滋孤儿苦难的状况时，其中有些人，特别是某些有权有势的人不但不同情、不救助这些无辜的孩子，反而公开说：“他们的爹娘造了孽，就该他们受罪。”什么时候他们才能够不再遭受歧视和冷落啊！
艾滋孤儿的出路在何方
原来我一直认为艾滋孤儿在父母双方或一方死亡之后，其他亲属会抚养他们，所需要的只是在经济上对他们的支援。1999年的下半年至2002年的上半年，我用三种渠道给孤儿寄钱，总计在8万元以上：
一，用稿费与讲课费汇给他们2万多元；
二，将我治好的病人付给我的报酬和采访记者的捐款汇给了他们；
三，宣传呼吁社会上的好心人直接给他们寄钱。
直到2002年7月我才得知，这么多钱绝大多数没有用到孤儿身上！如2001年全年我给某县艾滋孤儿姐弟俩总共寄了1100元，大多数钱被他们的叔叔拿去赌博了，两个孩子曾经有过三个月没有钱买盐吃！政府救济他们的一袋面粉、一堆煤及家里原有的电灯、电表，也被他们的叔叔抢走了！
更可恶的是还有人以招工为名，向艾滋病高发区的少女们伸出罪恶的双手，骗她们到外地去“卖淫”。如江苏的“金老板”，自称在苏州开有纺织厂，到某艾滋病村招女工，在那里招了六名16到19岁的女孩。当她们到达苏州时，发现那里根本没有纺织厂，只有一家大型发廊。金老板说：“你们就在发廊里当招待员……”她们发现情况不妙，六个女孩都坚决拒绝进发廊，凑了路费回家了。但听说也有少女因贪图钱财而上当受骗，毁了自己，害了一生……
有人说：“让这些孤儿自生自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