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部分：随军教士随军教士 10
牧师弟兄们，首先要像个男人，
你们还当自己是英国人吗，是
就要精忠报国，像法国人那样。“朱尼厄斯再生”，《圣战：恶之极端：慷慨与贪婪：讽笔》（伦敦，1915），页4—5。
尽管可能很少有牧师读到过这首诗，诗中表达的情绪却是触痛了许多“结实的年轻牧师”的神经，他们不愿年老的上级告诉他们上阵打仗是不允许的，斯潘塞·休斯，《不管用的事》（伦敦，1916），页40。不愿吞下“软弱”、怯懦的指责。他们（用刚毅的基督教语调）宣布，“不论有没有手套，他们都可以出色地表现”，还辩驳别人对他们“口齿不清，只会诵经，或和女孩子打槌球”的指责。此外，他们还抵制有首歌“我那时是个苍白的年轻牧师”给人带来的遐想。斯潘塞·休斯，《不管用的事》（伦敦，1916），页40；“朱尼厄斯再生”，《圣战：恶之极端：慷慨与贪婪：讽笔》（伦敦，1915），页5—6；爱德华·温顿，“神职人员和军队服务”，《当代评论》，109卷（1916年1—6月），页153及158。他们认为参战的牧师要有“男人的长相、男人的勇气（和）男人的心灵”。J.史密斯教士，“黑龙骑兵”，日期不详，页码不详，澳大利亚战争纪念馆藏。另见爱德华·温顿，“神职人员和军队服务”，《当代评论》，109卷（1916年1—6月），页154。即使在神学院这样的圣地，勇武和男子气也是联系在一起的。在H.M.B.里德教授给格拉斯哥大学神学高级讲习班的学生做的最后一次演讲中，提到神学院许多学生业已参军时他的语气就是赞许的：这“才像男人”。这些学生的行动表明神学堂并非“逃避兵役或不受欢迎的人的避难所，就相对比例而言甚至可算是格拉斯哥大学最勇武的一个系”。里德教授还“恭切地盼望这些学生战士的归来能在这里的长椅间集聚一种不寻常的力量”。H.里德教授，《神学在战后》（格拉斯哥，1916），页4—6。约翰·史密斯是一名澳籍长老会牧师，他参加了一战并上阵打过仗。他就看不起那些抱着“教区母亲聚会态度”的牧师，并以浑厚的语气卫护了像他一样上阵杀敌的牧师们：
战事的爆发调集了民族的精英。没错，教会也意识到这实际也是上帝的事业，于是派了上帝的子民上阵杀敌。牧师脑中的肌肉也该坚挺起来，他的情绪、他的谈话和讲道都应带上一丝锋利，至少应与他要激励的对象所要从事的事业有关。约翰·史密斯，引自迈克尔·麦可南，《战争中的澳大利亚教会：主要教会的态度和动作1914—1918》（悉尼，1980），页132—133。
在一个强调“刚毅的基督精神”的环境中，牧师身上的“阳刚气”是大家一致推崇的。最有名的战斗牧师（E.肯尼迪教士）受到的赞扬，见温切斯特主教序肯尼迪的《与不朽的第七师》，第2版（伦敦，1916），页Ⅴ。另见唐纳德·克劳斯比，《战场上的教士：天主教牧师在二战中》（劳伦斯，1994），页48。
道德和士气
也有意见认为部队里没有牧师的位置。这些人担心，战士信教可能会减弱其攻击欲，论辩见乔治·巴塞特，《这也有发生》（伦敦，1947），页23—24；亨利·霍兰德，《如在火旁：战争笔记：二辑》（伦敦，1915），页23—24；迈克尔·麦克多，《前线的爱尔兰人》（伦敦，1916），页104。他们会被牧师调教得“瞻前顾后，畏首畏尾”。琼·克利福德，《谢谢您，牧师大人：二战回忆》（伦敦，1989），页90—91。有军官认为部队根本不需要牧师，在战时基督教国家不该再信仰基督了。陆军准将弗兰克·珀西·克罗热就公开说，牧师虽然可以帮着发香烟，但他们“于战争并不适宜”。F.克罗热，“随军牧师的用处”，《每日镜报》，1930年4月25日。
总的说来，牧师于杀人的事业并非可有可无：他们是道德仲裁人，士气的推进器，忏悔、告罪的对象。英国陆军元帅道格拉斯·黑格甚至认为一个受士兵欢迎的牧师对于打胜仗的意义不亚于一个厉害的将军。S.麦肯齐，“士气和事业：改变一战英国远征军看法的运动”，《加拿大史学杂志》，25期（1990），页215—232。在全英各地，布道讲坛都成了应征地。一战时伦敦主教就自夸，仅他一人就鼓动了上万人参军。见艾伯特·马林，《最后的圣战：英国国教教会在一战中》（达勒姆，1974），页1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