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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部分:医者于役医者于役 6

书籍名:《面对面的杀戮》    作者:乔安娜·伯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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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认为,有两种人容易精神崩溃:懦夫和“女子气”的男人。许多随军卫生官员都认为之所以会发生心理崩溃,是懦弱的表现。建筑业工人统一工会,《塞珀·黑斯提斯案》(伦敦,1943),页3;“诈病”,《英国医学杂志》,1917年7月28日,页117;“战争抚恤金委员会代表与部长会议:1930年4月25日布里斯托尔会议纪要摘录”,收伦敦档案局PIN15/2946;查尔斯·米尔斯,《战斗疲劳症在法国1914—1918:据战地日记》(剑桥,1940),页51—53;托马斯·萨蒙,《英军精神疾病和战争恐惧症(“炮弹休克”)的护理与治疗》(纽约,1917);《精神健康》,1卷4期(1917年10月),页516;R.威廉姆森,“炮弹休克之后神经衰弱和精神衰弱的治疗”,《英国医学杂志》,1917年12月1日,页714。靠装疯买傻逃避战争的也大有人在。“前列兵某某”,《战争就是战争》(伦敦,1930),页97—98;J.哈钦森,“一名皇家爱尔兰步枪手的早年回忆,1917—1919”,1982年,页33,收北爱尔兰档案局D3804;《战争部“炸弹休克”调查委员会报告》(敕令书1734),下议院,1922年,Ⅻ卷,页43,威廉·布朗的证词;E.索萨德,《1914—1918年战争文献中589份病历里显现的炮弹休克和其他神经精神病学问题》(波士顿,1919),页103及643。请注意,有的定义把任何伪装疯癫的人也界定为是疯子:德·麦肯齐,《士兵无枪》(费城,1945),页30。爱德华·凯西就是一诈病老手,一战时靠假装战斗疲劳症竟推迟了服役。他介绍了医生是怎么给他施催眠术的:
我得告诉他枪炮齐发前发生的一切。我满嘴假话,他却把我的话一五一十记在本子上,还讲像我这样的病例正越来越多。爱德华·凯西,“格格不入的士兵”,页33,帝国战争博物馆藏。见我的打印稿(附介绍),乔安娜·伯克,《格格不入的士兵》(科克,1999)。
越战期间,有个叫“羚羊”海伍德·T.柯克兰的黑人步枪手在装疯后成功逃脱,荣归故里。海伍德·柯克兰,其访谈收华莱士·泰里,《血、血、血:黑人老兵越战口述实录》(纽约,1984),页104。
这样的作假者虽只是个例,但一般认为像炮弹休克这样的诊断给了“恐惧以受人尊敬的名声”,且会鼓励“胆小鬼不顾一切地”装病。洛德·莫兰,《勇气的解剖》(伦敦,1945),页186。正规部队的军官最痛恨这样的事。有“老手”曾对第4军某神经病学家说:“要是谁让战友失望,就该把他毙了。他要是个疯子,那再好不过!”H.威尔斯博士,“医学史脚注……一般方面:炮弹休克”,未注明日期,页2,利德尔收藏。随军医务人员深知,在部队里生病没准倒是好事。夸大症状甚至无中生有,或许能躲过危险的任务,甚至终止服役也未可知。见“前线地区一次精神病学会议的报告”,加尔各答,1944年8月8—10日,页2,陆军坎特利少将的讲话,收伦敦档案局之战争部32/11550。一名心理咨询师曾在1947年告诫英国皇家海军:
神经精神病学家总要面临这样的困境,是让士兵坚持岗位,虽然知道他可能无法完成任务呢,还是批准其退役,让他们轻松逃脱,从而开创不好的先例呢?军医D.卡兰上尉,“官能性神经症与皇家海军服役的关系”,收陆军少将亨利·泰迪爵士(编),《战争医学盟军之间会议1942—1945》(伦敦,1947),页220。另见“情况调查”,1943年3月9日至5月31日,页8,(韦尔肯医史研究所)当代医学文献中心藏。
怎样将诈病的士兵和神经确实有毛病的人区分开,一直没有很好的办法,只能根据实际情况做出取舍,如对兵力的需求和部队的士气等。详见乔安娜·伯克,《肢解男性:男人的身体、英国和一次大战》(伦敦及芝加哥,1996),第2章。
最后,精神病学家总是不厌其烦地暗示受不了打仗压力的战士不是“男人”。在其经典教科书《战争恐惧症》(1918)中,约翰·T.麦克迪讲了一个二十刚出头的列兵的悲惨遭遇。麦克迪注意到,这个小伙子在战前尽管没有任何“神经病症状”,但“待人接物不同于常人”。能证明这一切的是他
心肠很软,从不愿见动物被杀。与人交往时有点害羞,喜欢独处,且不像一般这个年纪的男孩那样顽皮,总和同伴有点不同,要比他们文雅。和女孩子交往有点忸怩,且从没想过要结婚。约翰·麦克迪,《战争恐惧症》(剑桥,1918),页7—8。
换句话说,“正常”男人在心理上是能接受杀人的,因为他们粗犷,不在乎看见动物被杀,合群、调皮,像年轻人的样子,且对异性很主动。
到二战时,有这样看法的人就更多了。“在社交和情感方面不成熟,躲避战斗就好像绝望的女人,满肚子愤慨的男兵”是广受尊敬的麦迪逊精神病学家菲利普·S?瓦格纳在1946年的评语。他认为,这种消极的“隔离”做法和纳粹的自我中心主义同样自私。瓦格纳说起他们来用词很尖刻:自恋,装腔作势,对母亲般的人过分依赖,只在乎自己高兴。他想象这些“在社交和情感方面发育受阻”的士兵可能逃过打仗,因“祸”得福,于是建议要他们立刻回到战场,且如有如先症状就应军法处置。菲利普·瓦格纳,“1944年6月20日—8月20日诺曼底攻势中的精神病活动”,《精神病学》,9卷4期(1946年11月),页3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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