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部分：医者于役医者于役 7
精神病学家的作用
士兵如果因自身的缺陷（无论是怯懦、柔弱，还是“当真”神经错乱）而不能很好地完成任务，那精神病学家至少可以在两个方面起作用：有他们在，可以从道义上说明战争的合法性；他们于“治愈”持异见的士兵也有着关键的作用。心理学家和精神病学家的第一个用场不应被低估。他们不会避开道德教诲，因为他们自己就是道德的化身。传统上，这一职责是由神职人员来完成的，现在却越来越多地由社会科学工作者承担，后者有意识地扮演牧师的角色，用他们的语言。例见陆军弗朗西斯·普卢伊特上校，“军中医患关系”，《美国三军医疗杂志》，5卷2期（1954年2月），页204。另见本书第9章。军事训练成了“转化不曾适应的道德心”的手段，美全国科学研究会1944年编写的教科书《部队心理学》说。《部队心理学》（华盛顿，1945）。朝鲜战争期间，是医务人员提供了“精神指导”。陆军弗朗西斯·普卢伊特上校，“军中医患关系”，《美国三军医疗杂志》，5卷2期（1954年2月），页204。到越战时，心理学和精神病学已经基本揽下了原先属于宗教的职能。斯科特·纳尔逊、E.托里，“精神病学的宗教职能”，《美国行为精神病学杂志》，43卷3期（1973年4月），页362。用“退伍军人扩大服务计划”协调员的话说就是：“我们不仅是顾问；我们的所做已几近牧师。士兵来找我们，既寻求帮助，也是为了求得宽恕。”引自彼得·马林，“与道德痛感共存”，《今日心理学》，15卷11期（1981年11月），页68。
在军方看来，把某些道德责任从牧师肩头转到数据收集者和“心智医生”身上自有其好处。当时，心理学家在平民社会的根基尚不牢固，所以很愿意到军中做事。有社会学家在《陆军战斗部队杂志》（1955）中沾沾自喜地说，社会科学工作者向军方提供的信息须时刻“处于职业军人的监控下，后者会小心裁断、取舍有度的”。与编辑书，弗朗西斯·约翰斯顿，“同仇敌忾——社会学家的见解”，《陆军战斗部队杂志》，5卷10期（1955年5月），页7。社会科学家愿意遵从军队的道德标准，军队也急需这样的人来对付（英国心理学家查尔斯·斯坦利·米尔斯的原话是）“不愿轰炸妇女、儿童的飞行员”，或为拒绝向因战斗而心神不定的士兵发放抚恤金的决定（理由是，给他们抚恤金实际是奖励心理缺陷）辩护。查尔斯·米尔斯博士在退伍军人福利协会医疗年会上讲话的报告，“战争恐惧症”，《柳叶刀》，1939年7月15日，页153。士兵如果因参战而出现心理问题，则不应获抚恤金的观点得到了很多人的认同。澳大利亚方面的例子，见R.埃勒里，“一个为争取和平而进行的精神病学项目”，《澳大利亚医疗杂志》，1卷14期（1946年4月6日），页459；C.麦卡锡，“战争恐惧症患者的康复”，《澳大利亚医疗杂志》，1卷26期（1946年6月29日），页911；H.威利斯，“战争恐惧症患者的康复”，《澳大利亚医疗杂志》，1卷26期（1946年6月29日），页915。二战时有个心理学的巡回讲座，题目是“应对杀戮”，就为其道德职责提供了很好的注脚。该讲座认为，杀害战俘是理所当然的；军事心理学家和其他军官得到的指令是，如有人对杀战俘持保留意见，只须告诉他不必为此背上心理包袱，道德责任自有上级来承担：也就是“服从命令”。有心理包袱的人，只消对他们说，杀害战俘的责任“由集体来负”，而且杀死战俘不仅保护他们自己和战友，也维护了“文明的理念”。不管怎么说，就是不应有任何想法说处决战俘是“杀欲”的表现。“战争的心理学方面讲座摘要”，讲座题为“应对杀戮”，页5，伦敦档案局公民来访接待处21/914（附录）。在军事心理学家的眼里，杀害非战斗人员不是道德问题，只是现代战争的一个基本事实而已。部队的宗教顾问无论怎么为杀戮正名，他们都清楚神学上“正义战争”的概念。社会科学没有如此权威的道德律。实际上，社会科学的主流——如本能学说、精神分析学说——都把杀戮看成人类心灵中不可或缺、无法避免的一部分。其他学派——如行为主义——所宣扬的实用伦理也很受军方的欢迎。这样的观点不见于宗教典籍，虽然通过阅读随军牧师的日记我们也看到，他们中很多人也接受了一些心理学理论，进而丢弃了部分忏悔、宽恕之类的传统说教。详见本书第9章。
但与救治无法临战的士兵比起来，为战争正名并不十分重要。精神伤员的数目之多让负责抚恤金发放的机构不得不向精神病学家求援，好（用英国一战时国务大臣的话来说就是）“为国家省下一大笔原本应该偿付给退伍军人的抚恤金”。国务大臣的备忘录，1915年6月30日，收伦敦档案局之战争部32/115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