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部分：英雄背后英雄背后 10
这种看法会产生误解甚至“敌我不分”。1941到1945年间在美国南部白人女大学生中进行的一项调查表明，她们甚至认为黑人不如德国佬，到1944年时便连日本人都不如了。黑人迷信、慵懒、无知、笃信宗教、不能倚赖、不尽人事、肮脏、邋遢、不修边幅。尽管愈发融入军队，但对黑人的种族成见却没有改观。多萝西·希戈，“成见：珍珠港事件前后”，《心理学刊》，23期（1947），页55—63。另见林恩·拉尔亚，“医学预科心理学专业学生关于人性的奇怪想法”，《英国教育心理学杂志》，15卷2期（1945年6月），页72及141。
也有论者认为，黑人士兵表现欠佳是白人官兵看低他们造成的。自尊心不强，缺乏信心和受教育程度低导致他们作战欲望不高。美国陆军首席历史学家曾指出，缺乏攻击性是黑人刻意保持低调的结果，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最大限度地减少外界的攻击。他的结论是，指望把二等、三等甚至四等公民培育成第一流的士兵是不现实的。小沃尔特·赖特博士，引自尤利西兹·李，《招募黑人士兵》（华盛顿特区，1966），页704—705。更常见的解释是把这种成见归咎于种族主义的思想意识。比如是否适合战斗的标准之一是心理承受能力。尽管黑人士兵不易染上神经官能症，这已是共识，但其（至少临床心理学家威廉·A.亨特二战时在某大型海军基地进行的一项研究表明）被确诊患歇斯底里症的几率却是白人的四倍。亨特认为，将其确诊为歇斯底里症没有根据，其行为或可更准确地描述为“极易受外界影响，缺乏鉴别能力，情绪易波动”。将其诊断为“情绪不稳定”要比“典型的歇斯底里症或转换性神经症”准确得多。换言之，黑人士兵仍处在“文化原始状态”，其情感冲突的表达仍很原始、直接：他们尚不具备神经官能症患者“迂回、复杂的心理机制”。威廉·亨特，“黑人患神经官能症的相对比率”，《咨询心理学刊》，6卷（1947），页134—135。
和许多论者一样，亨特的判读有着很深的所谓“重演论”的印记。该理论认为，在白种孩童身上仍可找到其野蛮、原始状态的痕迹。但随他们长大能逐渐摆脱；而“野蛮种族”则终生受困于这一阶段。上文提到的、一战时指挥黑人部队的约翰·理查兹，也受到了这些所谓“科学”理论的影响。他曾提醒自己的读者注意：
种族发展是非常缓慢的过程！几年前，这些黑人还是棉花地里的奴隶。再往前推几年，他们还是非洲丛林里的孩子。直到现在他们还没长大……作为白人，我们要记住这些黑人兄弟的可爱之处。我们的权力、威望、发展，他们一样都没有。我们从祖上继承了独立的生气，在经年战乱和不懈摸索中得到了发展。让我们向这些本应与我们同行的孩子们伸出双手，敞开心扉；让我们记住，在远古的丛林里，白人、黑人本是一家。约翰·理查兹，“与黑人士兵共处”，《大西洋月刊》，1919年8月，引自杰罗姆·道得，《黑人在美国人的生活中》（纽约，1926），页240。
类似的话题约翰·J.奈尔斯在讲述某黑人步兵事迹时也触及过：人称“天狼星”的这名黑人步兵因作战勇猛而远近闻名，尤其武器在手（一杆法国产的半自动步枪）时。某次渗透进攻中，“天狼星”不见了战友，弹药也用尽了。下面的故事奈尔斯是这样讲述的：
单个士兵，扛一杆法国产步枪，连弹夹都没有，看上去只有滑稽，能有什么作为？突然，面前跳出个灰不溜秋的家伙——一身暗灰军装，带点儿绿，帽子像盆一样扣在头上。我们这个黑人士兵手里还捧着那杆破枪。枪不到二十磅重，但凭着他的一身蛮劲，还是个挺怕人的物件。地上满是毛瑟枪和没爆炸的手榴弹，但这时他血管里流淌的好像都是远祖野蛮的鲜血。他不是数学家，也不是语言学家，更不是一知半解的智者。他好像又回到了尼罗河上游的河谷，成了那里的一名部落成员。他已无暇顾及现代战法，却有着明确的目标——求生。那没有了枪夹的法国步枪在空中兜了半个圈，向那盆一样的帽子砸了下去，砸在了穿绿灰军装士兵的头上。约翰·奈尔斯，《唱歌的士兵》（纽约，1927），页109—110。
“天狼星”无疑是英雄，但同时也是原始人，没有足够的理智，不知道利用地上没有爆炸的手雷和被人丢弃的毛瑟枪。这样的故事还有其他讲法，听起来更有种族主义的意味。后来成了著名道德反战者的T.科德·开齐普尔在1914年11月的一封信中有如下描述：
老黑真没治。他们老是割断受伤德兵的喉咙——他们的挎包里也不是没有查出过德国兵的头颅！他们的任何行动——哪怕是点管烟——都要想半天，这在我看来已近乎猴子，而不太像人。而不知道为什么，我却喜欢上了他们。走过他们时点下头，他们回报你的将是世上最灿烂的笑容：皓齿、厚唇、黑眼，共同组成了这无比迷人的存在。T.开齐普尔来信，落款1914年11月15日，收开齐普尔，《两线作战》（伦敦，1918），页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