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部分：杀手养成杀手养成 5
积极性不高的另一个原因在人。一战打到一半，军官早已不是曾在英国桑赫斯特、美国西点或澳大利亚邓特鲁恩长期受训的“社会化武士”了，不能指望他们“即时做出正确决断”。陆军L.基格尔中将，《陆军师进攻训练》（伦敦，1916），页2。一般认为，英国的公学制度是造就训练有素、战斗力强的军官的佳壤。但截至1945年，英国陆军军官学校的学员只有三分之一是从公学毕业。这一数据是在1945年7—8月间招收的1218名合格军士的基础上统计得出的：陆军J.斯帕罗中校（辑），《士气》（伦敦，1949），页22。至于其他军种，问题就更严重了，因为他们大多对战场上的勇武态度暧昧。而且正规军与新加盟的民兵不太合得来，因为后者年龄要长些，受教育程度也高，而且与其原先战友相比，更多是来自中产阶层。随着所有人受教育水平的提高，这种情况越来越严重。一战时，只有9%的美国白人士兵读过中学或大学，到二战时这一数字已涨到41%：塞缪尔·斯托弗等，《美国大兵：适应部队生活，卷一》（普林斯顿，1949），页58。此外，第一章讲过，这些“新”兵头脑中的战争景象与实际相去甚远，也是个问题。士兵对于怎么杀敌，心中各有一套——而其想法与官方训练手册上推荐的应急做法又不一样。比如他们可能会把左轮手枪当棍子，来揍德国兵，而不会选择去抠扳机。G.布雷特，“回忆录”，页46，帝国战争博物馆藏。有的士兵一心就想着炸敌人，而没有先把人射伤，由于这一疏忽，自己也有了性命之忧。N.迈基，“武器和靶子”，《陆军季刊》，33卷（1937年1月），页313。为了避免弄得到处是血让人看了恶心，他们还多愿把敌人勒死，而不是开枪。K.加里，“法国致母书”，1916年1月，页25，帝国战争博物馆藏。要他们“恨”敌人，他们还真恨不起来。见第5章。关键在于，他们是此前是平民，当兵也就这么一阵。英国陆军元帅韦弗尔伯爵1945年讲得好：“早先的兵那叫精干，现在的兵欠练。”陆军战地元帅韦弗尔伯爵，“好兵”，《好兵》（伦敦，1948），页43，最初发表于《泰晤士报周日刊》，1945年8月19日。传统的负面刺激（像惩罚、恐吓）也不管用了，这些人来当兵本来就老大不愿意，把他开除他当是好事，而且比起上阵几乎必死无疑，倒宁愿在大牢里呆着。日益机警的国内民众倒也赞同这种想法，而且有的战争是打着民主、自由的名义，这时为提高战斗力可以采取的激励措施就更受限制了。
当然，军方尽可以不顾新一代士兵的那许多敏感，强迫那些怠工的士兵按要求行事。很多时候，军方也确是这么做的。在第五章，我们将看到一些特别野蛮的“仇恨训练”法。新兵的基本训练就足够恐怖，哪怕在强征兵看来也是。其中最严的要数美国海军陆战队了，这方面的例子，见克里斯琴·艾皮，《工人阶级的战争：美国士兵在越南》（教堂山，1993），页98；乔治·巴克，其访谈收格伦·爱德华滋，《越南：心中的战争》（南澳大利亚州，1992），页45；菲利普·卡普托，《战争流言》（伦敦，1977），页8—10；R.艾森哈特，“小姑娘，这你不该容忍：现代战斗训练隐藏的心理事项探讨”，《社会问题杂志》，31卷4期（1975），页13—23；J.汉森、A.欧文、迈克尔·麦登，《相似处：士兵见闻及现代战争口述实录》（纽约，1992），页44—45。但即使在其他部队，动粗也大是家常便饭。所有这些训练的基本过程都一样：就是先把新兵弄垮，然后再把他们塑造成合格的士兵。其基本原则包括非个人化、统一着装、限制隐私、强制交往、紧缩日程、剥夺睡眠、重新编队、心理迷向、任意裁断和严刑峻法。描写最详细的，见彼德·布恩，“新兵基本训练中的心理社会学现象”，《精神病学》，30卷2期（1967年5月），页187—196；唐纳德·邓肯，《新兵团》（伦敦，1967），页97—98；阿瑟·菲迪希、莫里斯·施泰因，“部队生活中的认同涣散”，收施泰因、菲迪希、戴维·怀特（编），《认同和焦虑：大众社会中的个体存活》（伊利诺伊，1960），页493—506。有些训练方法要求士兵拷问犯人，其残暴程度是差不多的：施暴层级可能略有不同，但性质是完全一样的。性质一样（层级不同）的描述，见米克·海瑞特斯法特罗斯，“逼供：屈打成招一例”，《应用社会心理学报》，18卷13期（1988），页1107—1120及厄文·斯陶布，“拷问及其施行者的心理学和文化研究”，收彼德·苏德菲尔德（编），《心理学与严刑逼供》（纽约，1990），页49—76。第六章的中心人物美国陆军中尉威廉·卡利曾参与了美军在美莱［越南一村庄，1968年5月美军曾在这里屠杀平民500人，事发后曾以对游击队的大捷掩盖，一年后真相终于暴露，引起美国公众愤怒，加速了美军从越南的撤出——译注］的大屠杀，他是这样描述（佐治亚州）本宁要塞的军官学校是怎么训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