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部分：杀手养成杀手养成 4
尽管马歇尔实际采访的人没有他声称的多，而且受访士兵都否认曾被问到过开枪与否的问题，他的“数据”还是惊动了军方。军方既接受了马歇尔的结论，就不得不检讨训练中存在的问题。毕竟，这拨士兵按理不应是“懦夫”（他们呆在战场上不动是要被杀的，再说“消极作战人员”并不一定比他们积极的战友先开溜），他们只是不愿进攻罢了。陆军S.马歇尔上校，《人与火：未来战争指挥问题》（纽约，1947），页50，54—59及65。对马歇尔所用数据的评论，见唐纳德·格雷夫斯，“‘赤裸裸的事实一问即知’：二十世纪军事史家和战争叙事”，收戴维·查特兹、马尔克·米尔纳、J.威尔逊（编），《军事史和军人职业》（康涅狄格，1992），页49及罗杰·斯皮勒，“S.L.A.马歇尔统计出的开枪率”，《皇家整编军事学院院刊》，133期（1988年冬月）。马歇尔统计的失实直到1988年斯皮勒的文章发表才被揭露出来，但他的数据以后还是有人引用。很明显，这主要是因为统计数据和社会科学貌似权威，再有就是马歇尔惊人的结论，但还有部分原因是因为我们自己希望杀人没那么容易。
技术和人事
是什么导致他们不思进取呢？这个问题一个世纪来争论不休，但最重要的量纲无非有两个：一是技术，二是人事。有很多人支持这样一种观点，即新式武器的使用消弭了早先保证士兵打仗的因素。一战前，曾有评论员坚持战争是艺术而不是科学，例见陆军W.罗斯中校的评论，“纪律和士气”，《澳大利亚军报》，5卷（1914年4月），页274。不是完全没有道理。毕竟1914年前英美澳三国的机动车数量都不多，只有少数几架飞机，没有坦克，没有远程轰炸机，也没有榴霰弹。但这种情况不久就有了改变。现在的部队已不能以紧密队形向敌军进发：远程武器已经把两军分开，战场成了地球上最寂寥的地方，而且实战中也不怎么防守了。其结果杰克·邓莱普有讨论，“心理学家和冷战”，《美国心理学家杂志》，10期（1955），页108—109及陆军J.莱格特上尉，“战争中人的因素”，《澳大利亚陆军军报》，183期（1964年8月），页24。没过多久，战场在物理学家和工程人员的设计下已渐趋工业化，这时“人事”的重要性是提升而不是降低了。评论见海军杰克·邓莱普中校，“人的调整以适应机器”，《陆军战斗部队军报》，5卷3期（1954），页2；陆军A.格林中校，“军界变革”，《澳大利亚陆军军报》，61期（1954年6月），页6—7；韦尔纳·兰代克，“社会学研究和国防体制”，《社会学和社会研究》，26卷2期（1941年11—12月），页103—104；陆军J.兰特里少校，“人力因素之于战争的影响”，《澳大利亚陆军军报》，107期（1958年4月），页6；陆军S.莱格少将，“当兵的、搞科研的或社会名流”，《澳大利亚陆军军报》，65期（1954年10月），页6；陆军J.莱格特上尉，“战争中人的因素”，《澳大利亚陆军军报》，183期（1964年8月），页24；马修·李奇微上将，“人——最重要的武器”，《澳大利亚陆军军报》，79期（1955年12月），页17；厄文·施米格尔，“社会学在陆军中的地位”，《社会学和社会学研究》，26卷6期（1942年7—8月），页503。
远程武器的使用被马歇尔指为士兵消极懈怠的主要原因。初战后的士兵，反复向他倾诉自己“没看见任何人”，而且发觉自己在“和幻影作战”时不免“心慌意乱”。训练中他们见识的都是“有血有肉的人，是人就会有破绽”——他们没料到会遇上一群“似乎不存在”的敌人，太诡异了。他们甚至害怕因在看不见的（很可能就是不存在的）敌人身上浪费弹药而挨骂。他们越是感到孤立无援，就越迷惘，而其英勇作战的可能性也就越小。陆军S.马歇尔上校，《人与火：未来战争指挥问题》（纽约，1947），页44—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