坎坷的人生 1
纪念潘汉年同志①
①本文原载1982年11月23日《人民日报》，是中共中央为潘汉年平反昭雪、恢复名誉后，陈云要求夏衍写的，是国内首篇披露潘汉年光辉一生的文章。在收入本书时，编者对个别时间作了订正。
夏衍
27年的沉冤，终于平反昭雪了！这是值得我们引为鉴戒的历史教训。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所谓“潘汉年案件”在没有家属提出申诉的情况下，经过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历时一年五个月的认真复审，详细研究了原始资料，核对了中央档案馆和有关部门的历史记载、来往电报和大量的人证物证，得出的结果表明：原来认定潘汉年同志是“内奸”的结论，完全是诬陷不实之词。党中央于1982年9月1日，也正是伟大的中共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的日子发出通知①，正式为潘汉年同志恢复名誉。这是我们党一贯坚持的实事求是、有错必纠方针的胜利。这一决定再一次证明，我们党是伟大、光荣、正确的。
①中共中央于1982年8月23日发出《关于为潘汉年同志平反昭雪、恢复名誉的通知》。
潘汉年同志，江苏宜兴人。生于1906年。青少年时期就受到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的影响，1923年参加进步文艺运动，1924年加入郭沫若、成仿吾等同志领导的“创造社”，同年主编《洪水》等进步刊物，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他在南昌、武汉等地任《革命军日报》总编辑、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宣传科长。1927年大革命失败，他回到上海，参加了“创造社”同人编辑的文艺杂志《a11》①和主编了《幻洲》杂志。1928年，他调到党中央宣传部，负责文化、出版、文艺界的联络统战工作。
①当时“创造社”出版部的地址是宝山路三德里a11号，所以他们就用“a11”作为刊物的名字。
1924年，他在“创造社”出版部工作时期我认识了他，但在20年代后期，尽管我知道他在上海工作，却一直没有见面的机会。上了年纪的人都会知道，1927年到1929年冬，上海进步文艺界之间发生过一场剧烈的论战。不少现代文学史研究家都简单地把这场论战说成是“创造社”、“太阳社”同鲁迅先生及文学研究会之间的论争，其实，这之间也还有“创造社”和“太阳社”的论争，以及“创造社”的内部分裂。当时，我们党还在幼年时期，这场文艺论争开始的时候，正是工农红军在闽赣粤一带战事紧张的时候，也正是中央同“陈托取消派”斗争最剧烈的时刻，因此，文艺问题还排不上党的主要议事日程。所以在我记忆中，这场论争开始的时候，党没有进行干预和加强领导。直到1929年夏秋之交，在上海闸北区的二次支部会上，洪灵菲才告诉我们，说党中央已经决定，要党员作家和党外革命作家停止论争，“共同对敌”。这样，在中宣部的领导下，潘汉年同志写了第一篇缓和这场论争的文章。这就是1929年10月15日发表在《现代小说》三卷一期上的《文艺通信》。正和这之后一个时期一样，文艺与政治的关系、革命文艺家应该写哪些题材，一直是一个争议不休的问题，因此潘汉年同志在这篇文章中写了下面这一段话：
“与其把我们没有经验的生活来做普罗文学的题材，何如凭各自所身受与熟悉的一切事物来做题材呢？至于是不是普罗文学，不应当狭隘的只认定是否以普罗生活为题材而决定，应当就各种材料的作品所表示的观念形态是否属于无产阶级来决定。”
在这篇文章的最后，他还引用了李初梨同志发表在《创造月刊》二卷六期上的《普罗列塔利亚文学应该怎样防卫自己》的几句话来作结语，初梨的文章也是一个明显的转变：“……普罗列塔利亚文学的作家，应该把一切社会的生活现象，拉来放在他的批判的俎上，他不仅应该写工人农人，同时亦应该写资本家，小市民，地主豪绅”。
与此同时，潘汉年同志代表中宣部召开了一个包括“创造社”、“太阳社”、冯雪峰、我以及党外的郑伯奇同志等在内的座谈会，这是1929年10月中旬在北四川路的一家咖啡馆楼上召开的。潘汉年主持会议，传达了中央对这场论争的意见，认为主要的错误是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要求立即停止对鲁迅和茅盾的批评（茅盾当时还在日本，但“创造社”、“太阳社”对他的《从枯岭到东京》也批评得很厉害），同时还对自己的没有及时发现问题，作了自我批评。也就是在这次会议上，推定了包括鲁迅、郑伯奇在内的十二个人，作为“左联”的筹备工作人员。当郑伯奇问“鲁迅会不会同意参加”时，汉年同志说，中央已经有人和他谈过，他同意参加并赞同“左翼作家联盟”这个名字。这个十二个人的筹备会，每周召开一次，都由潘汉年同志主持。筹备会的任务是起草一个“左联”纲领，并分头征集会员，和拟出一个发起人名单。1980年3月，中国文联和中国作协举行“左联”成立50周年纪念活动，不少同志写了纪念和回忆文章，但是由于“潘汉年案件”正在开始复查，所以大部分文章都没有提到他的名字。我还看到过一篇文章，说领导筹备“左联”工作的是闸北区街道支部，这是不符事实的。从1929年9月起，散在闸北区各街道支部的文艺工作者的大部分人都已集中到“左联”筹备小组，而这个小组，从开始到“左联”、“社联”、“剧联”成立，一直是由潘汉年同志领导的。他是党中央直属的文化工作委员会（简称“文委”）的第一任书记，这一点，现今还健在的王学文、李一氓、李初梨、阳翰望、冯乃超等同志都会记得很清楚的。
从1929年秋到1931年夏，上海白色恐怖极端严重，汉年同志在这个情况下出生入死，写了不少文章（如1930年2月10日发表在《拓荒者》一卷二期上的《普罗文学运动与自我批判》等），做了大量工作，如支持郑伯奇、冯乃超、沈叶沉等组织了“上海艺术剧社”，出版了许多进步杂志。由于他的机智精干，受到领导上的重视，从1930年起，他还担负了“保卫自由反帝大同盟”［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和国际互济会［中国互济刽等方面的工作。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他在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工作过，所以他有许多当时的上层社会关系。有一次他去找杨杏佛，我问他什么时候认识的，他笑着说：“老交情了，上海三次武装起义前夕准备召开的上海市民大会，1519名主席团中，就有他的名字。”
1931年党的六届四中全会之后不久，他在当时“文总”的机关（南京路王兴记木器店楼上）向“文委”所属各联的党员作了全会决议的传达报告。这之后，冯雪峰同志接替了他的“文委”书记职务。我有半年多没有和他见面。大约在这一年深秋的一个晚上，他通过良友图书公司找我，见面之后，他就要了一辆出租汽车，开到法租界的薛华立路（现建国中路）的一家小洋房里，把我介绍给一位五十出头一点的绅士。他们似乎很熟脱，相互间没有什么寒暄客套。汉年同志一上来就说：“过几天后我要出远门了，什么时候回来也难说，所以……”他指着我说：“今后由他和您单线联系，他姓沈，是稳当可靠的。”这位老先生和我握了握手。潘又补充了一句：“他比我大六七岁，我们是老朋友。”他们随便地谈了一阵，讲的内容，特别是涉及到的人的名字我全不了解。临别的时候，这位老先生把一盒雪茄烟交给了他，潘收下后连谢谢这句也不说，我也猜到这不是什么临别的礼品了。出了门，他才告诉我：“这是一位知名人物，秘密党员，一直是我和他单线联系的，他会告诉我们许多有用的事情，你绝对不能对他怠慢。”停了一会，又说：“这座洋房是杜月笙的，安南巡捕不敢碰，所以你在紧急危险的时候可以到这儿来避难。”这之后，我和潘汉年同志阔别了五年，直到抗战前夕才再次会面。他给我介绍的那位老先生，开头我连他姓什么也不知道，大约来往了半年之后，他才坦然地告诉我：“我叫杨皙子，杨度。”这一下可真的使我大吃一惊。关于这件事，1978年8月我写了一篇《杨度同志二三事》（见1978年9月6日《人民日报》副刊），其中有几句话：“到上海后，他（杨）加入了‘中国互济会’，捐助了一笔可观的经费。经过一段时间的考察，经人介绍，他申请入党，经周恩来同志批准，成为中国共产党的秘密党员。”“经人介绍”的这个人，就是潘汉年，我当时不便写。
二十年代他在“创造社”时，干的是捆书籍、跑印刷厂、邮政局之类的事务性工作，大家叫他“小伙计”。到三十年代，他已经可以和杨杏佛、杨度这样的名人打交道了，不知哪一个人给他取了一个代号叫“小开”。“小开”上海话是小老板的意思。
这之后他到了中央苏区，先后任江西苏区党的中央局宣传部长，赣南省委宣传部长。1934年他作为中央苏维埃政府和工农红军的代表，去福建和蔡廷锴、蒋光鼐领导的十九路军谈判，签订了停战抗日协定。1934年底他参加了长征，任总政治部宣传部部长。遵义会议后，为了向共产国际报告中国情况，中央派他和另一位领导同志化装经上海、海参崴去苏联。1935年7月共产国际“七大”之后，中共中央和红军发表了《八一宣言》，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又派他回国，到南京和国民党谈判停止内战，合作抗日。整个谈判中，他坚持原则，维护了党和红军的利益与尊严，谈判未成，他返回延安。1936年“西安事变”后，再次由党中央任命他为中共正式谈判代表，到南京和国民党谈判第二次国共合作问题。我再一次遇见他，正是“七-七”和“八-一三”之间的1937年7月中旬。当时，文艺界的两个口号的论争已成尾声，但是，由于1933年到1935年这三年中的白色恐怖严重，特别是李竹声、盛忠亮的叛变，上海和大江南北的党组织遭到了连续不断的破坏，以致中央机关、电台、工会、共青团、文委（包括各联盟）等等保存下来而在抗日救亡高潮中分散作战的党员，由于他的到来，才得到联系和团结。他熟悉上海敌我友三方的情况和各方面的人事关系，经他和李克农同志建议，经周恩来同志批准，一方面把可以公开或半公开活动的党员与必须长期隐蔽的地下组织严格分开；另一方面，利用第二次国共合作才开始的时机，和“救国会”、“各界救亡协会”等爱国团体以及国民党人合作，放手组织公开合法的救亡队伍（如“战地服务队”、“救亡演剧队”）转入内地和前线工作。同时，把经过长期谈判才获得释放的“政治犯”安排工作或送往延安。大约是1937年9月下旬，潘汉年被任命为第十八集团军（即八路军）驻沪办事处主任。他就运用这个身份应陈诚、张发奎、罗卓英①的要求，把由革命青年组成的三个战地服务队派进国民党的军队，担任宣传、组织、救护工作。这时，郭沫若同志已经由日本秘密回到上海，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决定出一张小报，国民党政府却迟迟不予批准。最后，还是汉年同志和郭老直接和潘公展会谈，勉勉强强决定了国共双方各出开办费500元，出版了以郭沫若为社长的“上海救亡协会”机关报《救亡日报》。这一段时期，他在上海耽了不到五个月（他是在上海沦陷后，于12月下旬和我同船到香港的）。他在这时期做了大量工作，真可以说夜以继日、废寝忘食。同时，他还和宋庆龄、马相伯、沈钧儒、邹韬奋、史良、沙千里等爱国民主人士建立了亲密真诚的“心心相印”的关系（“我们和你们之间是心心相印的关系”这句话，是沈钧儒先生代表“七君子”向潘汉年、刘少文②同志说的）。
①“八-一三”抗战开始时，陈诚、张发奎、罗卓英是淞沪前线三个兵团的指挥。
②刘少文，当时任十八集团军（即八路军）驻沪办事处秘书长．
抗日战争时期他除了两次回延安（其中一次是1945年参加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之外，大部分时间是在上海、香港等地进行对敌的隐蔽斗争和开展港澳同胞和海外侨胞的统战工作。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夕，他利用各种社会关系，取得了日伪军事动向的重要战略情报。由于他在1939年就建立了一条从上海到淮南、苏北解放区的地下交通线，因此在“皖南事变”以及历次环境恶化的时刻，保证了上海和解放区的人员和物资的交通（邹韬奋同志病危的时候，就是经过这条交通线送到上海就医的）。
特别使我难忘的是1948年以后，解放战争迅猛发展，国民党统治即将覆灭的那两年时间，时局瞬息万变，工作十分紧张，、正在这个时候，民盟、民革、民进等民主党派都要在香港召开代表大会；刘长胜、刘宁一等同志要在香港培训工会干部；东北解放区领导机关不断派人和来电要在港澳和海外聘请内外科医生；更重要的是，为了筹备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大批民主党派领导人、工商业家、文化界人士，都要从西南、西北、华中、上海等地转到香港，再由我们租船把他们送往青岛、大沽、大连，然后到河北省平山集合。单是护送民主人士去华北这一件事，就历时一年多（从1948年到1949年3月），据不完全的估计，路经香港坐船到解放区的知名人士——如沈钧儒、黄炎培、马寅初、郭沫若、马叙伦、沈雁冰、叶圣陶，还有许多作家、演员，一位起义的国民党军长、一位西北军的代表，最少也有350人以上。当时东北和华北一部分已经解放，所以我们可以租用外籍轮船开往东北，运出大豆、人参、药材、土产……在港澳市场卖出，然后买进解放区急需的西药、纸张、五金运回东北，也就趁此机会，让民主人士搭船北上。据我回忆，开始几次，国民党特务和港英当局似乎没有察觉。但是不久，当他们嗅到风声之后，就警戒森严，多方阻挠。这件事，用现在的话说，完全是由汉年同志“牵头”的，事无巨细，从要到华北去参加新政协的人士们自内地到香港起，欢迎、宴请、商谈、帮助他们安顿家务，一直到妥善地送他们上船为止，他无时无刻不为这些事操心。当时，方方、尹林平同志已经回到东江根据地，章汉夫已经调往刚解放的天津工作，剩下来的除了许涤新、饶彰风、乔冠华和我之外，连平时搞文艺、跑新闻、管经济的同志，也调来当旅馆经理、码头接送人员和勤杂人员了。特别是一张小报透露了李济深先生即将北上的消息之后，形势就格外紧张了。那个时候，五角大楼和唐宁街的决策人物，始终抱着一个“划江而治”的幻想，加上当时在南京当权的桂系集团也还在徘徊不定，因此，他们认为把李济深先生扣住在香港，还不失为一个重要的筹码。尽管李先生那时已下定了决心，用闭门谢客的形式来麻痹他们，但是李先生如何才能出走，倒真的成了汉年同志伤脑筋的问题。他办事稳，抓得细。租哪一家公司的船？船长、大副、二副对我们的态度如何？这一条船上有哪些人同行？有几个人认识李任公？人们带的行李有多少，万一要检查时会出什么问题？等等，他都缜密地考虑。在他确定了最保险的方案之后，再商定实际陪李先生出门、住旅馆、搬行李、乃至保卫、放风，随时向他报告消息的人选。他、饶彰风和我三个人在一家旅馆守着一架电话机听消息，直到听到“船开了，货放在大副房间里，英姑娘没有来送行”这个谜语一般的电话，才松了一口气。计划完全成功，李先生走了三天之后，报上才见消息，而这时他已经过了台湾海峡了。事后有人开玩笑说，这样于是会短寿的，他却笑着回答：“这时候睡不着觉的不是我们，南京、上海、华盛顿的人才难受呢！”假如一个人做的工作量可以用时间来折算的话，那么，这两年他大概做了四年或者五年的工作。1948年冬，大局已定，蒋介石政府眼看要垮台了，于是各方人物（包括外国人）又蜂拥地要来向我们摸底，拉关系。大人物不必说了，连在内地有点工厂和房产的人，也要来了解共产党的政策。给他们看“文件”不行，一定要见人，见人，则最好是见潘汉年。像“两航起义”之类的事，他都管过、谈过，我不-一细说了。请问：在这样一个两军对阵的决胜关头，潘汉年同志究竟为哪一方面干了工作？冒险拚死，为了哪一边？把潘汉年咬成“内奸”的人也实在太蠢了！一年多的时间内，向解放区送走了上百位民主党派负责人，能是“内奸”干的事吗？假若是“内奸”，那么只要向他的主子放一次风，整个事情不就完全变样了么？潘汉年和董慧同志没有儿女，但是他有无数个和他一起冒着生命危险一起为党、为人民工作过来的战友。“潘案”发生，受株连的人不少，在“文革”之前，就有人向中央写信表示怀疑。当然，在那个时期，在“左”风全盛的时候，不仅“下情不能上达”，连有关部门也不能做出实事求是的复查、重审的。但是“潘案”的复查，终于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实现了！从这点也可以看出三中全会的伟大意义。我们党的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传统，终于得到了恢复。潘汉年和董慧同志早在5年前去世了，我们这些无神论者不相信有什么“地下”或“九泉”，党给他们恢复了名誉，他们是不会知道了，但是，被株连的（死了的和活着的）得到了昭雪平反，潘汉年这个名字，他对党的一片丹心，终于可以写入青史，令人长久垂念了！
从1955年到现在，时间已经过了27年。国共两党分裂、合作、再分裂，“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之类的斗争，在青年人心中已经是属于早已过去的事了。潘汉年同志就是在那种特定的环境下，在最前沿的阵地上，忠心耿耿地为党工作了几十年的好党员。他冒过无数次危险，他见过许多大场面，他的“案子”来得那样突然，问题又那样严重，于是，这些年来，爱讲闲话的人就给他编造了许多奇奇怪怪的传说。凡是侦探小说、推理小说中可以用得上的情节，都可以加在他的身上。我还不止一次听到有人说他是个“放荡不羁”、“神出鬼没”的人物。现在，真相大白，本来面目得以恢复，我们和他一起工作过的人可以负责地说，他是一个对党忠诚，勇于负责，平易近人，而且是严守纪律、不自居功的优秀共产党员。我曾问过他，他要我和杨度联系那一次，为什么连姓名也不告诉我？他说：“这是纪律。”我说他见过大场面，如参加过长征，遵义会议后去过莫斯科，1936年到南京谈判住在宋子文公馆，蒋介石在西安被扣后宋美龄找他谈话……这一类“可资谈助”的事，连对我这样的“老搭档”（这是“文革”中一份杂志给我加上的罪名）也是严守秘密的。我知道这些事，还是在1951年陈毅同志和汉年同志约宋之的和我谈文艺工作那一次，经过宋之的的“穷追”才透露了一点的。我记得清楚，当我们要他多讲一点的时候，他用上海话说：“吹捧自己的人顶着底。”（“着底”是上海话下流的意思）
现在是20世纪的80年代，我们党已经开始了历史性的转变。党的十二大报告中的一段话我一直牢记在心头：“我们在思想上坚决冲破长期存在的教条主义和个人崇拜的严重束缚，重新确立马克思主义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使各个工作领域获得了生气勃勃的创造力量。”记住过去的教训，引为鉴戒，实事求是，埋头苦干，这就是产生生气勃勃的创造力量的保证。
要知松高洁待到雪化时①
①本文原载1982年12月10日《解放日报》。收入本书时，作者作了修订，并增加了第3部分。
王尧山
潘汉年同志是我们党的一位很老的党员，在党内外历任许多重要领导职务。他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忠实执行并多次出色地完成党交给的任务，对党的文化工作、统一战线工作，特别是在开展对敌隐蔽斗争和保卫工作方面，曾经作出了重要的贡献，有很大的功劳。
我是在1936年至1942年间和汉年同志在上海一起工作的。1942年秋，中央决定中共江苏省委委员全部撤退到新四军军部。汉年同志为了确保刘晓同志和我的安全，亲自安排并亲自护送我们从上海到苏北新四军根据地。1942年至1944年我和他在中共中央华中局工作，他那时任华中局社会部部长。上海解放后，又和他在一起工作，直至1955年他被审查为止。此后信息全无。想不到从此就生死永别，成为不可弥补的损失。
一
潘汉年同志为创立左翼文化运动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早在1925、1926年前后，他参加郭沫若、成仿吾等同志在上海建立的左翼文化团体“创造社”，积极编辑、出版进步书刊，为开拓新文化阵地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以后，我们党被迫转入地下，汉年同志继续坚持革命文化活动，同国民党文化围剿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因而促成了白区以鲁迅为旗手的左翼革命文化阵营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粉碎了国民党的反革命文化围剿，扩大了无产阶级文化的影响，加强了党对文化运动中的领导作用。1929、1930年前后，他任党中央宣传部文化工作委员会（简称“文委”）书记，发表题为《普罗文学运动与自我批判》等署名文章，扭转了当时党内在文艺工作方面的缺点，使左翼文化运动得到进一步的发展。特别是汉年同志代表党团结新文化运动的旗手鲁迅先生，与鲁迅等联名发起建立中国左翼作家联盟。这是中国左翼文化运动史上一个重大事件和贡献。汉年同志既尊重鲁迅，又善于团结鲁迅。对鲁迅先生在新文化运动中的作用，有充分的、高度的评价。随后，又把各左翼文化团体组织起来，成立了“左翼文化总同盟”。他在这些左翼组织中，担任了中共党组书记。在他的领导下，使新文化运动坚持了党的领导和正确方向，因而扩大了党对进步文化界的影响，促进和推动了革命文艺运动的蓬勃发展。这和汉年同志的一系列活动是分不开的。他在1951年10月19日发表在《解放日报》上的《鲁迅杂文的斗争性》一文中，就明确指出首先应从政治上认识鲁迅的杂文风格。他完全赞成冯雪峰同志对鲁迅的评价：“把政论化成为诗而又丝毫也不减弱思想的深广性和政论的尖锐性与直接性的，却是无论在中国文学史上，在世界文学史上，简直空前的新的创造。”在文章中，他更明确指出鲁迅先生的伟大，就是由于“他是坚持劳动人民大众的立场”。从这一点，也就表明了汉年同志本人所坚持的无产阶级立场。文章中还有一段说明汉年同志对鲁迅先生深透的认识和高度的评价：“鲁迅主张打‘落水狗’的言论，是早在1925年发表的。这正当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高潮中，表示这种对敌斗争必须坚决彻底，反对任何麻痹倾向与自由主义，是如此坚定不移，是多么可贵的空谷足音。可惜一直到左联成立之前，没有被‘左翼’文坛所认识。说明那时‘左翼’文坛不仅马列主义理论基础薄弱的可怜，而且是如何粗心浮躁，好长一个时间把鲁迅当作斗争对象，当时身历其境的文化工作者（如我自己），今天认真学习与研究鲁迅的思想，进行检讨，提高认识，是有重大意义的。”可惜，汉年同志对鲁迅先生所做的大量工作，到现在还找不到史料。但仅从以上所举的这些评价中，也可以看到当时他是多么深刻的理解鲁迅，多么充分的评价鲁迅在新文化运动中的政治作用和艺术作用，以及他又是如何虚心地抓住了一度对待鲁迅的错误倾向，既严格要求自己，又严格要求别人。
1933年夏，汉年同志到江西苏区，先后任江西苏区党中央宣传部长和赣南省委宣传部长。1934年底，汉年同志参加红军长征，任总政治部宣传部长兼地方工作部长。对革命根据地的文化宣传工作的发展，对红军中的宣传工作，也都作出了贡献。他既有白区文化运动的丰富经验，又有苏区和红军中政治思想和宣传鼓动工作的经验。在这方面，可说是全才。
直到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汉年同志又公开投入到上海文化界的抗日救亡活动中去，成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一位促成者。虽然他没有文艺创作，但他的短篇政论文章在当时是起了指导作用的。
汉年同志在文化运动方面丰硕的成果，是应该加以重视并应载入新文化运动史册的。同时，汉年同志在文化运动中丰富的经验，也是应该向他学习的。我认为，他在文化运动中的主要经验有如下几点：
1、立场鲜明。在20年代，汉年同志已经有坚定的无产阶级的立场。而且从这个立场出发，完成党所交给他的任务，出色地领导上海的新文化运动。他在不同时期，毫不动摇地把矛头针对主要敌人，敌友分明，打击了敌人，壮大了革命队伍。
2、他善于团结、争取朋友和同路人，扩大新文化运动的实力。
3、他有组织才能，善于运用各种形式的组织，特别是利用合法和非法相结合的组织形式，以领导运动，推动运动二如从组织“左联”、“社联”、“剧联”、“美联’等“八大联”，直到组织文化总同盟。他善于以左翼文化团体为核心，来争取公开的文化活动。他从上海建立文化团体，到推动其他省市建立革命文化团体。
4、他始终掌握文化为政治服务的原则，而又注意发扬文化艺术的特点和作用。特别是他坚决服从党的领导，坚决把党的方针、政策和任务，贯彻到文化工作中去。这样，在苏区红军粉碎了蒋介石的武装“围剿”的同时，在白区以鲁迅为首的普罗文化战线，也粉碎了蒋介石的文化“围剿”。
二
汉年同志对统一战线工作，也作出了重要的、出色的贡献。
1934年前后，他两次作为中央苏维埃政府和工农红军的代表，分别去福建与蔡廷锴领导的十九路军谈判并签订停战抗日协定；去广东与国民党的广东省政府主席陈济棠的代表进行停战谈判，为我党与国民党内的地方实力派建立反蒋抗日统一战线起了重要作用。遵义会议以后不久，他被党中央派往国外做联络工作。1936年，抗日战争爆发以前，党中央正式任命他为我党与国民党当局谈判停止内战、合作抗日的代表。在整个谈判过程中，他坚定地执行党中央的谈判方针，据理力争，为维护党和红军的利益，为维护国家和民族的利益，为争取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作出了贡献。在此期间，他还代表党，在上海与积极支持革命的宋庆龄同志建立联系，取得了宋庆龄同志对我党工作的配合和协助。
抗日战争初期，汉年同志任八路军驻上海办事处主任，党给他的主要任务之一是在上海广泛开展抗日统一战线。他以八路军办事处的名义，展开了极为广泛、极为困难而又极为复杂的统一战线工作。他把主要的争取对象放在上层知识分子、民族资产阶级，以及进步的民主党派，还有许多实力派和著名人士上，力争他们坚决站到抗日战线方面来。如著名的救国会领袖沈钧儒、邹韬奋、史良、沙千里等“七君子”，就是汉年同志做大量工作的对象。当时，上海救亡运动蓬勃开展，救亡组织迅猛发展，坚持抗日，反对内战的运动推动了广大群众投入到抗日的前后方，沉重地打击了国民党顽固派对内内战、对日投降的反动气焰。这些贡献，都是与汉年同志辛勤努力的工作分不开的。据我所知，他那时把大量来自敌人方面的情报，来自国民党当局的动态，来自各界人士的反映、情绪和问题，都及时报告延安党中央，并根据党中央的指示和具体决定，用公开的、秘密的、文字的、口头的方式广泛展开宣传，逐步推动工作的开展。当时，日本特务、国民党特务在上海非常嚣张和阴险毒辣，而汉年同志却毫不畏惧，充分利用各种条件，灵活地、不倦地进行工作，推动统一战线的壮大和发展。他有一套对付敌人的高明的办法，既使敌人无法迫害他，又使敌人无法破坏革命组织。
由于党的方针、政策的正确，由于汉年同志正确地贯彻执行党的方针、政策，以及上海地下党广大党员，广大工人、青年、妇女和各界人士为民族解放而努力奋斗，上下配合，团结一致，冲破黑暗，迎来了胜利的曙光。
全国即将解放，党中央发出召开新政治协商会议的号召，汉年同志又为这次会议的召开作出了突出的贡献。当时，国民党特务云集香港，港英当局警戒森严，极力阻挠、破坏我们党所决定召开的这次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会议，妄图破坏在港的大批著名民主人士赴会。就在这样艰难的情况下，汉年同志负责安排李济深、沈钧儒、黄炎培、马寅初、马叙伦、郭沫若、沈雁冰等秘密离开香港，转到了东北、华北解放区。他努力完成党交给的任务，保证了全体人员的安全到达。
从汉年同志进行的统战工作中，我觉得应该着童学习：
1、他坚定地贯彻党在各个时期统一战线的方针、政策和目的要求，从实际情况出发，出色地作出工作成绩。
2、既有原则性，又有灵活性。他根据各个时期的具体情况、具体对象，采取灵活多样而又行之有效的形式和方法，开展工作，出色地完成党的任务。
3、他在敌强我弱、力量悬殊的条件下，在险恶困难的环境中，在喘不过气来的白色恐怖的笼罩下，不顾个人安危，为民族的生死存亡而英勇地奋战。他敌、我、友分明，凡是与他接触、交往过的进步人士，不仅对他信任、推心置腹，而且尊敬他。
4、他严守党的纪律，虚心接受批评。在待人接物上，对党外人士，对党员干部都是关心备至；在工作上，既有严格的要求，又有具体的指导。
三
汉年同志对抗战时期的中共江苏省委的工作也很有贡献。
全面抗战爆发前后，汉年同志在负责上层统战及二＆工作的同时，根据中央指示，还参与了上海党组织的恢复重建工作。1936年10月中共中央驻上海办事处成立后，他与冯雪峰一起对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上海地下党各系统遗留下来的党组织进行了整理，并与一些被捕出狱及失去组织关系的同志取得联系，经过审查，对这些同志作出初步结论，根据不同的情况，分别对这批同志进行了安排：一部分介绍去延安以及武汉、重庆从事公开工作；一部分分配去搞情报工作；一部分有条件留在上海搞地下工作的，便转到中共（上海）临时工作委员会，在三人小组的领导之下工作。
1937年6月刘晓奉命到上海负责上海党的恢复重建工作后，三人小组下的关系全部交给了刘晓，并明确今后由潘汉年搞公开工作，刘晓负责秘密工作。为此，潘汉年、刘晓、冯雪峰和我还专门开会研究了工作交接问题。这以后，上海党与潘汉年的联系由刘晓直接负责。潘、刘两人联系的方法主要是通过内部政治交通。当时刘晓方面主要派张毅去接送情报，潘汉年方面也有交通。有时，潘汉年和刘晓也利用各种场合碰头。
1937年、11月中共江苏省委建立后，为防止被破坏，没有设置电台，省委与中央的联系主要依靠政治交通，有时遇到急件就通过潘汉年的电台转发。同样，中央给上海的指示有时也是通过潘汉年转过来的。抗战时期潘汉年与刘晓联系后，刘晓传达给我们的各种情况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内容：1、中央给上海的指示；2、上海与上海周围的敌情；3、通过特科搞到的敌、我、友情况。其中最重要的是中央指示。
四
汉年同志在开展保卫工作、对敌隐蔽斗争中，也有过很多的贡献。
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汉年同志大部分时间是领导华中地区以及上海的保卫工作和对敌隐蔽斗争。他在白色恐怖的环境下，与魔鬼打交道。他是置生死于度外，抱着“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的精神，同敌人开展合法与非法相结合、公开与秘密相结合的斗争，特别是能避免长期以来“左”的错误做法，使保卫工作、对敌隐蔽斗争能够长期坚持下来，直到全国的解放。仅这一点，就可以证明汉年同志如何正确执行党中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我们特别应学习汉年同志采取“孙行者钻进铁扇公主肚子”的战术，使敌暗我明，敌乱我稳。汉年同志这方面的大量工作，对党在政治上、军事上以及其他方面战胜敌人，都起了一定的作用，其功绩应有充分的评价。国民党的中国、中央两家航空公司在香港的员工带12架飞机起义等，是汉年同志直接筹划成功的，就是一例。
上海解放以后，汉年同志先后担任中共中央华东局和中共上海市委社会部长、统战部长，上海市委常委、副书记、第三书记，上海市副市长兼市人民政府中共党组书记，主持日常市政工作。他积极协助陈毅同志，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领导上海人民战胜了美蒋封锁，沉重打击了敌特分子和其他敌对分子的破坏捣乱，遵照党的方针、政策，正确地开展了“三反”、“五反”斗争，为恢复和发展生产，改造旧上海，做了大量工作。
汉年同志还有许多值得我们学习的优点。我认为，我们应该学习他对党的无限忠诚，党叫他做啥，他全无二话，立刻接受任务，不顾个人安危，出生入死地完成任务。我们应该学习’上“出污泥而不染”的“慎独”品质。汉年同志在解放前大部分时间是在上海、香港等地充满白色恐怖和“花花世界”的环境中独立工作，但是他在生活方式上除由于工作的需要是“上等人”的打扮外，始终保持着无产阶级先锋战士的本质。我们应该学习他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灵活地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他在工作中有许多创造性的工作方式和方法，都是值得我们总结和发扬的。我们还应该学习他为人正直，谦虚谨慎，态度和蔼，平易近人，善于团结同志，团结和尊重党外人士，合作共事的优良品格和作风。
汉年同志曾是陈毅同志的助手和战友，我就以陈毅同志的遗诗来悼念他，歌颂他：
大雪压青松，
青松挺且直。
要知松高洁，
待到雪化时。
党人魂——记潘汉年①
①本文原载1988年第12期、1989年第1期《上海滩》。收入本书时已经作者删改。
陈修良
潘汉年同志的一生，被蒙上神秘的色彩，像一个传奇式的英雄人物。
记得夏衍同志说过，很多年前，就有人为他编造了许多奇奇怪怪的传说，甚至侦探小说、推理小说中可以用得上的情节，都可以加在他的身上。有人还把他说成“放荡不羁”、“神出鬼没”的人物。但我们这些和他一起工作过的老同志可以负责地说，他是一个对党无比忠诚、才华横溢、胆识超群、特别能战斗的优秀共产党员，为党和人民的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
但，就是这样一位卓越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却于1955年4月3日突遭秘密逮捕。昨天还是上海市委第三书记、常务副市长，为刚落成的中苏友好大厦剪彩，转眼忽然成为“潘汉年、扬帆反革命集团”的首犯，变成无产阶级专政的阶下囚，并被冠以“叛徒、内奸、特务、反革命分子”等吓人的罪名。到了1955年7月18日，上海的《解放日报》忽然发表社论，又把潘汉年与胡风捆在一起。这篇社论的惊人之笔是：“在揭露胡风反革命集团以后，党曾提出，钻到我们党内的绝不限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一些人，还有其他反革命分子、阴谋家、阶级异己分子等。已逮捕的反革命分子潘汉年，就是其中的一个。我们要求严惩罪大恶极的反革命分子潘汉年、胡风……”
更令人费解的是，又传出潘汉年与“高、饶反党联盟”有关系。但潘汉年到底犯了什么罪？谁也不了解，谁也不敢问。从此，这个全上海家喻户晓的名字从中国的政治舞台上消失了，谁也不知道他的生与死。1977年，他默默地病死湖南的时候，妻子为他立的墓碑上也还是不能镌刻上潘汉年的名字。1982年8月，党中央宣布给潘汉年同志平反昭雪，人们才略知这是一起大冤案，但对他的许多功绩，现在知道的人恐怕不多了，更何况他的革命工作长期处在极其复杂的时代和极端秘密的环境中，他自己又严守纪律、不居功，极为谦虚，也不容许与人道及，因而他那不平凡的一生，当年就很少为党内外所了解。因此，我的心情很不平静，总觉得要写一些什么来安慰这位中华民族的精英。
“走上新路”之前
1906年1月12日，潘汉年出生于江苏宜兴县陆平（陆林）村。曾祖父潘理卿是清嘉庆年间的举人，祖父潘元燮是清咸丰九年的举人，父亲潘宰华，清光绪年间的秀才。虽然世代书香，但因不去做官，只在家里务农、做塾师，所谓“耕读传家”，自然成为破落户。但潘莘华不是老冬烘，思想毫不保守，1911年辛亥革命后曾被选为宜兴县议员。后来年仅19岁的潘汉年在上海入了党，回到家乡传播革命火种，潘汉年的族兄在大革命时在陆平为首成立农民协会，搞宜兴农民暴动，潘宰华都积极支持。当时，仅陆平一村，中共党员、团员就有十几个，而潘家除潘汉年兄弟外，尚有堂兄潘梓年也是大革命时期宜兴暴动的领导人之一。从中可以看出这位陆平老塾师的政治态度。1928年潘莘华病逝，临终遗言是：“汉儿等走上新路，吾心甚慰，务必谨慎从事。”由此可见，潘汉年有一个不同凡响的父亲。
在兄弟中，潘汉年排行第三（因此他后来曾用过“水番三郎”这一笔名），从小聪敏过人，为长辈所钟爱。民国初年，他就读于宜兴官林的凌霞学堂。1919年夏，考入和桥的彭城中学堂，后因病辍学，协助父亲创办陆平高等小学堂。病愈之后，1921年进武进延陵公学学习。此时的他，爱好文学、外语，特别是戏剧，十五六岁的小青年，就自编自演反映民生疾苦的戏剧。他扮演过贫苦人民反抗恶势力的角色，使观众为之动容。后来终因家贫，只得离校去宜兴励进社小学任教，在那里他团结了一批进步教师，反对县教育局局长重用的土豪劣绅把持教育界，批评反动人士的不良行为，被宜兴县政府非法拘捕，关押牢中。后经其父聘请律师出面辩护，方始恢复自由。1924年，他又到和桥镇任养初小学教员，宣传进步思想。为了打下扎实的国学根底，这年秋天他还进无锡唐文治先生创办的国学专修馆学习。这时，大革命的号角已经吹响，“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影响深入青年学生心中，潘汉年终于不能满足于对中国古文的研究，又拿起笔来创作语体诗文。
革命形势激荡，大变革近在眼前。敏感的潘汉年不能再安心地留在思想闭塞的乡镇当小学教员了，他需要到更广阔的天地间去驰骋。1925年初，他离开故乡，进入中国最大的城市上海，从此开辟了新的人生道路。
创造社的“小伙计”
19岁的潘汉年来到大上海以前，已在上海《时事新报-学灯》上发表过诗《不敢》、杂文《可怕的路人》、《武人的枪》等作品，他的文名已被上海文化界所注目。1925年初抵沪后，他即被聘为上海中华书局《小朋友》杂志的编辑。在投入文化工作的同时，他又迅速投身于使热血青年沸腾的政治洪流之中。
当时正值国共两党合作开始，大量共产党员加入了国民党，潘汉年也参加了革命的国民党。
“五卅”运动中，潘汉年置身于愤怒的示威行列，写出了热情洋溢的檄文。1925年秋，他毅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打这以后，他发表于《语丝》的《苦哇鸟的故事》，说明他的思想已体现革命者的自觉。
创造社的郭沫若、成仿吾、朱镜我等人发现了这个后生，邀请他参加创造社出版部工作。1926年4月，由他提议并主编的《a11》周刊出版，发刊词和第一期编后记就出自潘汉年之手。
说起这个《a11》周刊得名的由来，还有一段值得纪念的情节。原来，上海闸北宝山路上有个“三德里”。“五卅”运动以后不久，创造社出版部就设在三德里a11号。在这个机关里有几个小伙计，他们是：周全平、柯仲平、叶灵凤、潘汉年、周毓英等人。这些风华正茂的青年人既当编辑，也管门市部的买卖。校对、捆书、打包、跑邮局、招呼客人，什么都干，“小伙计”由此得名。
后来，潘汉年又和叶灵凤合伙办了个小小的半月刊《幻洲》，这本46开本的刊物分两部分，上半部叫“象牙之塔”，登文艺作品，叶灵凤负责编辑；下半部叫“十字街头”，潘汉年主编，专刊杂文。潘与叶两人合住在霞飞路（今淮海中路）上一家皮鞋店楼上，这里既是宿舍，又是《幻洲》编辑部。霞飞路当时已相当热闹，所以他们住处的窗外车声不绝于耳，因此，潘汉年戏称这个房间叫“听车楼”。于是有些文章就以“听车楼主”的笔名发表。说起笔名，除前面提到过的“水番三郎”外，我们知道的就有“泼皮”、“严灵”、“汗牛”等五六个。那么，他何以不断更换笔名呢？除了斗争的需要外，还因为他的多产。有时，半部《幻洲》的杂文他一个人包了。他擅长讽刺，嬉笑怒骂皆成文章，骂吴稚晖，骂左舜生，攻胡适，骂得痛快，攻得犀利，大家爱看。潘汉年的杂文一扫当时无聊文人的颓废气氛，反对“为文学而文学”的虚无主义思想，在当时的文学青年中留下了深刻的影响。
由于以后潘汉年主要从事在特定环境下严酷的政治斗争，文学创作已无暇顾及，除以后在1928年还出过一本名为《离婚》的小说集以外，没有其它单行本问世。应该承认，他在文学创作上的成就不大，但他在国民党文化“围剿”时期代表党对左翼文化界的领导却成绩卓著，功不可没，令人遗憾的是，现代文学史著述中往往无视潘汉年的辉煌劳绩。
“小开”主持“文委”
1927年初，当时任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南昌政治部主任（政治工作的范围为国民革命军第二军、第三军、第六军及江西的地方工作）的郭沫若，曾邀请潘汉年去南昌担任《革命军日报》总编辑，兼政治部宣传科长。《革命军日报》是一份军队报纸，潘汉年接手后，办得严肃而富有生气。随着北伐形势的发展，二个月后，潘汉年奉命率领部分同志回上海。到上海的第二天，“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就发生了。在紧张的气氛中，他奉命匆匆到武汉总政治部报到，被分配在总政宣传部宣传科工作。武汉“分共”①后，他先随郭沫若等到九江张发奎部工作。“八一”南昌起义前夕，他又奉命撤出张部，到上海向党中央报到。
①1927年7月15日，汪精卫在武汉召开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扩大会议，正式同共产党决裂。第一次国共合作全面破裂。
经过这大半年革命斗争的洗礼，潘汉年重返沪上时已相当成熟了。1928年夏，中共江苏省委书记李富春，在南昌时就相当欣赏潘的才华，决定调潘担任上海文化工作党组的书记（这年冬天，这个组织改属党中央宣传部领导。1929年，在中宣部下成立文化工作委员会，潘出任书记）。他的任务是把上海的左翼作家组织起来，反对国民党的“文化围剿”；与此同时，也要解决左翼文化人内部的教条主义、关门主义倾向。潘汉年不愧是组织工作的干才，当时上海的文化界何等复杂，他自己20刚过，在文化人中最多是小有名气，但就是他，依靠党的威望，使出自己的浑身解数，缜密安排，忘我工作，短短一二年内，“左翼作家联盟”、“社会科学家联盟”乃至“剧联”等组织，相继成立，开展活动。他作为“左翼文化总同盟”的中共党组书记统一领导这些社团，俨然帅才。后来，这些组织还发展到天津、北平、广州、成都等地。在艰难的岁月中，能够组织起这样多的革命文化团体，实在是惊人的创举。
大革命前，他只是个初露头角的小伙计，此时，他已能自如地周旋于上海文化界的名人之间，自信地开展工作了。由于工作需要，他西装革履，风度翩翩，不知哪个人给他取了个“小开”的代号，此后，同志们当面和背后，都称他“小开”。年轻的“小开”，领导人才荟萃的上海左翼文化界，开创了30年代初上海滩进步文化百花齐放的局面。这段历史实在很值得回味。
潘汉年的工作千头万绪，但他还是能腾出手来和叶灵凤合编《现代小说》月刊，他还经由现代书局、联合书店出版、重版了郭沫若的许多著作。其时，也还没有扔掉做文化工作的本行。
1930年2月，潘汉年主持“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的工作，鲁迅也作为这一统一战线组织的发起人参加工作。这一年3月2日，成立了“左翼作家联盟”。必须强调的是，鲁迅对于潘汉年曾不无误解，把他看作是“唇红齿白”的“洋场恶少”。站在创造社的立场，潘也曾感到鲁迅不无偏激。但是他首先打破门户之见。他深入地做了创造社、太阳社朋友们的工作，引导他们尊重鲁迅，与原文学研究会的作家合作，又与鲁迅恳谈，取得鲁迅的充分信任，这才使“左联”的成立成为可能。因此，“左联”在北四川路中华艺术大学的一个教室里成立的时候，潘汉年代表党中央发言，而后鲁迅发表了他那著名的讲话，大家相继致词，气氛极为融洽，这是和潘汉年在会前的大量工作（也包括冯雪峰等同志的工作）分不开的。
文学史家也许会对潘汉年在“左联”成立后刊载在《拓荒者》上的《左翼作家联盟的意义及其任务》对30年代文艺界所曾产生的重大影响感兴趣，因为该文是如此深刻地切中当时文艺界的弊端，如此精辟地论述了“左联”的任务。文学史家一定也会叹服潘汉年在《文艺通信》一文中关于题材问题的独到见地：“与其把我们没有经验的生活来做普罗文学的题材，何如凭各自所身受与熟悉的一切事物来做题材呢？至于是不是普罗文学，不应当狭隘的只认定是否以普罗生活为题材而决定，应当就各种材料的作品所表示的观念形态是否属于无产阶级来决定。”
但时隔五六十年，我们已很难对潘汉年当年大量的文学活动、杰出的左翼文化社团组织工作（他还担负“反帝大同盟”和“互济会”方面的工作）和无畏的对敌斗争作出全面的描述了。好在潘汉年同志沉冤得雪，今后的史家在撰写30年代文化史时，想来再也不会无视他的历史功绩了吧！
“特科”初试身手
1931年1月，党的六届四中全会后，王明集团掌握了党中央和江苏省委的领导权。会议结束后，何孟雄、林育南、李求实、胡也频、冯铿等24位反王明路线的重要领导干部即因叛徒告密而被捕，他们有的在东方旅社被抓去，有的在家里被带走，形势十分严峻。
当时，中共江苏省委宣传部部长潘汉年得讯后立刻冒险赶到江苏省委。省委机关不知道何孟雄等被捕的事，正在开会。潘汉年要求省委立即休会，设法营救同志。听到这个消息，大家都很着急，只有省委书记王明的态度非常冷漠，竟淡淡地说：“咎由自取！”说什么“这批人是反党的右派分子，因为进行反党活动才被捕的”。他的幸灾乐祸引起大家的愤慨，潘汉年执拗地问他：“怎么办？”王明这才指着潘说：“你去调查一下吧！”沉吟一下，他又说：“此事要同中央商议，省委不要管。”
2月7日，传来了24位烈士英勇牺牲的噩耗，潘汉年与许多同志都主张开追悼会纪念，但王明不同意，他说：“何孟雄等人虽然已经死了，但对这些人的错误还是要继续清算！”由于王明的狂妄行为引起党内的重大对立，一部分领导干部如罗章龙、张金保（女）等人，组织中央非常委员会，另立省委与区委。一天，王克全等人甚至闯到省委秘书处的秘密机关大吵大闹，逼迫秘书长刘晓交出党的文件和财物，争吵声传到户外，情势危急。幸好潘汉年等及时赶到，有效地阻止了王克全等人的破坏行径。
1931年4月，在顾顺章叛变后，潘汉年奉命调到特科，可以说受命于危难之际！在特科工作两年余，他在周恩来指挥下，胜利肃清大叛徒顾顺章等敌待的隐患。为了保卫党的领导机关，保护同志，他的使命极为艰巨，斗争条件极为复杂，他的工作需要异常的智慧和毅力，他的才华在对敌隐蔽斗争中又得到了充分的发挥，甚至于打入敌人内部组织。
在那个年头，他保护了多少同志！我从自己的经历中深切体会到他的工作是多么细致。1931年4月，团中央书记关向应突遭逮捕。因为我住的地方关曾经去过，我当然处于危险之中。一位交通同志忽然送来一个条子：“明天上午六时前必须离开。”我看毕条于，立即收拾文件，放在一只放皮鞋的纸盒内，在次日清晨5时许，手提纸盒悄然走出大门。果然，十字路口已经有巡捕在那里放哨，我硬着头皮走了过去。敌人见我是一位女流，在晨雾中又看不清我的模样，终于被我溜走。过了几天，我从另一位同志处得知，当天果然有大批巡捕搜查了我的住房。事后我知道“是特科侦知了敌人的行动，潘汉年及时地派人通知了我。还有一件事是1932年下半年，我知道自已被叛徒告密，敌人追捕甚急。我只得要求离开上海去江西中央苏区，为此，向中央写了申请，请求批准。申请交出不久，就收到中央的通知，要我到南京去同一人面谈，约定我住在南京鼓楼旅社，并约好假名与口号。我高兴地赶到南京守候，将自己的假名写在鼓楼旅社住客名牌上。但几天过去了，未见来人，只得懊丧地回到上海。不得已，只好到日本东京，通过在那里工作的共产党员汪孝达同志去找党的关系。这以后，南京失约的事在我心里始终是个谜。直至1943年我在苏北抗日根据地华中局工作时，在二师师部招待所见到从上海到根据地汇报工作的潘汉年，考虑到他是华中局的情报部部长，所以问起鼓楼旅社失约的事。他听了我的话，立刻哈哈大笑，连声说：“对不起，对不起，这个失约的人就是我！”我大吃一惊，要求他说明失约的原因，并请他就此事为我向组织作证。他微微一笑，没有说出失约的原因，只是说：“一定为你作证。”后来我的整风结论中，果然由潘汉年证明了这段失去组织关系的历史。这对于我的一生关系极为重大，永远不能忘记。
他的神秘，原因之一是他既做党的秘密工作，又兼上层统战工作。这两件工作，前者是绝密的地下活动，后者是半公开的社会活动。他的杰出之处就是能两面照顾，巧妙地把公开工作与秘密工作结合起来。他利用与社会人士的公开关系以掩护党的秘密工作，而又能隐身在地下，同许多社会上同情党的人们（包括国际友人）组成外围力量，并派出忠诚的同志打入敌人的要害部门。此外，他还充分利用敌人营垒中的矛盾为我所用。这样，他就能在白色恐怖笼罩的上海进行惊人的活动，取得意外的成果，在极端困难的处境中能够应付裕如、左右逢源，在敌人心脏中穿插往来，神出鬼没地进行埋伏和突击。这是非常杰出的工作方法。
潘汉年在特科工作时，只要有必要，他可以不顾个人安危，不惮与利用公开合法的关系进行斗争。1931年，国际进步人士牛兰博士夫妇被国民党拘捕，押解南京，上海文化界遇烈抗议。潘汉年在汉口路老半斋菜馆“请客”，邀集上海名人如柳亚子、田汉、郑振铎等商讨联合发表致国民党政府函电，表示抗议。慑于国内外的舆论，国民党统治者最后只得释放牛兰夫妇。
一特科”时期的巧妙斗争，对潘汉年来说，还只是牛刀小试。以后，他的斗争舞台更加宽广，斗争条件更加严酷，而他本人的斗争经验也愈加丰富，战绩也就愈加辉煌。
折冲樽俎有我潘郎
记得潘汉年到中央苏区，时间是1933年夏。在苏区他先后担任过苏区中央局宣传部部长和赣南省委宣传部部长，还担任过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的教育人民委员部委员，在一个时期算是又回到了老本行。但这个时期并不长，不久，他又作为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和红军的全权代表奔走于瑞金、福州之间，与“福建人民政府”进行谈判，开展抗日反蒋活动。
1933年9月，十九路军将领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错准备在福建起义，建立人民政府，派代表到瑞金要求中共合作共同反蒋抗日。这个行动得到周恩来、朱德、彭德怀等同志的支持。周恩来代表中央派潘汉年（化名潘健行）与十九路军秘书长徐名鸿在瑞金正式谈判。谈判期间，毛泽东、朱德还亲自接见了双方代表，10月26日达成了十一项初步协定。协定签订后，潘汉年、黄火青奉派出使福州。十九路军将领又联合陈济棠、黄琪翔等一部分反蒋抗日的军队，于11月20日发动“福建事变”，在福州南校场召开“中国人民临时代表大会”，宣告成立“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即福建人民政府）。会议结束时，数万群众的反日、反蒋、欢呼民族解放的口号声响彻榕城上空。
“福建人民政府”成立后，11月27日，潘汉年与之签订《闽西边界及交通条约》，开辟了一条由中央苏区经闽西、闽南到达福建沿海的通路，打破了蒋介石对中央苏区的经济封锁。潘汉年又与“福建人民政府”的财政次长许锡清就双方物资交换和支援苏区紧缺的食盐、布匹等问题进行多次洽商，这以后，进出苏区的买卖一时大为兴盛。在他的敦促下，“福建人民政府”释放政治犯，默认我党领导的进步团体公开活动，福建民气大振。但蒋介石迅速抽调重兵“讨逆”，十九路军寡不敌众，又因内部意见不统一丧失部分战斗力，而当时的中共临时中央局更犯了“左”的错误，没有给予军事援助，提出许多违反协定的口号。不久，福建事变以失败告终。
1934年秋，潘汉年还与粤军反蒋将领陈济棠等人就军事、政治方面的问题作过广泛的商谈。后来因王明路线的干扰而坐失良机，使蒋介石的第五次“围剿”得逞，中央红军被迫转移。但中央红军在长征初期所以能突破第一条封锁线，与潘汉年和广东实力派的谈判所创造的有利条件有很大关系。
1936年4月，潘汉年奉共产国际之命回国，除把电报密码送到陕北外，另一任务是作为中共中央的联络代表设法与国民党进行谈判，促成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一致抗日。在香港，潘汉年见到了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副部长张冲，由张代表陈立夫、陈果夫同中共接触。陈立夫把潘汉年请到南京，派曾养甫与潘洽商，曾要求潘与陕北党中央联系，再进行两党谈判。随后，潘汉年去陕北瓦窑堡向中央汇报。在瓦窑堡，潘的汇报深得中央赞许，在莫斯科背得很熟的密电码也在此时报告了党中央。
潘汉年还持中国共产党中央致国民党的信，去南京与陈立夫、陈果夫谈判。潘汉年作为谈判圣手，在谈判桌上机智勇敢、战果煊赫。这年11月中旬，潘汉年在上海沧州饭店与陈立夫对谈——
陈立夫：“既然共产党开诚合作，那我就好任意提条件了。首先对立的政权与军队必须取消。其次，红军只可保留三千人，师长以上的领袖一律解职或出洋，半年后录用。在军队解决后，你们所提的政治各点就可考虑了。”
潘汉年针锋相对：“你这是站在剿共立场的收编条件，不是抗日合作的谈判条件。当时邓文仪在莫斯科活动，曾养甫派人送到苏区的条件都不是收编，而是讨论合作。蒋先生有此设想，大概误认为红军已到了无能为力的时候，或者受困于日本防共的提议。”
陈立夫又转了话题：“你我均非军事当局，可否请周恩来出来一次，蒋先生愿和他面谈。”
潘汉年严辞以对：“如不把贵党的条件报告他，仅说蒋先生愿见他，岂不是要骗他出来？何况现在正激烈交战之际，暂对停战问题不解决，我想他也无法出来的。”
这以后双方又谈了几次，均无结果。
接着是爆发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在这一事件中，潘汉年来在于西安、延安间，做了很多工作。事变后，潘汉年奉中央之命到南京先后与张冲、陈立夫谈判。1937年3月，又随周恩来到杭州与蒋介石会谈。杭州会谈后，潘汉年继续与国民党当局作艰巨的交涉。直至第二次国共合作的正式确立、全面抗战开始，潘汉年作为我党的谈判代表，南北奔走，折冲樽俎，既坚持原则，又机智灵活，为团结御侮作出了重大贡献。
八年隐蔽斗争
早在1937年6月间，党中央就派刘晓到上海负责重建和恢复上海党的工作。刘晓一到上海，就与当时任中共驻上海办事处主任的潘汉年联络上了。7月间，在庐山结束与蒋介石会谈的周恩来到了上海，约潘汉年、刘晓谈话，布置具体的抗日行动。潘汉年又安排周恩来在黄金大戏院的后台与上海救国会和文化界人士会晤（刘晓虽也参加，并未暴露身份）。至此，上海党的活动走出了低谷。
1937年“八一三”后，中共驻沪办事处改为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驻上海办事处（即八路军驻沪办事处，简称“八办”），仍由潘汉年负责。地址在福煦路（延安中路）多福里21号。对外以“八办”名义开展统战工作，同时帮助地方党的重建。在输送大量的人力、物力到抗日前线支援抗战，发动上海附近的农村游击战，宣传党的政策的同时，他还作了许多隐蔽的工作。如设立秘密电台、交通联络站、派遣一部分党员在敌特机关工作，广泛搜集敌特的情报等。还接待和审查了许多长期失去党的组织领导的同志，包括出狱的、长期隐蔽在地下的，并将其中适宜在上海工作的转给以刘晓为首的地方党领导。
潘汉年利用“八办”半公开的合法身份，负责领导上层的统战工作，像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上海抗敌后援会、各界救亡协会、国难教育社、难民救济协会等。当时群众团体如雨后春笋一般纷纷成立，光与党有关系的妇女团体就有22个。“八办”在这方面的工作生气勃勃，成绩很大。此外，潘汉年还通过郭沫若、邹韬奋、夏衍等团结了一批记者、作家，办了《救亡日报》、《抗战》等报刊。
在抗战初期，上海的斗争纷繁复杂，潘汉年夜以继日地工作，他隐蔽在群众中，只在一定场合露面，所以敌人也摸不着他的行动规律。“八办”建立的电台，是同党中央取得紧密联络的非常重要的渠道，这对上海及整个沦陷区的工作，起了重大的作用。潘汉年善于组织情报网，虽身处四面被围的“孤岛”上，也能够知道各方面的动态，采取灵活的对付方法四面出击。如国民党有一部分人秘密投敌当了汉奸，混在人民群众团体中进行破坏工作，我们都能及时发现，保卫了我们的组织，防止汉奸的破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