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谊永存 2
1948年，为迎接新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召开，中共驻香港机构要设法把集中在香港和散居在国统区各地的各民主党派以及无党派民主人士三百多人邀请到解放区去。这些人士又大都是国民党特务机关严密监视的对象，一旦发现他们将去解放区“投共”，必将加以阻挠甚至谋害。这无疑是一项难度很大并且是充满着危险的任务。潘汉年调集了许多得力干部，经过周密计划和部署，有步骤地分期分批地在半年多的时间内，无一意外地完成了这项任务。在这过程中，分管文化宣传的夏衍也被调积极参与其事，全力以赴协助潘汉年一批又一批地将中央指名邀请的人士通过海运送往已经解放了的大连、烟台等地。
随着形势的发展，潘汉年主持的情报工作范围也越来越大。除了要不断搜集政治、军事等各方面情报向中央领导机关及时报告外，还要负责开展策反工作，以加快胜利步伐。国统区不断有人到香港来找共产党的关系，打听或联络有关起义投诚一类事情；各地地下党也常派人到香港报告他们那里已经策反或联系到的敌伪人员准备起义的情况。潘汉年行踪不定，住所难寻，于是许多人就先找到中共主办的公开报纸《华商报》，通过在《华商报》办公的夏衍再找潘汉年。例如1949年初，金山从上海到香港，要向党报告章士钊策动杜月笙参加和平谈判的情况，并请示处置意见，金山原是李克农单线联系的秘密党员，他的真实身份只有周恩来、李克农知道。李克农曾向他交代，无法和李直接联系时，可去香港找潘汉年。金山无法知道潘汉年的行踪，只好先找到《华商报》的夏衍，通过夏衍才和潘汉年联系上。又如在淮海战役之后，上海地下党的蔡叔厚给夏衍写信，密报当时担任国民党京沪杭警备总司令汤恩伯的妻子正通过关系向中共方面打听他们汤家还有没有保全自己的退路。夏衍马上将蔡信转交给潘汉年。潘便派情报干部专程去上海了解具体情况，参与策反活动。
夏衍以满腔热情积极支持和参与潘汉年的工作，潘汉年自然也同样地关心和支持夏衍的工作。例如夏衍直接主持的《华商报》，1948年冬因亏损而陷入困境时，不得不进行募捐活动。潘汉年便通过情报系统，动员一位正努力向中共靠拢的实业界人十，积极帮助募捐并带头捐助，从而使《华商报耀脱了困境。夏衍因此而十分高兴。
解放初期，在上海甘苦与共
1949年4月下旬，中央为了加强对即将解放的上海接管工作，急调潘汉年、夏衍、许涤新三位“老上海”到北平。由李克农亲自接待，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三位中央领导人部分别和他们会见谈话，听取汇报，指示工作任务。由此也可以看到中央对他们在香港工作的肯定和对去上海工作的重视。根据中央决定，潘汉年被任命为上海市军管会秘书长、上海市委副书记、市政府常务副市长；夏衍负责文化教育的接管工作，并担任市委常委、市委宣传部部长；许涤新负责工商统战工作。
夏衍和潘汉年在上海解放前夕，匆匆赶到江苏丹阳，在丹阳仅仅停留数日，便开赴上海履行新职。
潘汉年作为陈毅的重要助手，为接管和治理上海这个中国最大的城市作出了巨大的努力。在陈毅的领导下，他先后主管政法、统战、财经和市政建设等各项工作，并取得世人公认的成绩。他和陈毅还在新四军时期就已相识相知。在上海解放初期的工作中，他们的关系也很融洽、合作愉快。
夏衍主管的文化宣传工作，无论在开始的接管时期还是在后来的恢复与发展时期，也取得了显著成绩。特别在文化艺术方面，上海一直保持着在全国的重要地位，发挥着别处无法替代的作用。只是他个人作为一介书生，作为一个作家和新闻工作者，已经多年养成了自由职业者的诸多习惯。当他进入上海当了执政党的高官后，有一个时期很不适应解放区的某些制度、习惯和作风，包括互相之间及上下级之间的称谓等等。不过，只要夏衍一踏进潘汉年家的门槛，那一切制度、习惯和作风便不复存在，他们仍一如既往地以老朋友相待，一切都毫不拘束。以称谓而论，当面或直称“汉年”，或和过去一样戏称“小开”。夏衍有时离开上海出差外地或出国访问，在给潘汉年写信时，那称呼就更随便而显得更亲切了：“汉年兄”、“开兄”或“凯兄”等等。有一次从国外访问归来，途经广州时给上海潘汉年夫妇写信，大约是在国外呆久了，思乡心切，信的开头称呼“慧姊转开兄”。那同志加兄弟的情谊跃然纸上。
夏衍是主管上海文化宣传的领导。解放后不久，在意识形态和文化宣传方面阶级斗争的弦便逐步绷紧。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以及对《我们夫妇之间》的批评，都使夏衍这个宣传部长难辞其咎。夏衍的老战友，直接主管电影的于伶所受压力更大。夏、于两位不得不在各种会议上做口头检讨和在报刊上公开自我批判。潘汉年自己虽然也并不完全理解那些批判的真正含意，但他作为朋友和作为上级领导人，还是尽可能地给夏衍和于伶以真诚的宽慰与鼓励。
无独有偶。几乎就在夏衍主管的文化宣传工作中出了一些所谓的问题受到批判的同时，潘汉年分管的上海公安政法部门的工作也出了某些所谓的问题。虽然他不是直接责任者，但上海和北京的有关主管单位一直抓住不放，他的老战友扬帆作为直接责任者已经作了多次检讨后仍不能过关。对此，潘汉年不能不感到某些压力和忧虑。
但是不论发生了什么事，出现了怎样的情况，夏衍和潘汉年之间的友谊仍然牢不可破。他们之间的交往频繁依旧。周末和假日，夏衍成了潘家常客。他们促膝谈心，为工作中所取得的成就而感到欣慰。因为那成就中包含了他们的艰巨努力与心血。他们同时也为工作中的某些失误而不安。自然，也为他们自己还不能完全理解的所谓问题而困惑。他们在思想上经常互勉互励，密切交流，直至推心置腹，无所不谈。夏衍有什么心事，或是遇上了什么难题，往往要首先征求潘汉年的意见。潘汉年有什么心事，或是遇到了什么难题，也常常要求助于夏衍的理解与帮助。例如，有一段时间，中央考虑要调动潘汉年的工作，夏衍到北京出差时便到李克农那里去打听有关的消息，并及时写信告知在上海的潘汉年。又如，潘汉年夫妇一直没有孩子，他们想收养一个孩子，便和夏衍商谈。1955年3月31日，潘汉年在北京参加党的全国代表会议期间，因为自己的一个历史情况没有及时向中央报告而感到惶惶不安时，就主动去找夏衍谈心，倾诉自己内心的压抑与苦恼。这些都体现了他们之间的不寻常的深厚友情。
在历史的大灾难中，保持始终不渝的忠诚友情
疾风知劲草，烈火见真金。人与人之间的互相交往，在胜利和成功的时候显得很和谐亲密，这是容易做到的；而在遇到严重挫折或是巨大不幸时，那情形就大不一样了。避之惟恐不及忙着划清界线者有之，反戈一击落井下石者有之。夏衍和潘汉年之间的情谊却是经受了严峻的考验而始终不渝、忠贞不贰的，令人感佩。
1955年4月3日，潘汉年在北京饭店被秘密逮捕的第二天，住在潘的隔壁的夏衍对这位突然失踪的战友至为关切，到处打电话打听下落。直到上级领导出面通报情况为止。
日益猖獗的极左思潮，很快就给潘汉年案件定性。潘汉年这位革命老战士被强加上了“内奸”、“反革命”罪名。并且按照统一部署，在党内外发动了一个揭发批判的热潮。上海更是重点，在潘被捕后的几个月内，各种所谓检举、揭发和交代的材料数以百计地转到了专案机构。但这里面竟没有见到过去和潘汉年的关系最久最深的夏衍所写的揭发和交代文字。
1963年，政法机关将潘汉年判处15年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随即又采取假释措施，将潘汉年夫妇从秦城监狱转到团河农场监管改造。按当时的某种宽松政策，潘汉年夫妇被允许有一定范围的自由，包括进城购物和探访亲友的自由。潘汉年深知自己的身份特殊，只想利用进城购书购物的自由，而不准备使用探访亲友的自由，怕的是在那个阶级斗争已经“天天讲”的年月里，再给别人带来政治上的麻烦。可是有一天，潘汉年夫妇在东安市场书店里，竟意外地碰上了老朋友唐瑜。在这位侠肝义胆的唐瑜坚持要求下，潘氏夫妇到了唐家作客，并又在唐家巧遇老朋友孙师毅。劫后余生，依然能够受到老朋友的欢迎和善待，对潘氏夫妇而言，自然是一件十分欣慰的事。此后的两三年间，潘汉年夫妇每隔一段时间就到唐瑜和孙师毅家作客小叙。但当唐瑜问及可否将潘的近况告知老朋友夏衍、胡愈之时，潘汉年坚持没有同意。潘汉年对唐瑜说，夏衍、胡愈之都是高级干部，不同于普通平头百姓。和他们往来对他们实多有不便，自己既已不幸，又何苦给朋友添麻烦呢？这样，从1963年夏到1967年春这三年多时间里，潘汉年始终没有利用给予他的访友自由去见夏衍一面。虽然他在内心深处是多么希望能象过去那样和夏衍这位挚友一叙衷肠啊！
“文化大革命”风暴掀起后，夏衍也遭遇了几乎同潘汉年一样的恶运。“搞修正主义”、“三十年代文艺黑线代表人物”、“围攻鲁迅”等一系列罪名都加到了这位革命文艺老战士的头上，身陷囹圄，惨遭批斗，所受迫害的程度比之潘汉年实有过之而无不及。潘汉年在“文革”开始后不久，又在“中央文革”的直接指使下，被重新收监审查，也同样受到了“文革”期间那种对“政治犯”所特有的非人待遇。但他毕竟已是一只所谓的“死老虎”。他的那些所谓历史问题已经折腾了十多年，无论专案人员的政治嗅觉有多么灵敏，再也翻不出什么新花样了。然而潘汉年从20年代中期就参加革命参加党，又在好几条战线上奋斗过，经历过大量的历史事件和接触过大量的重要历史人物。于是，找他外调和要他写揭发某人某事材料的专案人员便络绎不绝，访问、审问、追逼，一心想要从潘汉年这里得到他们所想要得到的材料。其中，夏衍专案组的人员当然更清楚潘汉年和夏衍之间的长期交往，过从甚密的历史。他们几次以中央专案办的名义提审潘汉年，要潘交代和揭发夏衍的“罪行”。潘汉年不得不一次又一次地回忆他和夏衍的交往经过以及他所知道夏衍的全部情况。为了应付专案人员的外调与追逼，潘汉年用了一整段时间写了一份长达数万字的关于夏衍情况的材料。由于这份材料的重要，有关部门还特地打印出来归档长期保存。20年之后，笔者读到这份材料时，深感这份材料是能够经得起历史检验的。除了在当时的政治背景下不可能没有的一些空洞的政治帽子和流行的行文习惯用语外，就事实本身而言，可以说是没有任何虚构杜撰以及捕风捉影、蓄意夸大成分的。这既反映了潘汉年的政治品质，又反映了他对老战友夏衍的一片真诚负责态度。
历史的车轮不停地转动。夏衍和潘汉年的命运也在不断地变迁。1975年，潘汉年在被加重判处无期徒刑后，又被流放到湖南山区的一个劳改茶场去监督改造。1977年春，当历史的曙光刚刚露出地平线而天空的乌云还远没散尽的时候，潘汉年终因多种疾病缠磨含冤去世、遗恨终身。夏衍则在1977年的同一历史时空获得了“解放”，重新成为革命领导干部。
1979年后，潘汉年一案在陈云、廖承志等人的竭力推动下得以复查。到1982年8月，才得以正式平反昭雪，恢复名誉，由中央下达文件通知到县团级以上党的组织。这和当年在报刊上大张旗鼓公开讨伐潘汉年的情况相比，一份党内文件显然不足以完全恢复潘汉年的真实面目。于是又在陈云的关注督促下，由夏衍带头在《人民日报》上发表纪念潘汉年的文章，从而引发了1982年至1983年间在多家报刊上发表了数以百计的回忆和纪念潘汉年的文章和资料，终于使这位卓越的革命老战士，在革命文化战线、隐蔽战线和统一战线领域内，以及在接管和治理上海的工作中作出过重大贡献的优秀人物的一生光辉业绩为世人所知。
为了进一步颂扬潘汉年的历史功绩，在荧屏上重塑一个潘汉年的光彩形象，1992年初已经92年高龄的夏衍又牵头和阳翰笙、罗青长两位潘汉年的生前友好一起联名致函中央领导，建议拍摄一部反映潘汉年生平的电视连续剧。中央领导迅即批复同意。虽然这部电视剧至今尚未出台，但已可以预期在1996年潘汉年的90诞辰前后推出。不幸的是，夏衍和阳翰笙这两位老人还没有来得及看到他们的建议完全实现，便也先后与世长辞了。
人固有一死，夏衍和潘汉年这两位中国现当代历史上的杰出人物都已经先后离开了人世。但是他们的革命业绩以及他们之间可贵的经受了长期严峻考验的友情，却是值得人们深深怀念。
1995年3月写于夏衍逝世1个月之后
潘汉年和叶挺在新四军初创时期
林铭纲
潘汉年同志在他充满传奇和神秘色彩的战斗生涯中，为党和人民立下了不可磨灭的丰功伟绩。鉴于他长期在国统区、敌占区和香港从事统一战线与秘密情报工作，并且是一位“严守纪律、不自居功的优秀共产党员”①，从1955年起又蒙受了不白之冤，因此他的许多功绩至今仍鲜为人知。他为创建新四军所起过的重要作用，作出的历史贡献，仅仅是其中之一。
①夏衍：《纪念潘汉年同志》，1982年11月23日《人民日报》。
1936年4月，潘汉年奉共产国际中共代表团的指示，从苏联回国参加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共同抗日的谈判联络工作，他和精通法语的胡愈之一起离开莫斯科，经巴黎于5月到达香港。
肩负再次实现国共合作，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共同抗击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重大使命，潘汉年一到香港便有条不紊地展开了紧张的工作。他首先发信给国民党的陈果夫，要他即派员到港面谈，并派胡愈之到上海同地下党联系，了解党中央和红军到陕北后的情况。同时，又不失时机地会见各方面人士了解国内情况，这其中就有他的好友叶挺。
叶挺，这位赫赫有名的北伐名将、八一南昌起义的前敌总指挥、广州起义的军事总指挥，在起义失败后于1928年春末夏初出国。他在莫斯科遭到冷遇；在柏林开过饭馆；在维也纳靠卖豆腐维持生计。同年冬，周恩来路过柏林时对他进行了友好的劝导与批评。1932年秋，叶挺怀着报效祖国的赤子之心，和夫人李秀文一起结束了国外流亡生活回到澳门。在澳门，叶挺没有找到中共地下组织，后来以客座参谋身份参加过福建事变，失败后又回到澳门，应邀担任中华民族革命同盟的军委委员，常到香港联络国民党军队中的反蒋抗日将领。叶挺是在1924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的，①在漫长的岁月中他和党脱离了关系。正当叶挺急切地寻找党的组织，了解党对当前时局的政策主张时，潘汉年来到了香港，并通过何麟（中共地下党员，医生）约见了他。
①见段雨生等著：《叶挺将军传》，解放军出版社1989年11月版第535页。
5月的一天，潘汉年在香港弥敦饭店同叶挺进行了热诚的交谈。比潘汉年年长10岁的叶挺，倾听这位刚到而立之年、风度翩翩的同志和朋友侃侃而谈。潘汉年依据中共中央《为抗日救国告全国同胞书》（八一宣言）的精神，告诉叶挺说，中共将由推翻国民党统治转变为联合国民党抗日，从反蒋抗日改为逼蒋抗日、联蒋抗日。他诚挚地希望叶挺能够运用他在国民党军队将领中的影响，促进团结抗日的目标早日实现；同时，还希望叶挺在反蒋的两广和其他地方实力派中做一些工作，使他们能够同意联蒋抗日。叶挺完全同意中共的政策主张，并愉快地接受了潘汉年的建议。
这是叶挺自从离开党的组织，在国外流亡多年回国后，在香港第一次同中共的重要干部面谈。这次会面，对叶挺未来10年的人生旅程有着重要而深远的影响，有人认为，“正是有了这次会面才有了后来叶挺出任新四军军长的事情。”①
①见董保存：《叶挺与新四军初创》，载《世纪》1995年5月／6月总12期第22页。
自从潘汉年主动约见叶挺，把党的最新的政策主张告诉他，并且要求他继续为党工作之后，叶挺心情舒畅，情绪很高，遇到熟人常常高兴地说：“我现在好了，和那边（指中共）联系上了，再也不是孤家寡人了！”
叶挺按照潘汉年传达的团结抗日的政策精神，访问了在苏州、嘉兴、常熟、江阴一带建设防御工程的国民党部队中的老朋友，还同中共华南工委书记宣侠父赴广西苍梧，向李济深等反蒋人士转达了中共中央制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1937年初，叶挺在澳门会见了张云逸，表示拥护党争取国共合作抗日的政策，愿为抗日救国贡献力量。春节后，他带了全家从澳门迁到上海，住在静安寺路一座庭院式的小洋房里。
这时，潘汉年已从陕北保安返沪，受命担任中共驻上海办事处主任，并被正式任命为中共代表负责同国民党谈判。卢沟桥事变后，担任八路军驻上海办事处主任。
1937年7月7日，七七事变爆发当天，周恩来等赴庐山同蒋介石谈判路经上海，住在北四川路桥堍新亚大酒店。当潘汉年告诉他叶挺现在上海的时候，他请潘汉年安排与叶挺见了面。他们自从1928年柏林分手后，已有近十年没有见面，在这国难当头之际在上海相逢，要说的话何止千言万语。周恩来希望叶挺能够参加南方红军游击队的改编工作，并且示意他同陈诚、张发奎等人接触，在适当的时候可以表示自己愿意领导这支部队抗日，并通过他们争取得到蒋介石的首肯。
叶挺很快找到了正在上海的国民政府第三战区前敌总指挥陈诚，向这位当年保定军校的校友提出希望参加改编南方红军游击队的工作，并建议这支将要编成的部队的番号叫做“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简称“新四军”，表示继承北伐时期“老四军”的优良传统。陈诚对此表示赞同，并向蒋介石进言。蒋介石几经考虑，不得不接受中共提出的将南方八省红军游击队改编为一个军的方案。他认为叶挺不是共产党员，是一个合适的人选。9月28日，在没有征得中共中央同意的情况下，便由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铨叙厅通报宣布“任命叶挺为新编第四军军长”。
远在陕北的中共中央领导人此时尚不知此事。潘汉年得悉后，即于10月5日发出致毛泽东、洛甫（张闻天）的电报：“南京军委已委叶挺为新编第四军军长，任务为改编与指挥闽赣边游击部队，但叶在南京与剑英及博古同志接洽，尚未得最后结论，急待我方答复，我们是否同意他去。如何？请示。小开五日”“小开”是潘汉年使用最多的一个化名。
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其他领导人在接到潘汉年的电报后，经过研究复电潘汉年，明确表示在下列条件下完全同意叶挺指挥闽粤边张鼎丞、何鸣两部，即叶挺和国民党同意：（一）何鸣部人枪全数交还，并公开声明错误。（二）国民党不干涉一切内部人事。（三）该两部在闽粤边原地，为保卫地方反对日寇进攻而作战，不移往他处。其他地区游击队，候国民党交还何鸣部人枪并公开认错之后，再行商量条件。
毛泽东还致电博古、叶剑英询问叶挺是否愿意完全受共产党领导而不受国民党干涉，是否来延安一次面商等问题。当博古、叶剑英向叶挺转达了毛泽东等人的意思后，叶挺明确表示完全接受党的领导，并经何应钦同意前往延安。
10月下旬，叶挺来到延安，受到毛泽东等中共中央领导人的热诚欢迎与亲自接待。毛泽东高度评价了叶挺将军在北伐战争、南昌起义、广州起义中建立的历史功绩，热烈欢迎叶挺愿意与我党合作共同抗日。毛泽东亲自主持在抗大礼堂召开的欢迎大会，并致词说：“我们今天为什么欢迎叶挺将军呢。因为他是大革命时代的北伐名将，因为他愿意担任我们的新四军军长，因为他赞成我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所以我们欢迎他。”叶挺在会上说：“革命好比爬山，许多同志不怕山高，不怕路难，一直向上走，我有一段到半山腰又折回去了，现在跟了上来，今后一定遵照党所指示的道路走，在党中央的领导下，坚决抗战到底。”
经过周恩来、董必武、叶剑英等人的艰难交涉，组建新四军有关的编制、经费、干部任命等问题陆续得以解决。叶挺军长更以其特殊身份发挥了特殊的作用。1938年1月8日，中共方面提出的要求，以军政部长何应钦的名义“核定”了下来，批准新四军编为第一、二、三、四共四个游击支队，陈毅、张鼎丞、张云逸、高敬亭分任一、二、三、四支队司令。此后，又委任了项英任副军长、张云逸任参谋长、周子昆任副参谋长等。
1938年1月6日，新四军军部在南昌办公。2月11日凌晨，叶诞军长一行到达南昌。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闽、浙、粤、赣、湘、鄂、豫、皖八省红军游击队，终于汇成了一支抗日的铁流，在大江南北向敌人的后方挺进，像一把钢刀插在敌人的胸膛，同日伪军展开了殊死的搏斗。
潘汉年和叶挺在新四军初创时期所作的贡献，将永远载入史册。
潘汉年和刘晓在抗战期间的亲密合作
沈忆琴
“送君西去诉离愁，长渡鄱阳作楚游。大别山中堪暂住，会师江左待经秋。”这是1943年6月下旬，中共中央华中局城市工作部部长刘晓奉命离开淮南根据地去新四军五师接受新任务前夕，华中局情报部部长潘汉年写的一首送行诗。依依惜别，期盼胜利重逢的战友之情，跃然纸上。潘汉年和刘晓，早在30年代的中共江苏省委和苏区，就曾并肩战斗过。到了抗日战争时期，他们又在上海地下斗争中重逢了。潘是中共上海情报战线的领导人，刘是上海地方党委的领导人。严酷艰辛的地下斗争，铸就了两人之间生死与共的战斗情谊。他们相互支援，密切配合，机智勇敢地周旋于日、汪、蒋势力之间，为在上海坚持贯彻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政策，扩大党的全面抗战主张的政治影响，发展党和爱国进步的力量作出了重要贡献。
上海地下党在1935年遭到严重破坏，留存下来的党员和党组织同中央长期失去联系，情况复杂。党中央为恢复重建上海党组织，先后派冯雪峰、潘汉年、刘晓来上海。上海地下党的重建，正值全面抗日战争爆发和第二次国共合作正式形成的历史转折关头，是在错综复杂的政治环境中进行的。继“七七”事变之后，“八一三”淞沪抗战爆发。上海地下党面临的首要任务，是如何组织和动员人民投入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斗争，支援前线，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随着抗日战争全面展开，国民党政府和蒋介石不得不顺应国共合作的历史潮流，允许中国共产党公开合法的活动，但又采取种种包办统制的办法控制爱国群众的抗日斗争，并且千方百计限制共产党的影响和作用。中共中央早就预计到上海地下党重建工作中的困难和问题。1937年7月上旬，周恩来在上庐山同蒋介石谈判前，特地在上海秘密会见了潘汉年和刘晓，高瞻远瞩地提出：不管形势怎么变化，统战工作要大力开展；群众工作要稳扎稳打；党要隐蔽，要从长远打算，不能只看一时现象。这三点，正是重建上海地下党的工作的关键所在，也是对上海地下斗争中长期存在的“左”的关门主义和冒险主义错误的切实纠正。潘汉年和刘晓从当时的上海实际环境出发，将这三方面的任务有机地结合起来，有声有色地展开了重建上海地下党的各项工作。
全面抗战爆发后，为了加强对风起云涌的群众性抗日救亡运动的领导，刘晓、潘汉年等决定先成立党的群众团体工作委员会（简称群委，王尧山任书记），将各抗日救亡团体中的党员组织起来，作为筹建江苏省委工作的第一步。当时，党对群众运动的领导正确与否，就是看是否坚持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是否能有效地反对关门主义和冒险主义。潘汉年当时以八路军和中共统战代表的公开身份就任八路军驻上海办事处主任，负责公开的国共谈判，上层统一战线工作，文化界的救亡运动。限于地下斗争的环境，上海地下党和“八办”组织上都是独立系统，一般不公开联系，双方负责人商谈工作要经过充分准备，但在“八办”和“群委”的协力配合下，抗日救亡工作中的上层“、中层和基层的统一战线迅速地建立和开展起来，使上海的抗日救亡运动始终在党的领导下健康地发展。当时，卓有成效的工作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党领导的抗日救亡团体都争取了公开合法化，一切抗日救亡工作都采取合法的工作方法。当时的文化界救亡协会是联系各群众团体，开展救亡运动的枢纽，也是党的工作的中心，它是国共双方共同参与的统一战线组织。当时的职业界救亡协会是会员人数最多、群众工作基础最雄厚的一个救亡团体，参加者不仅有店职员，还有经理、工商业者；领导层中还有各行业的知名人士，真正体现了上、中、下统一战线的结合。文协和职协这两个团体都参加了国民党当局主办的上海市各界抗敌后援会，成为团体会员，取得合法活动的地位。潘汉年负责同抗敌后援会和文协中的国民党人士杜月笙、潘公展等打交道，同各界上层人士加强联系。他坚持统一战线中独立自主的原则，在上层活动中尽量创造条件保证群众团体的抗日救亡工作顺利开展。文协、职协等救亡团体则通过党员和积极分子的具体工作，发挥中层、基层统一战线的作用，冲破国民党当局的种种限制，大胆放手地发动和组织群众投入各项抗日救亡活动中去。
当时的群众活动，也打破了陷于小圈子、动不动就大搞示威游行的老办法，采取了多种多样的内容和形式。各种抗日救亡团体如雨后春笋般地建立起来，各种慰劳队、救护队、运输队、故地服务团的工作搞得如人如茶。
二是通过统一战线的形式，建立公开合法的新闻出版阵地，组织正确的舆论导向，使中共坚持全面抗战，抗战到底的政治主张深入人心。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办的《救亡日报》，是在中共领导下采用国共合作合法形式出版的大型日报，一开始就是中共宣传抗战的舆论中心。它高举团结、抗战、救亡的旗帜，针对抗战形势的发展和群众中的实际问题，进行宣传、组织，使广大爱国群众逐步认识全面抗战和抗战必胜的意义和途径，在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下紧密团结起来，如“八一三”战争期间，针对南京国民政府对日本不宣布绝交和宣战的政策，《救亡日报》发表文章鲜明地指出：那些坚持反对绝交、宣战的人是少数汉奸的观点，动员群众起来反对当局的投降妥协倾向。当社会上出现“英美即将调停，日军将不向南京进攻”的谣言时，《救亡日报》将“主和者就是汉奸”、“战则存，和则亡”、“坚持抗战！反对分裂！反对妥协！”作为标题，并发表了潘汉年、胡愈之的评论文章，使人们认清抗战到底的阻力和困难，坚持斗争。上海失守前夕，当蒋介石谋求对日乞和时，《救亡日报？又及时组织文章揭露和反驳匡民党内主和派的阴谋。
在此期间，潘汉年在《救亡日报》等公开报刊上发表了几十篇观点鲜明的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分析国内外形势的文章，充分发挥了他作为公开的中共代表的作用。这对党员和积极分子了解党的主张，提高对五厂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认识起了指导作用。
三是重新组织党员和干部队伍，为重建上海地下党打好组织基础。全面抗战爆发后，汇集在上海的各个方面的党员和干部人数众多，其中，有和中央失去联系的原来留在上海的各系统的党、力员；有出狱后到上海来寻找党的关系的各方面干部；有各系统在救匡会运动后发展的新党员，等等。但是，要建设一个隐蔽精干、长期作战的上海地下党，必须认真审查与物色适宜做地下斗争工作的党员。“八办”和“群委”担当起了当时审查和调配干部的大量工作。
1937年8月上旬，潘汉年、刘晓、冯雪峰和王尧山在王尧山家中开会。这是“八一三”时期上海地下党两个方面主要负责人仅有的一次重要会议。这次会议商量了两方面之间的分工和党员干部分配安排等事宜，确定了哪些人坚持在上海搞地下斗争，哪些人要转移到新的岗位去。之后，经过“八办”的调配，大部分干部被动员到抗战前线和大后方去，坚持上海地下斗争的只是少数党员。他们人数虽然不多，但都熟悉上海环境，在上海有隐蔽条件，并且经过多年抗日救亡运动的锻炼，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重要性有充分的认识。
以上仅是“八办”和“群委”在“八一三”时期千头万绪工作中的几个重要方面。但由此可以看出，潘汉年和刘晓的密切合作，“八办”和“群委”的默契配合，为上海地下党的重建打下了政治上、思想上和组织上的良好基础，使得中共江苏省委建立后一开始工作就比较顺利。
1937年11月12日，上海除租界地区外全部失守。中共中央及时来电指示潘汉年和刘晓：上海失守后，救亡运动将更为困难；公开的救亡团体应准备转入秘密状态，党的秘密工作应有新的布置，严防敌人突然袭击；干部要重新分配，工作方法要有转变。来电特别提到：潘汉年应完全转入地下。12月中旬，潘汉年将各种应做的工作安排就绪后，撤离上海，前往香港。刘晓仍留在上海，负责主持中共江苏省委的工作。以后的二三年中，潘汉年在香港的情报工作和刘晓在上海地下党的工作仍然息息相通，遥相呼应。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前，潘汉年作为中共中央社会部副部长兼华南情报局主要负责人，经常往来于港、沪之间，并逐渐将上海作为情报工作的重点，着手建立上海的情报工作网络和据点。这时，他同刘晓又建立了直接联系，不时在浴室、咖啡馆等公开场所和不引人注目的学生党员陈永箴家里交换意见，商量工作。当时，中共中央一再指示要加紧搜集日、伪、蒋之间勾结的政治动态，要加紧进行打入敌伪内部和高层，开展战略情报工作。其中争取和利用李士群，是潘汉年1939年离开延安前，中共中央有关部门研究确定的工作。潘汉年在决定亲自会见李士群之前，曾和刘晓商量过。他们分析了李士群的处境和矛盾，一致认为争取李士群的工作既必要又可行。事实证明，李士群以后确曾为我党提供过一些有关日伪“扫荡”、“清乡”动向的情报。在1942年秋，刘晓和潘汉年从上海安全撤退到华中根据地，就是通过李士群的关系。
为配合潘汉年的情报工作，刘晓和江苏省委还抽调了一批干部，协助潘汉年加强开展情报工作的基础，解决情报来源。譬如，江苏省委所属职委系统的何荦，学委系统的张征秉，都奉调去协助潘汉年搞政治交通工作；淮南抗日根据地发往敌占区上海、南京等地的重要指示和发往根据地的重要情报，多是经过何荦等往返传递，及时沟通的。1942年夏，省委情报工作委员会委员史永（沙文威，沙文汉的胞弟）和他领导下的人员都划归潘汉年在上海的情报组织。史永划归潘汉年领导后，为党的情报工作作出了很大的贡献：他原来联系的地下党员赵铮兄弟两人，都打入汪伪“76号”搞内线工作，获得了许多有价值的情报。他领导的地下党员蔡秉贤，从抗战一直到解放长期埋伏在国民党特务组织内部，成为重要的情报来源。他长期联系的汪维恒，在解放战争时期提供的蒋介石发动进攻大别山战役的作战计划和兵力部署等情报，对中共中央的战略决策起了重要的参考作用。
1943年，潘汉年和刘晓虽然身在华中局淮南根据地，但仍分别领导着上海的情报工作和上海地下党。他们一如既往地互相支持，互札配合，成绩卓然。毛主席在党的“七大”会议上，曾经口头表扬了潘汉年和刘晓领导的上海地下斗争的成功。这是对潘汉年和刘晓的赞扬，也是他们之间战斗情谊的写照。
于伶心中的汉年①
①本文原载《长夜行人——于伶传略》，收入本书时作了删节、修订。题目为编者所加。
袁鹰
一
1955年初，上海电影厂厂长于伶肝病复发，又住进华东医院。
3月下旬的一天下午，潘汉年到病房来看望于伶。
“老于，我刚才专门去详细问过医生，他们说你这病问题不大，很快就会好转的。你就安心在这里养病吧，不必着急出院。”
于伶微笑点点头：“你事情多，不必来看我，我不会有什么问题的。”
“我明天要去北京，参加全国党代表会议。”
“要开多长？”
潘汉年答道：“不会太长吧。现在大家都很忙。”
又谈了几句话，潘汉年说还要去外科病房看望一位老战友、烈土的遗孀邱大姐，她的癌症恐怕已经元救了，必得去看一下，说罢，匆匆握别。
一位护士走进病房，轻声问：
“咦，潘副市长呢？”
“他到外科病房去看一位病人了。”于伶说，“有电话找他吗？”
“他的药。”护士指指手上的药盘：“刚才他要了一瓶药水和安眠药片。怎么办呢？”
于伶看她为难，就安慰说：“不要紧的，你就放在我这里吧。一会儿吴强同志来，他正有事要去找潘副市长，我托他带去。”
一切都很自然、正常。谁也没有料到，这一次平平常常的探病，竟成为两位知心战友之间的永诀。
4月5日，于伶从报上看到党代表会议公报和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决议。
4月中旬的一天，上海市委电话通知于伶立即去参加一个会。
这个会不同于往常，气氛紧张而神秘。他本以为是关于高饶问题的传达，不料完全不是。
主持会议的人用极其严肃的声调读了一份党内通知。
于伶一听到头几句，就如五雷轰顶，整个头脑全被炸裂了。昏昏糊糊，再听不清通知的具体词句，只是反反复复记住三句话：
一、潘汉年是隐藏在党内的内奸，已于4月3日被捕，关押审查。
二、所有到会的人必须严格保密，相互之间不得议论、打听。
三、每人回去写揭发检举材料，越具体、越详细、越快越好，两天内交。
他如梦如痴，木然地回到医院病房，斜躺在单人沙发上；透过被泪水模糊了的眼镜片，看到对面白色墙壁上只有两个斗大的黑字：“内奸”。
二
潘汉年是内奸？怎么可能！怎么可能！
这个结论，他怎么也接受不了。他大了解这位老战友的经历了——
1925年，年仅19岁的潘汉年就进入中华书局，担任《小朋友》杂志的编辑。同年，他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同时参加郭沫若领导的创造社，是个负责跑印刷厂、捆书、寄书等杂务的“小伙计”。后来又编《洪水》、《幻洲》杂志，开始用“水番三郎”笔名，写嬉笑怒骂、尖锐抨击反动势力的文章——
1926年，他到南昌、武汉参加北伐战争，担任北伐军总政治部宣传科长、《革命军日报》总编辑——
1927年，蒋介石叛变革命，他奉党中央之命到上海工作。1928年，担任文委书记——
1930年，主持筹备成立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同时参加发起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
1931年，担任中央保卫部门负责人，在周恩来同志直接领导下，曾经参与清除叛徒顾顺章等敌特、内奸隐患——
1933年，进入江西中央苏区，担任苏区中央局宣传部部长——
1934年，参加二万五千里长征，担任红军总政治部宣传部部长——
1935年，遵义会议后，奉命只身化装到上海设法恢复白区工作，打通与共产国际联系。与陈云会合后先后去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报告遵义会议及长征初期情况——
1936年，又被派回上海，恢复党的各种外围组织，筹建电台——
1936年西安事变后，奉党中央之命秘密去南京同宋子文、宋美龄、陈果夫、陈立夫等国民党要员谈判，敦促宋氏兄妹去西安，争取和平解决事变——
1937年，随同周恩来同志担任中央代表，同国民党当局进行和平谈判——
1937年抗战爆发后，担任八路军驻沪办事处主任，公开组织和领导群众的抗日救亡运动——
抗日战争期间，他风尘仆仆来往于上海、香港之间，冒着生命危险，领导地下的革命活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侵略军进逼香港，他奉周恩来同志之命，同廖承志一起组织300多位文化界知名人士安全撤退到东江游击区。后来，他又几次潜返上海，负责情报工作，用各种身份作掩护，同敌伪上层分子周旋——
解放战争后期，组织各界知名人士从上海等地转往香港，然后通过海上通道往华北和东北解放区——
1949年，他随军进入上海，担任上海市副市长、上海市委第三书记，还兼任中共中央华东局社会部部长、统战部长。
这样一位为革命奔走半个世纪，为党为人民献出毕生心血，忠贞坚定、智勇双全、功勋卓著的共产主义战士，怎会是内奸？
如果是内奸，在那么多他经手的工作中，只要有一次出卖，就足以使党使革命蒙受重大的损失，使敌人轻易就得到梦想多年而得不到的东西。他为什么不干？
如果是内奸，他多年追随周恩来等领导人一起工作，要向敌人告密，易如反掌，顷刻间就能得到巨额奖金。他为什么不干？
如果是内奸，那年香港大撤退时，他为什么不将300多位抗日爱国的文化人拱手交给日寇，反而冒着危险，费尽心血，千方百计将他们营救出来，安全地送到大后方？
如果是内奸，在解放战争时期他多次往返香港上海，手里掌握地下党组织的许多重大机密和主要负责人刘晓、刘长胜等人的住址，他为什么不去邀功请赏？
三
其实，“内奸”这个罪名，从潘汉年在北京被捕的第一天起，在最先知道消息的熟人中，就是有疑惑的。
据胡愈之后来回忆：
1955年4月5日上海代表团开会时，陈毅同志突然宣布：潘汉年被捕了。他接着说：“潘从事革命工作多年，上海的代表们就有很多和他相识或时有来往的，请不要耽心。潘是因内奸问题被捕的。这个问题发生在1943年。在这以前他做过许多工作，都是党中央交给他的任务，并没有叛党的嫌疑。”陈毅同志这话显然怀疑所谓“内奸”是否正确。
代表团回上海以后，有人悄悄地向于伶转告了陈老总的话。于伶有点安慰地想：周总理、陈老总他们是了解潘汉年的，中央也还有些同志了解他，最后总能弄清楚。
四
两天里要交检举揭发材料。
有什么问题可以揭发的？
于伶久久地枯坐在病房沙发上，思绪如潮，心如刀割。
往事并不如烟。它们就像资料馆仓库里尘封已久的拷贝，一经开封，就一本一本地自动在心灵的屏幕上映现出来。
少年时代，于伶在宜兴就听人盛传陆陵潘家的事。潘家是书香世家。潘家三兄弟是当地有名的才子。潘汉年是三兄弟中最小的一个（这就是“水番三郎”这个像日本人姓氏的笔名的由来）。于伶在宜兴时并未见到过这位只比自己大几个月的潘家三郎，直到10多年后，两人先后来上海，在文化战线上共同战斗，才建立起同乡加同志的友谊。从此患难与共，成为息息相关的亲密战友。
记忆的帷幕一下子拉到20年前：
1936年，上海静安寺路沙利文咖啡馆。潘汉年约夏衍和于伶见面。他刚刚奉党中央之命，从陕北又一次秘密来到上海，任务是恢复遭到大破坏的党的地下组织，迅速加强力量，迎接正在蓬勃兴起的抗日救亡的新高潮。
夏衍和于伶向他汇报了上海党组织遭到破坏后，几年来同党中央失去了联系，文化界的党员和党外积极分子都处于苦闷和焦急状态中。1935年北平“一二九”学生爱国运动爆发后，全国掀起了抗日浪潮，民心激荡。而上海文化界还卷在“两个口号”的论争中，影响革命队伍的团结。
潘汉年向他们分析了国内外形势，传达了党中央政治局瓦窑堡会议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重要决议精神，使他们认清了大局，明确了目前的任务。
1939年的一个秋夜，上海璇宫剧院后台。上海剧艺社正演出于伶的《花溅泪》。
女演员蓝兰轻轻走到于伶身边，悄声说：
“小开来电话，要你马上到dds去。”
于伶又惊又喜。上海沦为“孤岛，’后，潘汉年作为八路军驻沪办事处负责人，安排好宋庆龄、何香凝、沈钧儒及文化界几位著名人士撤离上海，才同夏衍一起去香港。一晃快两年了，音讯不通，于伶时常惦记着“小开”。
于伶怀着兴奋而又忐忑不安的心情走上霞飞路dds咖啡馆楼上，一眼就看见“小开”正安详地坐在僻静的角落里。
“你们辛苦了。”潘汉年握住于伶的手，用力摇几下，然后放低了声音：“我看报上影剧广告，你们上海剧艺社还在演出。这是个信号，说明没有遭到什么破坏，你本人也还安全。我就试打个电话，不想这么快就见到你。”
“璇宫离这里很近……”
“今天没有别的事，我刚到。要请你设法转一份密件上去，行吗？”
“没有问题。老孙还在，我立即交给他。”
老孙是地下文委书记孙冶方。
又是两年过去。1941年的一个秋夜。
董慧到辣斐花园剧场找于伶。于伶一见阿董出现，眼睛立即发亮了，阿董来准有“小开”的消息。
董慧约他走出剧场，到霞飞路底盖世宫咖啡店坐下，悄悄告诉他，明天下午去巨泼来斯路（安福路）三友浴室定个房间，晚上“小开”和老刘要来找他。
老刘就是当时中共江苏省委书记刘晓。
1941年初“皖南事变”以后，中共中央南方局和周恩来同志，为了防止国民党顽固派勾结日伪对上海中共地下组织和革命力量采取突然袭击，指示江苏省委尽快作出应变措施，保存力量，作长期的隐蔽斗争。潘汉年为此事专程从香港来上海。他同刘晓一起先约于伶谈话，讲了党的部署，询问了有关情况，商量了一些办法。后来，又换了个地方，约了更多的同志讨论了应变方案。
就在这次会面时，潘汉年通知于伶，党决定他离开上海去香港。
同潘汉年交往中的一个个镜头，依次在心头映过。这完全是共产党员之间的革命关系，有什么问题呢？有什么可揭发的呢？
五
过了“五一”节，于伶这间本来探视者不断的病房，突然变得清静了，有时接连几天，除了妻子柏李和孩子们，竟没有一个人来。柏李来时，也是轻声低语，不多说什么。病房里欢快的谈笑声消失了。
小护士倒常常问：
“于局长，怎么这些天来看你的人少了？”
于伶是哑子吃馄饨——肚里有数，只好苦笑一声：“大家工作都忙。清静点好。”
“倒也是。”小护士点点头：“我看你在病床上还要谈工作，也太辛苦了。有的小青年也不识相，人家病在床上，还要一趟一趟来谈什么剧本，真是寻开心！”
“不，不，”于伶微笑摇摇头：“人家也是诚心诚意的。你要知道，写个剧本也不容易。我反正不是什么要死要活的病，不碍事的。看着剧本，谈谈话，也是一种休息。”
话虽如此说，他的心头却不能不感到苦涩，分明人们都已风闻于伶同潘汉年案件有牵连，甚至可能还得到通知，暂时不能来往了。
当然也有例外，那就是一些彼此相知的老朋友。
一天下午，叶以群同志来看望他。
叶以群同样由于潘汉年案件而遭到靠边审查。他满怀忿感，面容惨淡。他想安慰于伶，又觉得此时此地，也不必说什么；彼此的心情，两人都知道，彼此的疑问和惶惑，也是相同的，谁都解答不了。
于伶斜靠在床上，以群坐在床边小沙发上，都不开口，默然枯坐，戚然对视，一切尽在不言中。坐了近两个小时，护士推小车送晚饭来。以群看看手表，站起身，朝于伶望了一眼，轻轻点点头，不辞而别。
望着以群消失的背影，于伶好容易才忍住涌溢出来的泪水。
六
盛夏时节，于伶在病床上读到7月18日报上刊登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工作报告中这样一段话：
“潘汉年、胡风两代表因为已经发现他们有进行反革命活动的证据，常务委员会在第九次会议上和在第十六次会议上根据最高人民检察院张鼎丞检察长的请求，依照宪法第37条的规定，已先后批准将他们逮捕审判。”
这是第一次向全国人民公布潘汉年和胡风已被“逮捕审判”的消息。
7月27日，公安部长在人代会上发言，题目是“全国人民团结起来，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肃清一切反革命分子！”
于伶仔细地读了这个发言全文。读来读去，关于潘汉年的罪状只有这么一句：
“上海市前副市长潘汉年长期间同敌人的特务机关相勾结。”
放下报纸，他感到一阵茫然。
“长期间同敌人的特务机关相勾结”，多长时间？哪些特务机关？如何勾结？
一阵强烈的怀念紧紧攫住他战傈的心。他忽然想起：潘汉年那天到医院来看他时，忘了把药带回去，后来托吴强转送，也不知转到了没有？
七
秋天，于伶出院回家。
妻子柏李告诉他，市委已经来了通知，要于伶好好在家休息，养病，不用再去文化局上班。局里的工作，已经派了别人在负责。
过了两天，上影厂厂长室的秘书送来两大包信件什物，说厂里出了布告，由电影局任命了代理厂长。她又说，前不久，市委宣传部部长张春桥在一个会上宣布，叶以群也不再担任上影厂的副厂长，他被免职了。
那年冬天，下了一场小雪。有天下午，于伶走出家门，沿华山路去静安寺买药，路上忽然遇到叶以群。他们的住处相距并不远。却已有好些日子没有来往了。
靠在路边梧桐树下，低声交谈了一会。雪花轻轻飘落在他们的头发和脸颊上，带来几分清凉。
“你的问题怎么样了？”于伶关切地问。
“前几天市委组织部通知我，说我写的跟‘小开’有关的材料，算是清楚了。”以群低声回答。
“可以了？”于伶露出一些宽慰的微笑。
“说是可以了。”
“那就该安排你的工作了。”于伶拍拍比他略矮一头的老友的肩膀，有点高兴，“大约不会回电影厂了吧？”
“谁知道呢？”以群平静地苦笑一声：“等着吧。也可能安排到作协去。”
“作协也好。”于伶安慰他：“那边熟人多些，还有巴公在。”
以群嘴角挂着一丝笑意，未置可否。于伶只觉得那笑比哭还苦涩，不由得一阵心酸。
以群被分配到作协以后，编了几年刊物，搞了几年理论批评，担任书记处书记和理论研究所所长，还曾被选为副主席，但是始终未能摆脱艰危的处境。一到十年风暴，他立即被作为“周扬文艺黑线代理人、潘汉年同伙”揪了出来。1966年8月2日黎明前，他正在阳台上，看到作协一名“造反派”好汉正坐着公安局的汽车停在枕流公寓门前，准备上楼来捉他。他就毅然决然从六层楼一跃而下，用自己为革命奋斗几十年的生命对眼前这个被扭曲的时代作无声的控诉。
就在以群跳楼的三个星期之后，于伶也被捕，开始了9年的铁窗生涯。
八
1979年10月，第四次全国文代大会期间，有一次在北京西苑旅社食堂外面通道上，忽然有人从后边赶上于伶，对他耳语说：
“知道吗？‘小开’和阿董，都已经去世了。”
于伶愕然，回头盯住对方：
“在哪儿？”
“湖南一个劳改农场。他们一直关在那儿。”
“消息可靠吗？”
“千真万确！”
“什么时候死的？”于伶紧追着问。
对方摇摇头，沉默地跟他走了几步，然后说：“好象就是前两年。”
回到房间第一件事，是打电话给夏衍。
夏衍证实了噩耗，并且告诉他具体日期：1977年4月。地点是湖南省第三劳动改造管教队-江茶场。
电话里沉默了一会，只有轻微的叹息声。
“夏公，你说‘小开’这案子会平反吗？”
“肯定要平反。”电话机里传来夏衍坚定的声音：“三中全会开过了。平反只是时间问题。”
1982年秋天，他又一次住进华东医院的时候，传来了一个使人振奋欢快的好消息：党中央正式为潘汉年平反。
27载沉冤终于得到昭雪了！
“潘汉年同志几十年的革命实践充分证明，他是一个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卓越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久经考验的优秀共产党员，在政治上对党忠诚，为党和人民的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
捧读党中央的文件，于伶禁不住一次次热泪奔泻。
唯物主义者不相信鬼神，不相信人死后还会有知觉，但今天，他倒宁愿相信汉年在九泉有知，能听到党在纠正错误以后终于为自己忠诚坚贞的儿子作出的公正评价。
正邪自古同冰炭，忠佞于今辨伪真。一切对善良无辜的人强加的诬蔑诽谤的罪名终究要推翻，一切对忠贞正直的人制造的冤狱错案终究要昭雪。
他在病榻上挥泪写了十四首绝句，悼念亡友。
九
半年以后，1983年4月，于伶接到上海市委的通知，同刘人寿等几人一起去执行党中央交办的一项任务：到湖南迎回潘汉年、董慧夫妇的骨灰盒，送到北京，在八宝山烈士公墓安葬。
真是使人心酸的历史巧合，他们到达长沙那一天，是4月14日，正是7年前潘汉年在长沙去世的日子。
湖南的同志安排他们休息、参观，去湘潭韶山冲和宁乡花明楼，于伶都有点心不在焉，也有许多感慨。他的心早飞向湘东山区-江茶场了。
于伶坐在汽车上，泪水涟涟。汉年——亲爱的好战友，我们来接你了！他仿佛看到潘汉年夫妇正从那崎岖的山间公路上一步步向他迎面走来。“小开”仍然那样潇洒秀逸，睿兽的目光似看透了人世的一切忠奸正邪，一切虚伪、阴谋和险诈。阿董依旧那样爽朗热情，朴实大方，发出南国女性真情的笑声。
茶场职工默默地将潘汉年夫妇仅有的一点遗物交给他们：一堆书籍，几件破旧衣服，一些零碎生活用品。
潘汉年临终前交待过：他的西服和董慧的旗泡，捐赠给话剧团当演出服装；董慧坐的轮椅，送给需要的残疾人；他的一支笔，给照顾他俩晚年生活的茶场职工家属黄菊珍，他们不可能送钱给那位心地善良的妇女，他们身边也没有钱，只能以这支用了多年的笔留给她做纪念了。
茶场职工再没有提供有关潘汉年夫妇逝世时的细节。他们是在长沙先后去世的。只有一位老职工记得，潘汉年病重送长沙抢救，几天后董慧得到通知也赶去了。临行前，她对邻居说过一句话：“老潘将来会复活的。”
阿董，你说得对，老潘终于在人们心里复活了！
他们回到长沙，在郊外面对湘江的一块荒坡上，找到潘汉年的埋骨处。一块粗糙的木板标志上写着：
77-652萧叔安之墓1977年4月14日病故
妻董慧立
这就是杰出的共产主义战士、功勋卓著的革命家潘汉年的长眠地。
十
3个月后，于伶在《新观察》上读到一篇《潘汉年狱中遗诗》的文章，署名阳江。作者回忆了他在-江茶场结识潘汉年的经过和他们之间的交往，叙述了潘的最后时刻。于伶噙着热泪，一遍一遍地读文章的有关段落，仿佛见到了故人的最后姿影。
“我第一次在湘赣边九龙山区西麓的茶场里看到潘汉年同志，是1976年春节的前一天。场部要举办全场各队犯人的文艺会演，我们几个人在大礼堂布置舞台。休息时，我看到一位消瘦的老人，身穿破旧的藏青毛料衣服，手提蔑织圆篮，拄着手杖，从礼堂前面的小马路走向场部商店。商店里人很多。他站在柜台边的人群后面，让其他顾客一个一个挤到前面买东西，自己在后面等着。子弟学校的一位女教师看到他，让他上前去买了味精、酱油、白糖、花生之类的东西。老人含笑点头致谢。走出店门，他又向一个农村妇女买了一些鸡蛋，蹒跚着走回场部职工宿舍区。这时后边有几个儿童追上来，使劲地喊：‘潘汉年，你买鸡蛋还没有找钱哩！’
我心头骤然一紧，定睛打量，原来他就是潘汉年。
只见他回转身来，彬彬有礼地接过找回的钱，低声道了谢。随后，他的背影便消失在拐角的苦楝子树后面了。
一天傍晚，场部前坪放映电影《大浪淘沙》。我看见潘老推着一位头发斑白的老妇（董慧同志）乘坐的轮椅，停在场部食堂的避风处。当影片中的故事演到北伐高潮来临时，主人公每一次斗争的胜利都使这两位老人高兴，董大姐还报以嘻嘻的笑声。当‘四一二’事变后反动派屠杀革命志士的场面出现时，只见潘老仰望垦空，发出一声长叹。电影终场，潘老在人流的后面推着轮椅，沿着食堂至干部宿舍的林荫道，走到尽头的一栋两开间的小平房前。
22年的冤狱，使他青锋磨尽，虽然意识到平反昭雪是势所必然，但是，他说过，只怕自己等不到那一天。当我利用一个倒班的休息日，再去潘老住处的时候，听说潘老病倒了，场部用救护车把他送往长沙抢救；几天后，董大姐也去了。后来听说，潘老患的是肝癌，于3月23日送湖南医学院第二医院14病室住院治疗。在4月6日以前神志还很清醒，医护人员给他念报，有时念不到十几句，他就不叫念了，要自己看。但他拿着报纸反复浏览一下，又看不下去，脸上流露着失望的神情。因为，粉碎‘四人帮’已经5个月了，却仍然看不到一点足以驱散他忧虑的信息。当他入院治疗时，好心的同志考虑到为了不影响治疗，便向他说明，袭用了他30年代的化名——萧叔安。这对病人精神上的打击，是多么沉重啊！4月14日19点及5分，潘汉年同志含冤逝世。经过解剖检查，他的腹腔与胃部全都是紫血，而肝脏烂得象豆腐渣一样了。”
读到此处，于伶已经泪湿衣衫，泣不成声。
他从心底对那位不相识的文章作者涌起一阵阵感激之情。
火车从长沙车站启程，沿着湘江驶往北京。
窗外是辽阔的楚天，脚下是潇湘大地。
车过汨罗江时，于伶忽然想到屈原。
两千年前，那位忧国忧民的屈大夫遭到谗忌，满怀哀伤，行吟泽畔，终于投身汨罗江的清流。
两千年后，一位忠诚、正直、功勋卓著的革命家蒙受不白之冤，陷身囹圄，终于在可以看得见平反昭雪之日到来的时候，含恨倒在湘江畔。
屈大夫，你在哪里？汉年，你在哪里？上穷碧落下黄泉，你的英灵在何处飘-？
魂兮归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