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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义治疗学并没有将爱情解释作性冲动及性本能的升华的"次级现象"(由原始现象所产生之结果)。爱与性一样是属于原始现象。正常言之，性是表达爱的一种方式。性是无罪的，甚至是神圣的--当它作为传达爱的媒介时。如果只将爱情作为性的副作用，那么我们不会了解它便是两心永相契的体验，也是表达此体验的一种方式。
第三种发现生命意义的途径，是借助于受苦受难。
209 苦难的意义
9 苦难的意义
当一个人遭遇到一种无可避免的、不能逃脱的情境，当他必须面对一个无法改变的命运--比如罹患了绝症或开刀也无效的癌症等等--他就等于得到一个最后机会，去实现最高的价值与最深的意义，即苦难的意义。这时，最重要的便是：他对苦难采取了什么态度?他用怎样的态度来承担他的痛苦?
我下面要引证一个清晰的例子：
有次一位年老的全科医师来看我，他患了严重的忧郁症。两年前，他最挚爱的妻子死了，此后，他就一直无法克服丧妻的沮丧，现在我能怎样帮助他呢?我又应该跟他说些什么呢?我避免直接告诉他任何话语，反而问他："请问医师，如果您先离世，而尊夫人继续活着，那会是怎样的情境呢?"他说："喔!对她来说这是可怕的!她会遭受多大的痛苦啊!"于是我回答他说："您看，现在她免除了这痛苦，而那是因为您才使她免除的。现在您必须付代价，以继续活下去及哀悼来偿付您心爱的人免除痛苦的代价。"他不发一语但却紧紧握住我的手，然后平静地离开我的诊所。痛苦在发现意义的时候，就不成为痛苦了，例如具有意义的牺牲便是。
当然，认真说来，这根本就不算是一种治疗。因为第一，他的失望并非疾病；第二，我不能改变他的命运，我不能使他的妻子复活。但是在那瞬间，我成功地转变了他面对自己不可改变之命运的态度；或在那一刻，至少他了解了他的痛苦的意义。意义治疗学的基本信条之一即是：人主要的关心并不在于获得快乐或避免痛苦，而是要了解生命中的意义。这就是为什么人在某些情况下，宁愿受苦，只要他确定自己的苦难具有意义即可。
不用说，除非痛苦是绝对必须，否则它就没有意义。例如可用手术治疗的癌症，就不应该要病人像背十字架一样平白忍受。果真忍受下来了，那也只能算是一种"被虐狂"，不能算是英雄气概。不过，如果医师既不能治愈这种疾病，也无法减轻病人的痛苦，就应该激发他的潜能去实现痛苦的意义。传统的心理治疗目的在于恢复病人的能力，使他能工作及享受生命。意义治疗法也包括这些，但更进一步还要使病人再获得受苦的能力，因此需要去发掘痛苦中的意义。
关于这一点，美国普渡大学心理学教授Edith Weiss Kopf-Joelson，在其有关意义冶疗的文章上说："心理卫生哲学日趋强调人应该快乐；而不快乐是适应困难的一种症状。这样的价值现应该对我们四周许多由不快乐所引起的不幸负责。"在她另一篇论文中，表达了希望意义治疗学可以"抵制当前美国文化不健康的趋势。当前的趋势是以痛苦为耻而非为荣，因此使得一个人不但不快乐，还要因不快乐而羞耻。"
在有些情况下人可能丧失工作的机会或生话的乐趣，但人永不能排除痛苦的不可避免性。如果勇敢地接受苦难的挑战，生命至最后一刻都仍具意义。换言之，生命的意义是绝对的，它甚至包括潜伏的痛苦的意义。
容我回忆一下在集中营里一次可能是最深刻的经验。众难友之中，历劫而犹能生还的人，不超过二十分之一，这是很容易以正确的统计来证实的。抵达奥斯维辛集中营之后，我暗藏在衣袋中的第一本书原稿，是不可能不被搜走的，因此我必须经历及克服丧失我灵魂之子的悲痛。当时，似乎已没有什么东西能使我继续活下去了，我既失去了身体的儿子，又失去了灵魂的产儿。我发现自己正面对着一个疑问：我是否在这样的情势之中，生命是终极的虚无而无任何意义?
但我发现我如此激动奋力要找寻的答案，已经贮藏在我内，并且不久后就显露了出来。事情是这样的，我必须交出自己的衣服，而继承另一位犯人的破衣服(那犯人在到达奥斯维辛火车站后就立刻被送进煤气间了)。我失去了我的著作原稿，却在别个犯人的破衣服口袋中发现犹太祈祷书中撕下来的一页纸，其中还包括犹太人最主要的祷文Shema Yisrael这样的巧合。我除了把它当成一种挑战，一种要我活出自己的思想，而不光是纸上谈兵的启示之外，又能作何解释呢?
后来几天，我记得自己感到快要死了。但在这种危机时候，我内心的问题与大多数难友不同。他们的疑问是："我们能在集中营内活下去吗?如果不能，所有的痛苦便没有意义。"但困扰我的疑惑却是："所有生命中的痛苦，我们四周的死亡，有意义吗?如果没有，那么人的生命终究毫无意义。如果生命的意义只依赖一些偶发事件--可以脱逃或不能脱逃的偶发事件--那么人生终究不值得一活。"
210 形而上的临床问题
10 形而上的临床问题
(Meta-Clinical Problems)
一位医师愈来愈会面临这个问题：生命是什么?痛苦到底是什么?今天，精神医学家不断遭遇到的人类问题比精神官能症的症状要多得多。昔日人们去见神父，牧师或大师(佛教或犹太宗教中的大师)，当时所问的问题，有些人现在转而去问精神科医师了。因此医师现今要面对哲学上的问题而非仅仅情绪的冲突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