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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腔》并非是写戏台上所唱的秦腔，它解读的是关于中国农村20年的历史，以凝重的笔触，讲述了农民与土地的关系及新时期农民的生存状态。
"你怎么想到要写这么一部长篇？"贾平凹沉思着说："对于西北的农村、农民和土地，我是非常了解的。土地供养了我们一切，农民善良而勤劳。但是，长期以来，农村却是最落后的地方，农民是最贫困的人群。中国的改革开放最早从农村开始，土地承包责任制实行后，农村确确实实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那时到农村去，你能感受到一种蓬勃的有生气的东西，所以我在早期写了《腊月·正月》、《鸡窝洼人家》、《小月前本》和《浮躁》，那真是用发自生命的喜悦和心情去写的。但是这么多年过去了，农村仍滞止不前，出现了更复杂的问题，农民的生存状态是很艰难的。我去过许多农村，尤其是对故乡的事更清楚。对于农村、农业和农民的认识和以前绝不一样，有一种悲凉的东西常在我心头。我忧患，又矛盾，又无可奈何，总想写写我感受的东西。"
在陕西东南，沿着丹江往下走，到了丹凤县和商县交界的地方，有个叫棣花街的村镇，那就是贾平凹的故乡。他出生在那里，并一直长到19岁。"我感激故乡给了我生命，把我送到城里。每一想起故乡那腐败的老街，那老婆婆在院子里用湿草燃起熏蚊子的火，火不起焰，只冒着酸酸的呛呛的黑烟，我有种强烈的冲动要为故乡写些什么。我以前写过，那是整个商州，真正为棣花街写得太零碎太少。我清楚，故乡将出现另一种形状，我将越来越陌生。我决心以这本书为故乡树起一块碑子。"
与《浮躁》式的现实主义、《土门》式的象征主义、神秘主义，抑或是《高老庄》式的自然主义相比，贾平凹认为《秦腔》万变不离其宗，但在叙述角度上、文字上，绝不同于以前的作品。《秦腔》写的是一堆鸡零狗碎的泼烦日子，是还原了农村真实生活的原生态作品。贾平凹在写法上取消了长篇小说惯常所需的一些叙事元素。对于这种写法，作家是要冒一定风险的。
"我不敢说这是一种新的文本，但这种行文法我一直在试验，以前的《高老庄》就这样，只是到了《秦腔》做得更极致。"贾平凹打比方说："在时尚于理念写作的今天、时尚于家族史诗写作的今天，我把浓茶倒在宜兴碗里会不会被人看作是清水呢？穿一件土布袄去吃宴席会不会被耻笑为我贫穷呢？这样写长篇难度是加大了，因为很多读者习惯翻着读，我担心他们会因为'没意思'而将之丢到尘埃里去。因此必须对所写的生活很熟悉，细节要真实生动，节奏要能控制，还要写得好读。弄得不好，是一堆没骨头的肉；弄好了，它能使生活逼真，使作品褪去浮华和造作。"
读书做到中外通吃
贾平凹说自己读的书比较杂，对喜欢读什么书说不上来。"因为读之前也不知道这书到底好不好，适合不适合自己，读了才知道。这就跟探矿一样，有些地方你费了很大劲，折腾了半天，却发现没有矿，但有功劳，至少知道了这个结果。我看书是乱看，有些书看过即忘，有些受用终生，就这样不断地淘汰，不断地选择。"
"我上大学后读的书比较多，《四书五经》虽没有系统看过，但通读了《古文观止》。30年代的作家如鲁迅、茅盾、沈从文的书都看过。相对而言，沈从文对我的影响更大一些，他的作品大气，我觉得我和他的气质相投合。我也喜欢张爱玲、三毛的散文，还喜欢略萨的《绿房子》。不知你有这种经历没有，在林林总总的作家和作品中，有些作品正好撞击到你的灵与肉，让你顺畅地走进作家的心灵，而人人叫好的作品不一定能感动你。这就好比肉是好东西，但不一定人人都爱吃。"
贾平凹说自己的作品"形式是民族传统的，骨子里则崇尚外国文学的东西"。他笑言，进城后自己也找来许多有影响的外国名著来读，对托尔斯泰、屠格涅夫、泰戈尔、川端康成等等都采取"拿来主义"，虽博览群书但"不求甚解"，只寻找人家的长处为自己所用。贾平凹还有一个"怪癖"，就是从不跟别人交流外国文学，因为他从不记、也记不住作品中人物的名字。"那些名字太长了，看书时能把名字跟人对上号就行，一讨论就露馅儿了。"
因父亲的原因，贾平凹及家人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受非人的磨难，使贾平凹小小年纪就对政治产生恐惧。对于公开出版的一些外国文学概论、外国文学译著，他自认其政治成分太浓；一些优秀的外国作品因种种原因并未被介绍到中国，但他自己不懂外语，无法了解，这就让他对《西方绘画史》、《世界美术史》等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艺术方面的书翻译过来基本不走样，艺术没有国界。从这些著作中，我了解了印象派、象征派的绘画技巧，并在自己的作品中加以借鉴。"
贾平凹本人不会说普通话，任何场合、包括做客中央电视台都是一口土腔。他说："听各地人说话，说话本身就是音乐，节奏旋律都在里边。有人说我的语言，读着木木的，嚼着筋筋的。我不喜欢张牙舞爪的语言，我主张憨一些、朴一些，这可能与我的性格有关。从作品的语言可见一个作家的气质、性格，他成长的环境，他的学识修养等等。"在读书中，他也特别留意别人的语言，对汪曾祺、孙犁、沈从文、周作人等大家的语言特别欣赏，但绝不照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