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外交场合的“性开化”(1)

　　在《战国策·韩策》中记载着，秦国宣太后对韩国来求救的使臣尚靳的一段话：“妾事先王也，先王以其髀加妾之身，妾困不支也；尽量其身妾之上，而妾弗重也。何也？以其少有利焉。今佐韩，兵不众粮不多，不则不足以救韩。夫救韩之危，日贵千金，独不可使妄少有利焉？”
　　宣太后在接见外国使臣如此严肃、郑重的场合，公开用描述性交姿势的例子来阐述自己对军国大事的观点，这在后人看来，难免大惊失色。但这件事，恰恰说明了战国时期男欢女爱并不是什么不足为外人道的丢人的事，更谈不上淫秽、下流。
　　《易经》的《序卦》里，有这样一段话：
　　有天地，然后有万物；
　　有万物，然后有男女；
　　有男女，然后有夫妇；
　　有夫妇，然后有父子；
　　有父子，然后有君臣；
　　有君臣，然后有上下；
　　有上下，然后有礼仪有所错（措）。
　　这里典型地体现了中国古代祖先的整体性思维，虽然很不精确，却和西方进化论有某种程度和某种意义上的不谋而合之处。
　　《易经》的《系辞》中更有一段文字：
　　天地洇缊，万物化醇；
　　男女构精，万物化生。
　　这里，甚至把男女的地位提高到“万物”之上了，也就是说，男女的“构精”，导致了万物的“化生”。
　　无论从文字记载还是从考古发掘的实物中，人们都能了解到，人类社会的早期，我们人类的老祖先对男女和“性”的观念还是很开明的。
　　其实这并不奇怪，因为如果一开始就有种种禁忌和压抑，显然是完全不可能的。在从猿到人的转变过程中，劳动是重要的推动力。然而人种进化，必然会体现在繁衍的进化变异上。因此，从猿变人，性关系是一个极为重要的因素。劳动，在使人类祖先逐步脱离大自然的束缚时，在使人类祖先逐步区别于其他动物类群时，必需要在人类自身繁衍——两性行为这一极为重要的部位发生作用。也只有在这一部位的变异，才能使直立行走、择地而栖、使用工具……进化变异的成果得以固化和延伸。
　　的确有人类学家提出自己的研究成果：人类祖先在劳动中，在挣脱大自然束缚的过程中，有一个突出的表现，那就是不像其他动物一样拘囿于四季变换所制约的发情期。
　　性行为的“人性化”，表现了人类祖先最早对自然的反叛性，表现了作为人的性行为，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受人自身主观能动性的支配。这种最初的“随心所欲”，和征服自然的其他努力一样，为其后人的观念形态的心理结构作出了铺垫。
　　男性与女性的交媾，是生命活力、自身繁衍之源。这种早期意识，使人类祖先充分发挥自己业已开掘出来的主观能力去追求性行为，使性行为像其他人类行为一样，从动物性中脱离出来而充满“人性”。
　　这种初期意识，当然地孕育出性观念上的原始的主动意识、开放意识，并在后来演绎为生殖崇拜。
　　古印度民间有祭祀加兰女郎的习俗，祭祀对一位裸体女郎的生殖器顶礼膜拜，祭司则亲吻她的阴部，祭品也必须接触其生殖器后才能分享受用，人们认为这样才能祛病避邪。
　　在非洲、美洲的某些原始部落，舞蹈就是表现性交行为的。人们用狂热而有节奏的舞步扭动身躯来模仿性交姿势，既不感到羞涩，也谈不上什么淫荡，反而是人们喜庆和祈祷的最到位的方式。
　　在古希腊，人们崇尚并美化包括性行为在内的一切人类活动。在古希腊人崇拜的神中，爱神阿佛狄忒是一位被美化的神，她是美和性的化身，在诸神中有崇高的地位。人们认为性活动是一种十分正常的生活内容，就与吃饭、游戏、运动一样，而且是轻松愉快、给人带来肉体、精神享受的活动方式。著名的古希腊改革家梭伦在被选为雅典城邦的执政官后，进行了一系列社会改革，其中一项是创办了城邦妓院，政府可以经营妓院或对妓院征税。他认为让人有地方发泄性欲，可以减少社会上的混乱。况且，只要不触犯私有制，性欲和堕落、情妇、野蛮、下流完全是两回事。古希腊女诗人萨福在作品中曾经这样感慨：“我欲火中烧，如痴如狂”。而伟大的荷马史诗中，两性关系的内容俯拾皆是。甚至特洛伊木马的产生、特洛伊王国的覆灭，也是为了美丽的女子——海伦。
　　古罗马人把性活动看成是一种关系到肉体快乐的事情。他们认为妇女是贞节和崇高的象征。
　　古罗马的保护神就是维斯太女神，他们认为性活动就是为了满足性欲。同时，古罗马人相当重视避孕，有许多医生专门研究这一技术，并取得了相当的成就。从这一点，可以看出，古罗马人的性活动已走出了生育繁衍的目的，而重视性活动的愉悦效果。
　　禁欲最严的中国也有欢喜佛，就是表现性交姿势的佛像。而欢喜佛的意义，就在于以性交而教化恶性、调和善恶，并且还包括鼓励生育的意思。
　　由此看来，人类并非生来就具备谈性色变的特性，而这里，是性观念的问题。在那个时代，人类的活动是神圣、美好、愉快的，也没有什么可以掩盖的。
　　就是在男女之防最严格的中国，性禁锢也不是历来就有的。除了本文开头提到的故事，《左传》中还记载了公元前600年，就是宣公九年的一件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