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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雪红旗(3)

书籍名:《我认识的鬼子兵》    作者:方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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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雪红旗(3)
这段胶片,我至今印象深刻:
风雪交加,没有足够的食物,没有一间屋里生着暖和的火等他们进去休息一下;没有一杯热咖啡,没有一张女人微笑的脸。这些德国兵没有鞋,他们用军衣裹在脚上,缠在头上,扎在腰上,把身体尽可能地缩到衣服里;时常有人倒下,倒下的人在风雪弥漫中一会儿就被厚雪掩盖上。
进攻苏联时,这些德国兵多威风呀,满天是黑鸦鸦的飞机,地面是一眼望不尽的坦克、战车、大炮、摩托、卡车、漂亮的军装、闪亮的钢盔。他们返回时却在饥寒交迫中跋涉了4个月才走回老家。而且留下一路的尸体,一路的悲伤。
这段历史胶片很有意思,它用超过文字百倍的直观效果告诉人们:“苏联人对于战败的德国人是绝对严酷、严厉的。”这种严酷、严厉中国人没给过日本人,如果日本人有良心可以回想一下。不管是人民政府还是国民政府,不管是蒋介石还是周恩来,作为一个国家的中国,给予日本的都是以德报怨。中国人没有对不起日本人的地方。
我在日本6年,没找到采访德国兵的文字,却惊讶地从日本三大报上20多次看到当年的日本兵公开宣称永不忘记中国宽大政策的事例。我都一一做了剪报。我就喜欢这些让中国人读了心里热乎乎的东西。比方最近的一次,是发表在1996年12月5日《每日新闻》上的一篇文章,撰稿者是一个73岁、叫竹市弘、居住在爱元县一宫市的老人。竹市弘在文章中说:“最近香港报纸报道了中国政府的舆论调查结果:中国人最讨厌的还是我们日本人。战后50年,我们日本人仍然被讨厌,这让我心情不能平静。战败以后,当时中国方面有这样的口号,‘昨天的敌人是今天的朋友,决不能虐待日本人’。中国当局对我们的宽大待遇,至今难以忘怀。反过来想,我们这样宽大过中国人吗?”

在庆祝抗战50周年之际,我在日本和中国国内报纸上发表了一些关于采访今日侵华日军老兵的文章。有个曾在《北京青年报》当过记者、现在在日本把中文报纸办得热火朝天的老朋友给我来电话,说:“伙计,我在日本8年,怎么连一个鬼子都没遇见?”我说这和你坐电车时老闭眼养神的习惯有关。你稍微睁睁眼,就会惊喜地发现眼前就站着个鬼子兵也说不定。
这位朋友后来回忆起曾经在加油站打工时,一位日本老人天天给他买几瓶汽水。原因是,1937年在北海后身,天天免费喝中国人做的酸梅汤!我说:“看看!看看!不简单吧?你还说没有?”卢沟桥事变,土话:北海后身,白喝的酸梅汤……不那么简单吧?
我和他讨论了采访目前仍活在日本社会里的鬼子兵的可能条件:
要有新闻敏感,但不一定是记者身份;有不忘屈辱史的正义感;有广泛的社会机会,但不一定是职业记者;有为人随和的交谈方式;有锲而不舍的采访习惯,但不能采用正规方式采访;有丰富的历史知识;有送“外卖”的职业,它能消除警惕;笔译的能力也不可轻视;有写作的习惯。具备以上条件,就完全有可能采访到原侵华日军的老鬼子兵。
我对这位老朋友说,我在打工过程中就曾和十几个老鬼子打过交道,甚至跟其中几个人一起工作很长时间。有的虽不在一起工作也是天天见面,有的人不愿谈过去,我就旁敲侧击,我一周问一个问题,一年就可以提50多个问题,最终可以了解到许多情况。最短的采访对象虽只交谈了45分钟就“炸”了,但对方暴露出来的思想,却是发人深省的。本人无采访动机而偶然遇见的鬼子也不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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