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耳环、鼻环、舌环(4)

书籍名:《我认识的鬼子兵》    作者:方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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耳环、鼻环、舌环(4)
民众心中——否认历史造成日本无能
1960年6月,北京,我和毛泽东对面而坐。在我们去他的办公室所经过的院子里,玉兰花散发着浓郁的香味,在漆黑的午夜显得格外洁白。这是我记忆中印象最深的景色。
毛泽东只谈与他著作中的语录有关的事情,此事只有当时25岁的我知道,而他最热情的读者却不知道。周恩来坐在他旁边,面朝毛泽东。毛泽东不停地吸烟,每当他把手伸向听装“熊猫”牌香烟时,周恩来就轻轻地把烟推开一点。
午夜进行的这次谈话旨在鼓励我们这些作为正在同日美安全条约“斗争”的日本“人民”的代表——尽管我们是不是真正的代表值得怀疑——从东京来的作家。访问期间,我们这些单纯的客人,每天都围坐在摆满食品的桌旁,不知道那是革命以来出现的最严重的歉收和饥荒年。我们还访问了南京郊外的一个人民公社,听一位老人讲述,他是怎样藏在一大堆被日军屠杀的农民尸体中才保住了性命,他身上还带着当年的创伤。
假如我直接面对中国人,不是在毛泽东的会客室,也不是在文化官员带领下参观的人民公社,而是在一个被日军铁蹄踏平的村庄,那我会受到什么样的对待呢?入侵中国的不光有军队,大批平民也去过那个大陆,梦想开创新的生活。日本战败之后,其中的许多人回国时遗弃了自己的孩子。这些不幸的孩子有的被中国农民收养,活了下来。当时我也不知道这些人。
中国人不会忘记他们的痛苦经历,他们一代又一代转述的故事也绝不可能被人淡忘。类似的事情也发生在朝鲜、菲律宾和亚洲其他国家。还要考虑到像荷兰人那样的欧洲人在其亚洲前殖民地所遭受的苦难。所有这一切都超过美国人在突袭珍珠港中所受到的损害。日本政府所希望的那种忘却怎么可能实现呢?
今年初,我同诗人金芝河及韩国其他知识分子一道在汉城参加一个会议。我在那里表示,尽管日本人还没有完成对全体朝鲜人民的赔偿,但希望为建设两国人民共同的未来作出某种努力。韩国人的回答是,他们承认,有些日本人是有良心的,但是他们永远只占少数。
会议结束之后,我作为一名日本小说家,得到了一个向汉城市民发表讲演的难得的机会。我的讲演结束后,听众提出的第一个问题就是:“我们欢迎原子弹轰炸广岛、长崎,给日本军国主义敲响了丧钟。我们仍然持这种态度。我们无法理解,你们为什么要批评那次轰炸。如果你们不肯给‘慰安妇’以赔偿,从何谈起原子弹受害者的痛苦?”
大韩民国和日本公民举行这种对话的机会十分有限,日本和朝鲜*主义人民共和国公民举行对话的机会更少。中国和日本公民几乎没有机会直接交谈。中国人拒绝举行对话在意料之中,但是在日本人民复杂、执拗的思想中,也能看到某种拒绝对话的态度。
日本知识分子觉得,日本对中国人的赔偿还没有完成。他们觉得,日本没有再次作出努力,对日本同其邻国实现真正的和解施加影响。
我无意贬低自愿在亚洲各国工作的日本医生、工程技术人员和青年作出的努力,但是,即使是这些令人尊敬的日本人,也不能完全摆脱受害者的心理创伤。这种创伤是不能通过道义上的奉献来治愈的。
日本要在21世纪的亚洲成为一个真正的伙伴,而不是一支新的同西方抗衡的经济力量,就必须建立一个基础,使自己能够批评邻国,也能听到邻国的批评。为此,日本必须为其侵略行径道歉,并提供赔偿。这是一个基本条件,得到大多数有良知的日本人的赞同,但是也遭到保守党派、政府官员和工商业领导人组成的联盟的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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