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遗梦（1）
山西遗梦（1）
一
我在报社工作印象最深刻的日子，应该算是在《读卖新闻》北京支局工作时的一天，这一天上午：日本记者让我给巴金先生家去电话，问他：如果被评上诺贝尔文学奖，将作何感想。
这一天下午：和日本记者一同去北京西单商业部大楼三层，采访商业部长胡平先生，请他预测一下，将来日本的商业集团是否可以步入中国经济领域，为中国的经济腾飞贡献力量。
这一天晚上，在北京多味斋饭店采访刚从县大狱刑满释放出来的8位北京青年。问他们新生活的现状，和对将来的憧憬，政府是否帮助他们。
这三批采访对象实在有意思，文化层次、社会地位、教养文明大相径庭。巴金先生儒雅可亲，胡平部长严谨慎重，而8位北京青年则豁达随便。
当问到“各位能否说说，进监狱前犯过什么罪？”时，8位青年脸色顿时由晴转阴。他们拍着我的肩膀说：“哥儿们！你转告日本记者，再问类似这些让人难堪的问题，我们哥儿几个就颠儿丫子啦，咱哥们儿可不是没见过吃喝的人物。”
这是我采访工作中遇到的第一次尴尬。
我没学过新闻专业，但只这一次尴尬，就使我体会到“采访”的艰难、非同儿戏。尤其是采访连被采访者自己都认为是不可告人的“隐私”时，就更难。
采访原侵华日本军老兵，也是一件相当困难的事，包括日本记者去采访都会遇到很多困惑。“侵华战争就是犯罪”，这实际上是全体日本国民的鲜明意识，尽管他们的表现方式分为两种：忏悔——认罪；瞎编——抵赖——不认帐。对当年的日本兵而言，尽管罪恶的产生有其历史、社会环境等诸多因素，但向别人谈及罪恶时，都是竭力回避的。因为，所谈内容不管被哪一位记者发表了，都可能导致要承担法律上或道义上的责任。因此，老日本兵宁可把罪恶带进坟墓化做泥土，也不乐意向任何人提及。
送外卖使我有机会走进成百上千个日本家庭，有机会迈入机关、学校、工厂、寺庙、妓院、商场、赌场、警察所、消防队、日本自卫队、黑社会组织，有机会见到职员、教授、木工、僧侣、*、流氓、军人、主妇、政治家、消防队员。他们有的文雅、有的粗俗，有的丑恶、有的善良，有的独身、有的同居，三教九流，形形色色。
送外卖给我的良机就是能更多地采访侵华鬼子兵。
当年的侵华日军在日本大约还有30—40万人活着。他们已是老之将至，疾病缠身。按照自然界的生存规律，他们正像初冬野外的荒草那样逐渐枯黄、凋谢。他们从中国土地上带回去的罪证，将随着他们一一离世而永远埋进坟墓。所以，趁他们还活着的时候，弄到他们侵华时的日记、照片、物证，了解他们对那场战争的看法和今日的心态，就成为我在日本留学时的一个重要任务。
采访、了解侵华老军人要求我第一要随和，第二还是要随和。只有随和才能随便聊天，才能建立友谊，才能放松他们的戒备。而采访当年杀人放火的鬼子又不能带上录音机、照相机和笔记本，因为采访“光荣”和采访“罪恶”会有不同反应。谈话中许多重要的数字、事件、细节、时间、地点人物，急需记录下来时，我就用开发票的笔，把关键内容简要速记在工作服上，下班之后，再详细誊写到笔记本上。我可以一边和人聊天，一边在袖子、裤腿上漫不经心地写字。有的老鬼子对我的行为表示警惕，我就只谈不记，专神倾听。